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的罪与罚：草莽时代的终结

　　草莽时代的终结

　　然而，被自己的“丛林法则”一叶障目的顾雏军忽略了，就在他2001年成功收购科龙，到2003年展开第二次收购之际，正是国内证券市场从监管理念到制度体系发生深刻转折的时期。从银广夏、中科创业到“德隆系”等一系列大案的爆发与查处，不但体现出了监管执法体系的逐步完善；而且反映出市场投资者对此前数年间“掠夺式资本运营”的愤怒与反感。

　　在这个背景下，2004年饱受舆论关注的“郎顾之争”，实际上是市场心理的某种折射，并进一步推动了监管机制的完善。但被成功收购科龙冲昏了头脑的顾雏军忽视了这场争论的实质，公开指责批评者“迫害”自己，第一次展现出其“受害妄想”的性格特征。

　　而在另一方面，收购科龙的成功，也使得顾雏军在随后的一系列“资本运作”中更加大胆和肆无忌惮。据判决书中公布的案情显示，在收购扬州亚星的过程中，顾雏军直接从科龙电器的关联公司挪用资金，经过多番转账后变成天津格林柯尔对顾雏军控制下的扬州格林柯尔的“借款”，成为了顾个人收购扬州亚星的“资本”。

　　如果说在科龙电器收购过程中，顾雏军还通过香港格林柯尔的股票套现，向科龙股东支付了3亿多元的“真金白银”的话；那么到了收购扬州亚星的时候，他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空手套白狼”的资本玩家。

　　在法庭的一审判决中，对顾雏军该项罪名判处的刑期高达8年，也对市场中潜在的其他“资本玩家”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风险警示”。

　　而在另一方面，长达两年多的审理过程，也表明了顾雏军案并非简单的“财务造假”和“侵吞资产”，而是在许多方面都触及到了现有法律和监管规则都尚未清晰界定的“规则边界”。

　　比如在“虚报注册资本”罪名下，顾雏军以个人专利使用权评估为9亿元无形资产出资，就涉及到知识产权评估、企业注册资本管理等一系列尚存争议或处于变动之中的法律规定，加上地方政府配合下的非市场化操作，均使得罪名的认定存在着相当的复杂性。

　　再如在“违规批露、不批露重要信息”罪的调查过程中，由于现行会计准则对家电行业通行的“压货”没有清晰的会计处理准则，因此对于“常规”和“非常规”压货难以区分，亦难以分辨其是否构成“虚假销售”。

　　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判决显示，尽管地方政府“配合”了顾雏军在企业注册过程中的违规操作，但是对于这种行政干预，法庭判决并不予以司法支持；而在全案的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所提供的22个司法会计鉴定报告，由于违反法定程序，被法庭认定全部无效。

　　而在公诉方起诉的四项罪名中，预期量刑最重的“职务侵占罪”，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法庭不予认定。

　　一审判决宣布后，顾雏军及严友松的律师均在规定期限内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无罪上诉。严友松的辩护律师李江在1月30日庭审结束后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虽然自己将代表严友松提起上诉，但仍然十分敬佩本案法官在庭审过程中表现出的专业素质与敬业精神。

　　他同时向记者表示，就本案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而言，严友松的判决结果(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并不算重，“但是问题不在于重不重，而是对不对。”

　　而这一“对不对”的判定，实际上正涉及到现存法律和市场制度中的大量“规则边界”的问题。对于顾雏军当年所坚信的“潜规则”而言，这些“规则边界”的确立，正是市场制度从“潜规则”走向“显规则”的必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