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凶险

　　冯仑和万通公司的故事一样。在冯仑下海十多年间，中国企业家群体群雄并起，迅速更替与分化。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几位号称“万通六君子”的人生际遇与命运，也在这十几年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他们从贫穷到富有、从呼啸聚义，到各为诸侯，最终成为风云人物。万通公司也从最初没有安全感，四处受歧视的小企业，逐步走向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阳光企业。这恰好是冯仑在其《野蛮生长》中所写的历险记。

　　江湖凶险

　　冯仑属于上世纪50年代人，父亲是一个企业工会的领导。真正影响到冯仑人生的，却是他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马鸿模，冯仑当时是中央党校最年轻的学员。大家都以为，这个小伙子今后定会官运亨通，谁也没想到他会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成为一名地产大佬。

　　曾经有着“冯大哥”之称的冯仑，现在认为自己的角色是要逐步变成一个商人，而不是一个江湖大哥；不是一个媒体上的企业家，而是财务报表上的企业家。

　　尽管如此，采访过冯仑的记者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这是一个老江湖。”这里面包涵了两层意思：第一，他的经历丰富，见多识广，性格成熟；第二，他满嘴江湖语言，有学者的温厚、诚实和睿智，又有江湖人士的狡猾、尖刻，段子横飞，荤素兼备。这是冯仑那个时代创业者的共同特点。

　　从1988年海南建省起，中央给予了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立刻激发了淘金疯狂，从1990年开始，大量资金涌入，甚至出现了“十万大军下海南”之盛况。用冯仑的话说，“已经热得一塌糊涂了”。邓小平南巡扫除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激发了全国各地发展经济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央银行大幅度放松银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原计划的12.6%提高至68.2%。这股热情在海南岛进一步放大，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那是最快的暴富手段。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原本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的公寓房售价，到了1992年6月涨至每平米3500元。冯仑说，由北京南下的人，大多有政府背景，仅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千万。很多楼盘一拿到批文就登广告，地基还没打，价格已翻了几倍。

　　冯仑后来说，“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

　　1991年6月，王功权与冯仑、刘军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公司(万通公司前身)。成立之初，王功权是法人代表、总经理，冯仑和刘军是副董事长，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易小迪则是总经理助理，后来的潘石屹主管财务中心。冯仑与王功权的经历相似，都在体制里呆过。冯为人谦和，以兄长待人，而且他脑子活络，有政治眼光；王功权曾任吉林省委机关的一名宣传干部，性格有些反叛，善于危机处理；潘石屹年轻一些，在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上，较为海派，做事目的明确，咄咄逼人；易小迪具有出世的智慧，不爱争抢，举重若轻，扮演着任劳任怨的实干家的角色；王启富则爱憎分明，讲义气，真性情；刘军性格直率，在万通公司分家之际，他是惟一敢坐在桌子上，指着冯仑鼻子对他咆哮的人。就是这六个性格鲜明，各有所长的男人，共聚一堂，呼啸聚义，以水泊梁山模式在海南开始了披荆斩棘的江湖故事。

　　90年代初的海南完全依赖传统的江湖规则，而没有现代商业规则。当时万通公司六兄弟做事的依据不是钱，而是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他们界定合伙人利益关系的原则，采用了水泊梁山的模式——“座有序，利无别”。挖到第一桶金后才开始建立财产基础上的合伙人关系，潘石屹就是那个时期加入的。大家都很平均。当时的中国民营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排座次、分金银、论荣辱。但这种模式很快进入了困局，信息沟通、资源分配、利益结构等一系列的矛盾，随时面临分道扬镳。

　　“我们不想分开，1994至1996年，几年里几个人没事就凑在一起讨论究竟该怎么走，有的人难受得哭了。外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痛苦到什么程度。”

　　当时，万通公司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赚了5000多万，后来买方出事了，不认账。对方最后在夜总会包厢里，用枪指着脑袋，逼迫撕毁合同，退钱不说，还要给他们26%的利息。王功权判断这个事很危险，有可能会出人命，于是掐了电话，答应人家签一个城下之盟。为这个项目，万通公司损失了一个亿。其他人对这个处理方式表示不满，但王功权认为他这样做是挽救了大家。有次开会，又提这事，王很痛苦，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哭，众人不得不散会，四处去找。

　　“每一个创业者都积累了很多解决复杂问题的经验，但中国变化太快，很多经验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偶尔有这么一两条原则可能还有用，比如说按商业规则而不是按照江湖规则来游戏。以前，我看到在海南有很多朋友之间是砍砍杀杀的，这是江湖规则，这都是要过去的。”这就是冯仑那个时代的创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