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其中超前的思维与实践的断裂，不仅仅是南德的悲哀，也是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深刻警示

　　文 本刊记者 张驰

　　无论你是否喜欢他，在被捕入狱前，他被公认为是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有个性、最富争议的民营企业家；入狱后，又成为最不服输、最不气馁、广受社会关注的囚犯。

　　他就是牟其中。

　　让牟其中声名大噪的，是飞机易货贸易。上个世纪90年代，牟其中掌舵的南德集团用上千车皮的中国轻工业品换回了4架苏制T-154型飞机，成功地完成了中苏(俄)间当时最大的一笔民间单项易货贸易。在这次生意中，南德集团以少量的投入，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回报，企业随之走向了巅峰，牟其中也因此被戴上了“商界奇才”的光环。

　　此时的牟其中并不满足，有飞机易货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作保证，有不断积累的勇气与信心，只要筹划得当，没有牟其中与南德做不成的事。

　　于是，剑指卫星发射、倾力投入满洲里的开发，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现在看来，这两个项目的实施，虽印证了牟其中的魄力与战略眼光，但也是南德商业帝国轰然倒塌的诱因，在这两个项目操作的关键时刻，个性张扬却又谨小慎微的牟其中，还是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信用证诈骗的漩涡，第三次走进了熟悉而又陌生的高墙之内。

　　风雨前半生

　　牟其中前半辈子与数字“三”有着不解之缘：其父名叫牟品三;坐了三次牢;300元钱起家；办了三件大事:飞机易货、卫星发射、开发满洲里。

　　“牟其中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与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脉络惊人地相似，唯有不同的是，中国经济腾飞了，老牟却被关了起来。”南德集团的诉讼代理人夏宗伟不无慨叹！

　　1940年6月19日，牟其中出生在四川省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一个中等经济水平的商人家庭。

　　在牟其中的记忆中，其父牟品三是一个聪明、勤奋、正直、又有公益心的生意人，耳濡目染，牟其中的童年与一般的孩子相比，多了几分商业的熏陶。“这种熏陶给我后天的成长埋下了伏笔。”牟其中曾经总结过自己的童年。

　　1980年2月13日，牟其中在当时的万县市注册成立了“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公司的全部家当包括牟向亲戚借的300元人民币，以及向别人借用的一张饭桌。

　　“‘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算得上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成立的私营企业之一。”中央党校一位经济学教授曾对南德集团有过专门研究。

　　“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成为牟其中进行商海实战的第一个试验田。后来，这个实体先后经历了“中德商店”、“中德公司”等演变，到了1988年，公司正式定名为“南德经济集团”，此后便沿用了下来。

　　此后，牟其中揣着300元钱，准备到外地开拓事业，他把事业发展的第一站放在了重庆。

　　在那里，牟其中开始了他的座钟生意。

　　今天看来，他做生意利用的是当时银行结算、汇兑等不同金融产品的时间差，解决了企业的流动资金问题，挖掘出第一桶金，这就是牟其中著名的“空手道”理论。

　　“用很少的投入，利用现代信息制度和一系列分散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就可以完成投资巨大的项目，借用竞技体育的一个名词，名曰‘空手道’。”牟其中曾在一篇文章中较为系统地表述了他的商业操作模式理论。

　　但命运又与牟其中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当时因为赚的钱太多，牟其中被有关部门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再一次入狱。

　　“牟其中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建立起来的企业，其操作手段与经营方式，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严重的冲突。”中央党校的那位经济学教授分析牟其中再次被抓入狱的原因。

　　巅峰与滑铁卢

　　1984年8月，牟其中被平反，其后他又用了他的“空手道”理论做成了冰箱生意。这笔生意为南德集团的国际化积累了两个条件：一是资金，为以后的飞机贸易准备了启动资金；二是经验，为国际化生意的拓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中苏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两国的经贸往来活动日益频繁。在此前后，牟其中已经对国内、前苏联、东欧等国作了相对系统的商业调查研究:当时苏联正极度缺乏轻工、食品等生活用品，而中国因经济一度过热，导致大量轻工业品过剩、积压；国内与苏联实行的是条块分割的经济体制，国家行政部门与官办企业对跨行业、跨部门的业务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这里面有个“权利真空地带”。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太远，苏联同西方打交道比同中国打交道要困难得多，共同的意识形态追求也使苏联更愿意同中国合作；两国都缺少硬通货，使对方在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上比任何国家都有积极性。”牟其中在《历史性的机会与我们的选择》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了易货贸易的可行性。

　　当年十月，南德集团与前苏联达成了以易货贸易的形式购买T-154客机和航空器材的协议；年底，双方在北京终于签订了正式合作的《备忘录》，随后，便有了前文所说的以上千车皮换回4架T-154客机的经典之作。

　　“牟其中以他特有的商业敏感，抓住了一种历史特定阶段才有的机遇，南德从此一步登天。”曾深入采访过牟其中的资深媒体人士李慰饴对此评价。

　　“飞机易货”的一举成功，让牟其中与南德集团在积累名与利的同时，更进一步积累了做事的勇气与信心。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这不是牟其中的首创，但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他认为自己必须不断创造新的奇迹，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抉择后，牟其中决定：做卫星。

　　这一决定，使人们在对这位敢说敢做的个性企业家充满着期许的同时，又存在着疑问：他能干成吗？

　　事后证明，牟其中干成了卫星事业，如果不是一场变故，他会干得很好。

　　1993年12月28日，南德与俄罗斯合作，成功地发射了“航向一号”电视直播卫星。

　　于是，从1994年起，南德集团就开始做航向系列卫星了。

　　1995年，国家实行紧缩银根的经济政策，这对开展卫星业务、需要大量资金的南德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没有钱，你步履维艰。”南德集团一高管回忆当时的场景。

　　当年的春天，牟其中几乎天天召集中层管理人员开会，主题只有一个：筹钱。

　　不久，航向三号卫星制造即将完工，并准备发射，对南德集团来说，卫星项目势在必行，他们必须向国外发射机构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发射费。

　　这笔发射费对当年的南德来说是笔巨款，急需用钱的牟其中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这时，一个叫何君的人出现在牟其中的眼前，对方表示愿意提供资金助南德渡过难关。然而，这笔钱却把牟其中与南德拖向了无底的深渊。

　　1996年8月，公安机关在对湖北轻工“骗开信用证套汇”的问题进行调查中发现，南德所用的资金与这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牵连在所难免，不过，牟其中想都没想到自己会因此第三次身陷牢笼。

　　反思、反思、再反思

　　“牟的商业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超前而又孤独，我们现在无意点评老牟每一次坐牢的孰是孰非，但他的每一次行为，总是走在当时的环境和制度的前面，这就是先行者的悲哀和需要付出的代价。”南德集团的法定诉讼代理人夏宗伟总结牟其中的前半生。

　　“牟其中是一个个性十足的企业家，同时他又是一个凡人。”法学家何家弘先生作了言简意赅的点评。

　　他认为，牟其中身上体现了中国早期一代民营企业家共有的特性：敢想、敢干，能吃苦、任劳任怨。但同时又认为，浮躁是这一代企业家的通病。

　　想当年，牟做飞机贸易、发射卫星都是经过反复论证考察并积累了相应的专业人才后才具体付诸实施的。但飞机贸易做成以后，牟财大气粗，投资了很多项目，行业跨度惊人，让人眼花缭乱，违背了“专”、“精”路线，以及“慎行”的原则，结果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直至元气大伤。

　　长期研究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闻义风(化名)更愿意从时代背景表达他的看法。他认为：发生在牟其中身上的情景悲喜剧，既是一个偶然的个案，又有其必然的结果。

　　闻义风把牟其中比作为“一个悲情的探索者”，第一次坐牢，是因为他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牟其中与他的伙伴认为，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商品生产的社会秩序，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中，无疑是异端学说，他们的牢狱之灾也随之而来；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路线刚刚确立，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处在计划经济发展的体系中，牟利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操作手段做生意，已经打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商业环境，打破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牟第二次进监狱在所难免；“信用证诈骗”是牟第三次入狱的罪名，信用证的担保与支付，虽然在国际上已经流行了好多年，但牟其中案是国内关于信用证诈骗的第一起案例，正是因为没有先例，直接导致了司法界、理论界对此案的争议，争议的结果是2006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后来的案件审判指明了方向，按照这一新的规定，即使原起诉书中认定的事实属实，南德集团和牟其中也应是不构成犯罪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法律的变迁，总是滞后于时代潮流的发展方向的，社会的进步，既需要自我调整与适应，也需要外力的推动；实事求是地说，牟其中无意于充当整个社会发展的急先锋，他只想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能先行一步，给后来者提供一个经验或是教训，唯一需要的是社会对他的宽容。”资深传媒人王有为表示。

　　一个开放的国度，一个更加理智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来说是个福音。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着这些可喜的变化，未来，我们是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