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建构新农业帝国

　　关于刘永好，似乎误读一直多于正解，比如说出身贫苦、兄弟分家、与民生银行董事会的势不两立等等。其中，最大的误读莫过于刘涉足地产、金融行业之后给外界造成的“不务正业”的印象——依靠农业起身并发家的刘永好真的会把自己的财富重心都放到利润流和现金流异常汹涌的暴利行业吗？

　　“你们猜错了！”在创业整整25年之后，刘永好以坚定的语气告诉人们：不仅我的过去来自于农业，我的未来同样押宝于农业！

　　一个建构中的农业帝国正在刘永好面前徐徐展开……

　　采访_方浩、周红玉 摄影_邸晋军

　　“若干年之后有人提起刘永好的时候，你希望人们怎么称呼你？”面对《东方企业家》的最后一个问题，刘永好沉思几秒钟之后，脸上露出了一丝自信的微笑：“为现代农业作出一定贡献的企业家。”

　　不提地产商，不提金融家，更不提富豪榜。尽管其中任何一个称谓都会使访谈的内容充满故事性甚至传奇色彩，刘永好还是对这些概念进行了针对性的穿插、引用，而使用价值必定指向让这个中年男人再度兴奋的主题：农业。

　　没错，刘永好回来了。尽管一再声称自己从未“离开过农业”，但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个两年前还在幸福地抱怨“干一年房地产等于干十年农业”的“过客”地产商；也是2007年上半年就从民生银行获益达到1.7亿元的大股东，而正是基于以上成绩，使得他几年来一直稳定在中国各类富豪榜的前列(2007年福布斯榜第12名、胡润榜第14名)。纵观针对中国企业家的富豪榜诞生以来的上榜富豪，也仅仅只有荣智健能够保持这种稳定性。

　　在最好的时光选择回归，这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被书写中国商业史的作家们颇为得意地写道：这个家伙是那个敛富年代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代表人物……

　　但是，更吊人胃口的野心还在后面。在重新把主要精力投放给农业之后，刘永好这次为自己也为新希望设定了一个更为清晰也更为张狂的目标：十年之内把新希望打造成一个年产值超过500亿元的农牧业产业帝国。如果需要具象地了解刘永好的野心，他会告诉你，将来要让全国13亿人民每人每年吃上一只新希望生产的鸡。当然，在实现这个宏大目标之前，新希望首先需要赶上全球最大的肉类加工商美国泰森食品有限公司20亿只鸡的年产量，“2007年我们的产量刚刚超过5亿只。”刘永好承认，目标很大，难度不小。

　　事实上，摆在刘永好面前的难题决不是可不可以怀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商业愿景，一个现实问题是，在胆量和产量之间如何达到商业逻辑的无缝对接。换句话说，当刘永好再次把农业树立为其多元化布局之中最核心的产业之后，他在这个核心产业之上如何构建它的核心竞争力？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次该轮到农业大发展了。”刘永好像发现了金矿一样兴奋。

　　误读背后自从成名以来，作为富豪的刘永好几乎就一直被树立为8亿农民当中“脱贫致富”的典型。这也难怪，其赖以发家的第一桶金正是只有农民才会涉足的饲料业，再加上刘氏兄弟共同创业的艰难心酸，更契合了外界对中国农民致富形象的原始想象。毕竟，只有这种想象才能满足人们对“奇迹”或“传奇”的一贯理解。

　　“我对农民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是我事业的根基，但遗憾的是，我本人并非出自农民家庭。”尽管表示遗憾，但看得出来，刘永好对他的家庭背景同样深感自豪。“我父亲是我们县农业局的局长，一辈子都在研究农业问题，不幸的是在‘文革’后期就去世了；母亲是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师，正是她带领我们兄弟几个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研究并经营起了农业。”刘永好告诉《东方企业家》，在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养鹌鹑，“我负责销售，母亲负责坐店；她当政委，我当司令，我们把鹌鹑卖到全国。”

　　据说，在母亲去世之后，刘氏兄弟在四川老家还为她建造了一座雕像，用刘永好的话说，这是感恩：不仅是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也是感谢她的引导之恩。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无疑让刘永好对农业和农民有了更为复杂、更为多元的感情：与其说是在创富，不如说是在延续一种使命。

　　所以，尽管后期新希望集团的多元化之路让刘永好尝到了不少甜头，并让外界对其主业与副业之间的轻重关系产生怀疑，但刘永好最终还是认识到了农业之于他以及新希望的重要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认识首先来自于刘对新希望长远发展的一次“误读”。

　　“这是我首次对媒体披露。”刘永好告诉我们。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美国一家全球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邀请刘永好访美，这是一家在纽约上市的企业，刘永好参观完它的工厂，对其先进的研发技术和经营水平赞不绝口。晚上这家企业的董事长在自己家里宴请刘永好。随着交流的深入，对方向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换股计划，即让新希望在中国的所有业务都注入他们的上市公司，然后刘永好占其中30~40%的股份。刘永好听罢非常兴奋，但当他回国之后，对方把方案发过来要求查看新希望近三年的财务报告，以便了解未来股权的格局及发展前景的时候，刘永好傻眼了。

　　原因很简单，当时的新希望根本就没有什么财务报告的概念，更谈不上规划什么远大前景，刘永好不得不放弃。“那个美国董事长很奇怪，问为什么我会不同意，因为他开出的条件已经很优惠了。我们算了一下，如果新希望并进去，我们对应的价值至少30亿美元。”刘永好解释说，由于以前没钱，公司成立的时候注册资金很小，成立之后大家又相互之间投资，很不规范，产权管理、财务管理都很乱，根本没有整体和长远考量。

　　这件事对刘永好触动很大，他发誓一定要规范，按照国际惯例去做，从治理结构、产权关系，再到法律体系，都要做规划并做到规范。“最重要的是，不仅要相信你所从事的生意，而且还要为它做长远规划。”

　　所以，当外界后来认为刘永好进军地产、化工和金融领域完全是利润导向的时候，刘也并没有否认这些行业给新希望带来的真金白银。但在他看来，新希望各项业务之间的主次之分还是相当分明的。“我们适当地投资了一部分房地产、金融，但都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前一段时间这两项的收益很好，对我们集团发展农业起到支撑作用，假设我们没有做房地产和金融，现在也不敢这样去做农业产业，正因为有这样的后盾，才可以在农业上做长期的、大规模的投资，比如这些年我们收购一些大型农产业企业，到海外发展，都在于我们前几年的投资得到一定回报”。

　　作为政协委员的刘永好也深刻理解国家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产业政策，并把其运用到新希望集团内部。“金融、房地产、工业投资的收益拿来支持农业产业投资，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效果也很好”。

　　对于一直都非常推崇华人商业领袖李嘉诚的刘永好来说，这种把国家“大产业”与集团“小产业”结合起来考虑的大历史观，其逻辑起点无非就是一个关键词：产业周期。

　　农业新希望？

　　据说这一年多来刘永好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调研上，“乡下跑，城里走”，其中包括跟农民谈心、向专家请教以及与政府沟通。他的主题颇为宏大：中国农业下一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被称为农民企业家的刘永好当然也不是为了走秀而调研：与其说他是在了解中国农业的新现象、新问题，不如说是在为他的财富生涯寻找新的希望。

　　这一次刘永好思考得显然很深、很长。在他看来，经历了重化、地产乃至金融行业的推动和洗礼之后，中国经济又开始步入了一个调整期，而这个调整期的到来，则意味着会有其他行业催生新的商业机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农业都是最具潜力的。”刘永好在极力让自己相信这一判断的同时，也希望听者获得同感。

　　不得不指出的是，刘得出上述判断的宏观背景并不美好，甚至还有点残酷。在新希望每年将近800万吨的饲料产量中，至少需要从美国进口100万吨黄豆。“而随着农作物价格的不断攀升，我们的成本压力持续增强。”刘永好苦涩地说。

　　这是刘必须面对的市场环境。2007年，全球农作物储量较低再加上气候因素造成的减产刺激了农作物价格上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麦价格上涨到每蒲式耳8.85美元，涨幅77%，大豆价格涨了75%.同样，作为另一块重要饲料来源的玉米，其价格更因美国工业需求的激增而不断飙升。一位华尔街的分析师称，2001年时，美国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种植面积占玉米总种植面积的5%，而2007年已达到25%.同时，国内外很多交易商和经济学家预测，继2007年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后，2008年农产品价格涨幅将带给人们更多的震撼。他们预计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燃料作物和食品的需求将加剧对农田的争夺。

　　成本压力“日新月异”，刘永好的“新希望”在哪里？“首先，国家实行农业免税、养殖免税，这对农产企业是很大的刺激，因为这对农产业的企业在税收方面比较有利。其次是发展方面提供有利的条件，最近中央加大了对养猪和养鸡的鼓励，包括保险、规模养殖等方面的扶持，也就是说国家是支持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对农业大势的一系列解读中，你不得不佩服作为商人的刘永好所具备的灵敏的政治嗅觉。“2006年中央的一号文件说‘要用新农村建设做现代农业’，而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反过来了：”要用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前一后的调整就大不一样了，“刘永好略带得意地说，”这意味着农业问题在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之后，我们的政策越来越具有针对性以及紧迫性。“

　　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曾经当着刘永好的面感慨地说：“其实正大的饲料事业是集团最拿手的，也是成功的，特别是在中国有过一段辉煌的成功，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着时代、跟着中国的发展变化而与新希望之间拉大了竞争空间。”

　　作为中国草根型的创业家，刘永好身上无疑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大历史观。他对农业发展大势的看法，恰恰是他对时代、对中国的看法。在他看来，经过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之后两次农业革命，中国现在正在开始形成第三次农业变革。“前两次没有彻底改变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小农作坊式的产业特性，而现在正在开始的建国以来的第三个农业周期，将是对中国农业的一次根本性的升级换代。”

　　对于新希望来说，这种升级就意味着新希望要有以前单纯做饲料，变为做整个产业链。“所谓产业链，拿猪来讲，我们生产猪饲料有优势，比如说国雄牌就是我们的品牌，也是中国的名牌，但必须和产业链结合，养小猪、种猪，养殖结合、屠宰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延伸产业链，这就是国家提的现代农业，产业链农业，规模农业。”2007年4月，新希望对北京的著名养殖企业千禧鹤进行增资控股，按照刘永好说法，“我们的饲料强，但养殖、屠宰不够强，所以需要整合千禧鹤。国际上的大公司都是打通整个产业链，中国的国情也正在向这个方向迈进。”

　　造势？借势？

　　事实上，刘永好并非第一个为中国农业发展周期问题摇旗呐喊的民营企业家，如今已陷囹圄的德隆系掌门唐万新早在多年前便提出要打造一个庞大的农产业帝国，只不过因东窗事发而只能成为笑谈。有意思的是，在德隆系覆灭之后，德隆系干将、金新信托总裁以及友联的第一任执行总裁王宏道出了唐的真实想法：“当时房地产并未赚到钱，进军农业还只是朝向获取政策倾斜优惠而做的姿态。”

　　这种投机策略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可以肯定，这并非是刘永好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非要在其与唐之间总结出什么相似性，无非就是农业、地产、金融等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而对具体业务板块的不同价值取向，则是两人最大的差别。2006年，在唐万新以“资本枭雄”的绰号结束了自己的商业生命的时候，中国第一代上榜首富刘永好的资本之旅实际上已经整整十年。1996年，作为发起人的刘永好亲眼目睹了中国民生银行的成立，并且之后十年一直作为大股东和董事会成员而拥有不可忽视的发言权。在2007年因为沸沸扬扬的民生银行股权之争而首次离开董事会之后，刘永好对其创办这家银行的初衷也未曾改变。“我们不是自己办银行，是做事。”刘永好对《东方企业家》说，新希望没从那里借过一分钱。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这些半官方的头衔和身份足以支撑起一个民营企业家强大的活动半径，但对刘永好来说，单纯地要政策已经并不能解决一切。“市场太大，即使手中有了尚方宝剑，也不是一个人或一家企业就能做起来的。”刘深知整合产业链的重要性。

　　首先是产业链的上游，也就是农户环节。这个环节的搭建一般基于两点：信任和资金。让养殖户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需要付出代价。

　　2006年的禽流感使养禽业受到极大冲击，鸡的价格降到了一半到四分之一，这时候受冲击最大的是那些养殖户。2006年初时新希望和农民签订合同，按照正常的价格给他们供应饲料、鸡苗和收购，那时鸡价很高，但当出栏的时候，禽流感来了，很多屠宰企业都不收鸡，这时农民的压力很大。刘永好和他的董事会就商量该怎么办，收不收，多少钱收？

　　新希望最后研究决定，按原合同执行，开始估计为此要亏损1.2亿元，最后实际亏了1.6亿元。“这就是我们养殖企业的风险所在，但是话又说回来，虽然2006年因此让利1.6亿，但没想到的是2007年的禽产业价格特别高，收鸡特别难，这时候农民把鸡全交给我们了，认为我们靠得住，帮助过他们，2007年我们销售成倍增长。”

　　这让刘永好甚感欣慰，但还不能治愈他的“头疼”。在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潮流下，挽留或吸引他们在家乡从事养殖业的一个障碍就是资金。如何解决农户的资本金问题就成了刘永好整个产业链计划的关键。经过多方研究论证，刘永好提出了养殖担保公司的概念。

　　“这是一种类似尤努斯小额信用担保的金融机构，但它并不提供贷款，只是为需要贷款的农户向银行提供信用担保，”刘永好解释说，这是一种专门针对养殖农户的、多方参与的小型金融机构。

　　与此同时，新希望选择不同的地方实行“部落制”，比如某个地方要养100万头猪，可以分成三四个部落，同时在当地配备一个饲料厂，配备一个屠宰厂，配备种猪场。这样一个部落20万到30万头，这就一共需要几千万的费用。而这时由农业企业出面为农户的贷款行为进行担保。

　　但仅仅有新希望这种农业企业的参与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包括国内外大型金融机构、当地政府甚至农户。汇丰全球总裁和渣打全球总裁在与刘永好谈到这项业务时，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渣打甚至愿意把它在东南亚的相关经验搬到中国来，这让刘永好看到了希望。

　　刘永好甚至盯上了比尔 . 盖茨。不久前微软总裁鲍尔默来到成都参加活动，给刘永好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微软最新版Vista操作软件。“我可是微软的客户，我一直用Vista.谢谢你的礼物，我正好需要升级我的操作系统。”接过鲍尔默的礼物，刘永好幽默地说。事实上，这并非刘永好真正“想要的礼物”，在与鲍尔默的会谈中，刘认真地说，希望盖茨先生的私人基金也能参与到中国农村担保基金中来。

　　这就是刘永好的如意算盘：在慈善与赢利之间寻找平衡点。这显然是针对农户的考量，但现在的问题是，国际金融机构的参与意义何在？“它们会从我们产业链的其他环节获得优先权，比如说产业链上、下游的风险投资机会，因此绝不是单纯的慈善义举；而像盖茨基金，则是为其提供一个实验性的运作平台，让它对中国的慈善空间更大。”刘永好解释说。

　　另一方面，作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农产业集团，新希望也并不能把每一个触角都伸向各个省市的乡村，尽管几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收购步伐，但这无疑需要大量、持续的资金支持，所以，由并购到合作，也就成了刘永好和新希望最经济的整合方式。从2005年到2007年，新希望先后与山东六和集团、陕西石羊集团、山西大象集团以及广西桂柳集团进行股权合作。

　　“股权合作的最大意义就是把双方的利益绑在了一起，既然都不能吃掉对方，为何不利益共享？”而且在刘永好看来，这种借力打力的方式最能把农业大发展的形势体现出来。“仅有新希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千千万万的农户、企业都行动起来，中国农业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