赖炳荣：“双赢”在中国改革开放

　　□记者 冯禹丁

　　我认为一名外企领导人，对中国，要有诚心、爱心和耐心，要有一颗“中国心”

　　是老高尔文一段话打动了我。他说，你是华人，你又不愿意去美国生活，在亚洲做到最高层，你还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中国现代化是一个这么大的舞台，你能参与其中尽情发挥不是更有意义吗？

　　这么多年，我最大的失败就是错看了马云

　　引退6年之后，64岁的赖炳荣忙碌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年任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总裁时期。“研究发现，过早退休对健康不利。”他对身边嗔怪他闲不住的赖太太说。目前，赖炳荣在中国创办着两所学校，常在中国、美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间飞来飞去。阳光明媚的上海3月初春，利用在沪的半天短暂逗留，他与《商务周刊》畅谈他亲历的中国改革开放。

　　按照赖炳荣自己的划分，目前从事教育活动的他正处于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为理想而生活的阶段。前两个阶段分别是“为生活而工作”和“为工作而生活”。第一阶段的截止期是到50岁，这一阶段出身马来西亚华人家庭的他在1972年，即英特尔创立4周年时便加入英特尔公司，与安迪·格鲁夫、贝瑞特和欧德宁成为朋友和同事，后来他官至英特尔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50岁“知天命”那一年，在摩托罗拉追逐一年半之后，他被老高尔文一句话打动而加盟摩托罗拉(中国)，从此迈入了第二阶段，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亲密接触。

　　1994年他以“创业”姿态赴任中国，正值中国改革开放10年之后遭遇资本投入不足的发展瓶颈。一系列旨在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法规、税收倾斜、国民待遇等条件向跨国企业们发出邀请，赖炳荣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洞见者和机遇“猎手”，他顺势而为，超越“大市场”的传统定位，将摩托罗拉的制造业务和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使之超越德国大众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早和最大受益者之一。

　　赖是最早读懂中国的外企人士之一。他庄严承诺“不从中国带走一分钱”，拿出实实在在的技术和真金白银来换市场，在天津搞“样板工程”，把元器件供应商遍设全国，以及先政府之忧去中西部投资等等智慧之举，也令赖氏得到中国政府的欣赏和支持，他本人受到许多政府领导的敬重，并在文化、体制与思维都截然不同的跨国企业和中国政府之间多次成功的展开沟通、斡旋，努力搭建中美之间的桥梁。

　　最终，赖的“双赢”承诺得以兑现：他在任期间，摩托罗拉全球赢利的年份寥寥，摩托罗拉(中国)却是唯一始终赢利和高增长的区域性公司，并在摩托罗拉总部的最危急时刻施以援手。它在通信设备和手机终端市场扭转战局，压倒诺基亚和爱立信。2002年赖炳荣退休时，摩托罗拉(中国)实现销售收入57亿美元，占其全球销售总量的14%，中国成为其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和第一大制造中心。

　　正是在摩托罗拉(中国)和德国大众等企业的示范效应下，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FDI接受国，中国经济开始起飞。最令赖欣慰之处，是他当时的人才本地化战略的硕果：当今活跃在ICT行业的大多数外企中国区高管，都出师于当年摩托罗拉培训中心。

　　现在坐在《商务周刊》记者面前，还是他一贯的健谈、热情爽朗、活力四射，他自称这种风格为“Nothing to hide”(无所隐瞒)。谈话中，打开了话匣子的赖炳荣始终意兴盎然、知无不言，其间率性品评人事周旋，细述历史细节，或是挥手大骂他眼中“没用的东西”。

　　“在中国做事必须胆大心细，凡事都有风险，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坚定的立场和原则，用‘心’做事，做‘对’的事。”在任8年间，光赖炳荣先斩后奏，不经总部批准而擅自在重要场合“临时”宣布的决定就有：承诺5年间投资中国10亿美元；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对媒体公开表态“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任命郭可尊为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院长，此举令他的上司和郭可尊本人当场惊讶的合不拢嘴。

　　然而更出人意料的是，在所有这些三番五次的“闯祸”之后，胆大心细的赖炳荣一方面总能在事后证明他是正确的，而且在此之前还能全身而退毫发无损。“的确，那是一门艺术。”他说。

　　即使放到今天，关于赖炳荣的故事仍然是传奇。他多次对摩托罗拉总部说“NO”，却在跨国公司内部获得无人可及的权力边界与谈判力；他被称为“政治家+外交官”，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又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利益代言人；作为一名外籍企业家，他被授予在华永久居留资格；他首倡和执行的“本地化”战略与“双赢”理念，改变了存于很多国人传统思维中的外资等于“掠夺者”的成见。他的告诫—“了解中国文化，尊重中国国情，不能自以为是”成为经典的跨国公司方法论。后来者如西门子、英特尔、惠普、微软等莫不效仿之。

　　赖当时领导的MOTO中国，还是跨国公司中最早在中国积极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先行者。2001年中国入世前夕他派出公司员工，到美国国会山去挨家挨户敲议员的门: “你可以给我5分钟吗？你对中国有什么疑问，我可以回答你。” 他带领摩托罗拉(中国)每年向“希望工程”捐款，建了30多所希望小学，亲自收养数十名孤儿。

　　赖引退6年后的今天，摩托罗拉正遭遇华尔街激烈的批评，过去的几年中它想保住手机市场老二地位的努力未获成功。2007年它亏损4900万美元，手机产品的市场份额也不可遏抑的被三星超越。在中国通信设备市场，华为崛起，爱立信、诺基亚“王者归来”，80岁的摩托罗拉老了。赖炳荣感叹、伤心而又无奈，2005年辞去摩托罗拉顾问一职。他和太太曾把摩托罗拉比喻成“联合国”，“‘联合国’改组了，高尔文家族不当权了，我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当《商务周刊》最后请他评价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时，赖炳荣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深情地说，“作为一名华人，我以中国为荣。”所以，他把自己“为理想而生活”的人生第三个阶段，致力于在中国从事教育活动。

　　在中国要有一颗“双赢”的心

　　《商务周刊》：首先想向您核实一件事，听说您在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后，未向总部请示便向媒体表态，“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并且说服当时的摩托罗拉全球总裁盖瑞·吐克来华向中国道歉，确有其事吗？当时情形如何？

　　赖炳荣：是的，当时看到这条新闻，第一感觉是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炸了也不承认错误不道歉，当时心头感到一种悲愤。正好这时候一位记者朋友打电话给我，我当时没有时间思考和请示，就说我代表我个人表态，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

　　讲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来上班，摩托罗拉对外关系部的副总裁，一位美国大使馆参赞出身的美国人就堵在门口问我，为什么不请示不商量。我们的公关部经理周忆在门口问我说，赖先生，是不是媒体弄错你的意思了。她想帮我下台阶。我说没有弄错，她当时的表情是捂着嘴大惊。

　　我说召集他们到我的顶层办公室开会。首先我表态是我说的，那是我心底的话，也是中国人心底的话。为什么不请示不商量，我说我第一天上班就提出要打造“双赢”的平台，要用心来做事，我的心认为这件事是不能原谅的。当发生这么大错误的时候，我应该表态。公司会不会同意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说我认为“对”的话。

　　最后我怎么向我的老板交代呢？我就问一些员工，你们是中国人，你们是什么感觉。他们说我的表态让他们可以面对国人。我说你们的感情不要太含蓄，写我一封邮件吧，也算是给我承担这么大风险的一个安慰。于是我的邮箱爆满。然后我把这些邮件转发给老板。最后给老板打电话，告诉他这个事情，说你看看员工的人心所向，我们一直讲要做中国人的朋友，那不是说说的，关键时刻风雨见真情，我们对员工要有所交代。最后盖瑞亲自来中国，对吴仪副总理表示道歉。

　　我认为一名外企领导人，在关键时刻应该怎么来做人、怎么做事，关键是要“用心”，你心的方向如何，就如何做。我说对中国，要有诚心、爱心和耐心，要有一颗“中国心”。我把领导艺术分为五层空间，第一层空间：愿景和想法；第二层空间是激情；第三层是系统和制度，否则就发白日梦了；第四层是以防万一；第五层才是未知数、命运。你如何把未知数控制到最小。

　　比如我要做本地化，这是一个想法，我很有激情很用心去做，然后我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去做，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如何去应付，然后把不利的可能性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永远要做一件事情的主导，不要让事情来主导你，不要怨天怨地。

　　《商务周刊》：现在回头看，当初您从英特尔跳槽到摩托罗拉(中国)来，是否是您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那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吗？为什么在知天命的年龄还要放弃英特尔亚太区总裁的位置来做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

　　赖炳荣：我认为人生有三个阶段，开始是为生活而工作，等到了50岁时，我已经在财务上没有顾虑了，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个阶段是为了工作而生活。第三个阶段是为了理想而生活。

　　当时老高尔文(时任摩托罗拉董事长)一段话打动了我。他说，你是华人，你又不愿意去美国生活，在亚洲做到最高层，你还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中国现代化是一个这么大的舞台，你能参与其中尽情发挥不是更有意义吗？这句话打动了我。

　　这之前他们追逐了我整整一年半，我都不答应。我当时是英特尔高级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是英特尔高层中唯一两名华人高级副总之一。1992年末，我太太荣升摩托罗拉全球副总裁，当时摩托罗拉和英特尔是竞争对手，她在通信部门我在半导体部门。他们内部研究之后邀请我参加她的升职庆祝会，和他们所有的董事会成员坐在一起。

　　当时他们一名董事问我，说摩托罗拉要在中国大展拳脚，你怎么看中国？我说在中国做事要成功很容易，说难也很难，就一个字“爱”。他开始还以为我在说笑话。我说具体来说，要有分担、有分享，你先要问自己在中国能分担什么？就是资金和技术。如果你愿意和中国分享资金和技术，那么中国能和你分享什么？市场。

　　但具体的风险分析很复杂，中国愿意和你分享什么市场？，可以和你分享什么市场？有的市场中国不得不与你分享，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太落后了，有紧迫的需求。当跨国公司的技术和中国的需求能结合起来，就会有市场。在中国要成功要有一套不同的思路，和全球都不一样。

　　第二天，摩托罗拉人事部主管来找我，说董事会对我的评价很高，认为我的观点很有前瞻性，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我说我是来庆祝我太太的荣升，不是来找工作的。后来摩托罗拉的CEO乔治·费舍尔亲自来找我谈，我还是拒绝。

　　他亲自来和我谈，我还是拒绝。因为我在英特尔做得很好，领军整个亚太。英特尔1968年创立，我1972年就加入任工程部经理，与所有高层都熟识，格鲁夫、贝瑞特都是我的老板，欧德宁曾经是我的同事。所以有这样的关系，我在英特尔内部有影响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没有理由离开。

　　3个月后，费舍尔又来槟城，参观我的英特尔工厂，看到有康乐中心、运动场、游泳池和幼稚园等，他很惊讶，因为他和安迪·格鲁夫是好朋友，他说安迪怎么会容许有这些东西？这不是他的思路，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说安迪是偏执狂，他不让员工有工会，我说不要工会很简单，那我就搞这些，让员工不需要工会。让人们看到有工会的死气沉沉，没有工会的反而活力四散。费舍尔看了我管理的企业，更决心要挖到我。

　　后来他离开摩托罗拉去柯达了，他的继任者盖瑞又来游说我，我还是拒绝了。他问我到底要如何才肯过来，有什么需求可以写下来，我开玩笑说我又不是求职，为什么要写。然后他就找了剑桥大学一位研究企业文化的教授专程来槟城，在一个酒店和我聊了一个周末，谈在中国的发展思路。

　　我讲的就是一定要有爱心，有诚心还要有耐心。我说欧美公司习惯于自以为是、先入为主，我在英特尔还有发言的余地，因为我还能亲自去和格鲁夫沟通，所以我不可能过来。我还给了他们一个建议：去到一个国家要先学习，了解文化政策国情，要做好高层关系，要了解领导人的思路，同时要了解地方上想要什么。了解了之后，不要先入为主，要尊敬和尊重。

　　我们的谈话内容被摩托高层看了以后，特地派了一个负责战略的执行副总裁，又飞到新加坡来找我，说对我在中国发展的思路全面赞许。我还是拒绝。后来有一次我去美国，老高尔文先生亲自见我，见面后就是他的那一句话打动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