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中国面临的选择

　　格林斯潘：中国面临的选择

　　・我担心中国将会无法抵御类似美国在9・11事件中所承受的巨大打击。

　　・中国在未来要保持高速发展，必须大力瓦解错误的汇率制度和缺乏迁徙自由这两个中央计划时代的主要特征

　　・中国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增加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国有企业的大规模重组说明创造性破坏进行的相当不错

　　・中国在经济上的最大恐慌就是使社会不稳定的通货膨胀

　　我在1994年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彼时距改革开放已经好多年了。此后，我又多次访华。像所有的游客一样，每一次的中国之行都会让我惊讶于它的新变化。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同时，中国已升为世界最大商品消费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最大钢铁生产国。并且从1980年代的自行车经济进化为2006年年产超过700万辆汽车的经济,而其设备产能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在几千年来只长庄稼的土地上，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一成不变的灰褐色衣服时代，已经被各式奔放绚丽的色彩所取代。经济繁荣引发的收入上涨，催生了消费文化。今天，广告业，这个曾经无人知晓的行业，已经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国际

　　在摆脱集体农庄时间不长的土地上，显然已经实施了宽松定义的城市财产权利；否则，在房地产、工厂、证券领域的国际投资早就枯竭了。中国公民已经被赋予了拥有和交易房屋的权利，这创造了积累资本的重要机会。2007年3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部更具综合性的所有权法律《物权法》，赋予了公民财产与国家财产同等的法律保护。

　　我相信世界贸易体系对中国的全面接纳，会惠及中国人民，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国企业和农民也会发现一块更诱人却尚待开发的市场。看一下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现在，中国的央行官员在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一个长期以来意味着资本主义国际金融的机构——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BIS的例行会议上，2002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特别受主要发展中国家央行官员们的欢迎。除了对英语和国际金融的精通，周小川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作的坦诚评估，也是我们很难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他常常细致地分析中国金融市场的进化历程，给我新的视角。2006年，在我离开美联储之后，我和周小川一起在一个检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财务的委员会共事。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脱离中央计划经济后不久，就成了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角。

　　中国改革者们面临的许多巨大挑战是众人皆知的：反对改革的守旧派；大量的农村人口至今几乎没有分享经济繁荣的果实，也缺少迁徙的自由；苏联式命令经济历史遗留的烂摊子，包括仍旧臃肿低效的国企；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的步履蹒跚的银行体系；缺乏现代金融和会计专业知识；腐败——这几乎是任何一个金字塔式权力机构的必然副产品。此外，中国领导层需要应对广泛的针对新富阶层的羡慕以及针对工业污染的愤怒。以上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大冲突。尽管中国已经开放了诸多重要的经济领域，但整个经济仍然受行政力量的制约，这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残余。因此，经济仍然刻板。我担心它将会无法抵御类似美国在9・11事件中所承受的巨大打击。

　　这结尚待解决问题的根深蒂固，可以从中国领导层在瓦解残余的中央计划控制所遭遇的困难中得到最好的诠释。邓小平于1980年代发动的改革，带来了第一波解除管制所产生的繁荣，在接下来的几年则停步不前。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实施的错误汇率制度以及严格禁止公民在城乡之间自由迁徙。要让中国在未来继续保持过去十年的高速发展，就必须大力地，并不一定完全地，瓦解这两个中央计划时代的主要特征。

　　当时的第一个焦点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制度。1980年代早期的汇率并不像当今绝大多数人抱怨的那样太低了，而是一度非常高。中央计划经济将人民币固定在一个不切实际的汇率上，而黑市的汇率要低得多。可想而知，这样官方汇率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会发展很缓慢。相较之下，如今管制放松并蓬勃发展的国内贸易趋势日益明显，货币当局不断地让人民币贬值。这个过程花了他们14年。到了1994年，贸易上的外汇交易完全自由，人民币黑市消失了。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从不到2：1变为高于8:1。

　　中国出口在经过最初的迟滞之后得以飞速发展，从1980年的180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9700亿美元，年增长率将近17%。而中国出口的一半以上都是进口来料加工，而这类出口产品正在向高价值产品转移，这从平均出口价格的增长已超过物价指数(基于固定的一篮子商品)就可看得很明显。然而，不清楚的是，平均价格的增长有多少是单纯反映来料部分的品质上升。

　　这点很重要，因为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比例越高，它对发达国家的竞争冲击就越大。中国也许正在攀登科技的阶梯。现在它出口的尖端产品比十年前要多得多。但是中国人创造尖端技术的水平提高了吗？或者中国只是更多地将别人生产的尖端产品组装起来。引用了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部分观点的《经济学人》在2007年3月评价说：“中国的出口模式⋯⋯大部分是把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租借给外国人。即使中国大陆最成功的本土电脑公司⋯⋯也将其生产包给台湾公司。”然而，我认为，中国出口产品附加价值的增加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预测中国会逐渐地用其高附加值的国产零件替代进口零件。

　　出口的繁荣与农民工划时代地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相符。1995年乡村人口达到顶峰时将近8.6亿，11年后下降到7.37亿。这个变化不仅是人们搬到城市以及一些定义上的改变的结果，也是随着新的制造中心的兴起农村土地被城市化的结果，主要以与充满活力的香港相邻的珠江三角洲为代表。过去15年来，从香港和其他地方来的富有开拓精神的投资者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增长，很多制造特区相继涌现。香港的样板作用以及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帮助是显著的。

　　当中国1997年重新收回对香港的主权时，我对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抱多大希望。认为中国会履行它的承诺，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50年的观点，在我看来有些天真。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行在一个政权统治下简直是难以置信。但是10年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与我担心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并没有在香港的文化和经济上刻上共产主义的印记，反而受到香港文化和经济制度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近十年来乡村人口向城市1.4%的年均净转移率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城市地区的资本显然比中国农村地区要精明。这种差异导致中国城市每小时的产出高于乡村三倍之多。1980年开始设立的经济特区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一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其他一些国有企业正经历着重大的重组。结果是这些组织里的就业人数大幅下降，这也说明创造性破坏进行的相当不错。

　　一个猜测是，如果不对国内迁徙作长期限制，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速度是否会更快。我无法想象人们在缺乏迁徙自由的环境里是如何发展的。当今领导层持续缓解这些限制的努力是重要且受到广泛欢迎的。但对于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大量涌入、以及随之可能发生动荡的担忧，阻碍了这方面的变化，也阻碍了中国人生活许多方面的变化。

　　1940年代末在中国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经常被引证为动乱的一个原因，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共产党清楚地汲取了这个教训。所以可以理解共产党在经济上的最大恐慌就是使社会不稳定的通货膨胀。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19年解释说：“列宁当然是对的，要想颠覆现存的社会基础，再没有比让其货币失去价值更为隐蔽和可靠的方法了。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

　　中国领导人都深知，除非通胀得以控制，否则经济会产生震荡，导致城市地区失业率增加并引发动荡。他们看到，一个稳定的汇率对于避免可怕的劳动力市场不稳定局面是必要的。他们错了。目前压制汇率的政策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破坏危险。作为大量从发达经济体“借取”技术的结果，当中国真实人均GDP增速超过其贸易伙伴时，国际竞争使得对中国货币的需求有增无减。为了抵消这种需求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货币当局以人民币累计购买外汇超过1兆美元。为了消化吸收这一过程所释放出的过多货币，中国央行大量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但这还不够。作为结果，货币供给的增长以令人不安的速度超过了名义GDP的增长。这是通货膨胀的火种。

　　另外一个以同样程度困扰中国领导人的问题是贫富两极分化。中国从1980年普遍贫穷时期已开始出现了少量的财富集中，到现在，其收入不平衡状况被世界银行认定为大大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这的确令人吃惊。另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是中国的银行系统，该系统目前离有效改革还有长路要走，然而中国银行的股价从整个2006年一直涨到2007年。国有的中国工商银行在2006年募集了220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IPO。其他国有的银行也开始大规模的IPO。这些国有机构IPO的火爆，反应出投资者认定中国政府会有效保障这些银行的债务。通过动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其中的600亿美元，中国已充实了国有银行的资本，并在这个过程中解决了很多坏账。

　　中国尚不完备的银行系统还不足以应付经济调整所需的弹性。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常常会脱离均衡状态，但是由市场驱动的利率和汇率方面的变化，伴随着商品和资产价格的调整，经济会很快回到均衡。中国政府不允许利率按着供求关系浮动，而是通过行政命令以调整银行准备金率的方式来调整利率——但只在经济不均衡现象非常明显之时才使用。那无疑是太迟了，而且很多时候这种举措是力道不足的，甚至是起相反效果。当货币当局意识到银行贷款增长过快并给予行政指导时，同样也太迟了。这些举措很少能适当调整经济上的不均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正是中国这种在金融上与世界其他部分的不合拍，让中国有幸没有受1997年至1998年金融风暴的波及。

　　中国急需金融专业人才。毫无疑问，在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下，这种金融专业人员无用武之地。而企业市场人员、会计、风险管理者或者其他市场经济体日常运转所必需的人才也是一样。这些技能已经在近些年进入了中国的教育课程，但是整个经济尤其是银行系统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充分配备这类人才。2003年，新任的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访问了美联储。他承认中国的银行缺乏能判断贷款是否能有效偿还的专业金融人才，而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兴起则对此有帮助。我建议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有西方市场经济经验，并且在属于核心竞争力的放款审核上，具有敏锐眼光的放款主管。

　　因为金融在中央计划体系下鲜有作为，中国银行不是像我们在西方所知的银行。多年来，国有银行在政治指导之下，把资金用于国家启动的项目。没有贷款主管确保贷款会如期偿还，仅仅是转账的代理人。国家收入账目里的不良贷款，是GDP、员工福利和利润之间的妥协结果。由于很多低效投资的存在，GDP数字中的一部分是被浪费而毫无价值的。中国的坏账水平，也让人对中国所公布的GDP数字究竟有何意义，引发同样的疑问。然而，我应该指出即使投资没有产生任何持续的价值但是仍然消耗了原材料。因此，中国的GDP数字可能对生产所需资源的评估是有意义的。

　　即使调整了一些存在疑问的数据，从1970年代开始的改革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以我的经验，中国政府里努力执行市场改革计划的是那些技术官僚——主要在央行、财政部和其它令人感到意外的管制机构。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提供顾问服务，核心的政策由国务院和政治局来拍板。不过，最高管理层应该会因他们对亲市场建议的采信而被记在功劳薄上。(此文节选自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自传《动荡年代:新世界中的探险》(“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书摘]2030年的世界

　　・只要美国保持科技的领先优势，生产力年增长率会长期保持在0-3%之间

　　・劳动力向竞争型市场转移的速度最终会放缓，作为结果，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应该会开始松动

　　・美联储有能力和毅力去抑制我预见的通胀威胁

　　・如果通过加息来遏制通胀，会像25年前的做法一样不受欢迎

　　・通过向大量廉价劳力转移生产来压低工资和产品价格的做法必须终结

　　・适应环境是我们的天性，正是这让我对我们的未来深感乐观

　　能够洞悉未来的说法总是让人目眩神迷。古希腊的将军们拜谒特尔斐的先知，以求能够得到启示，指引军队勇闯征途。占卜行当至今兴盛不衰。当代的华尔街雇用了大量绝顶聪明的人，解读市场表现的内在机理对未来的股价的影响。我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预测未来？政策制定者们很幸运，因为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事实上，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测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尤其是当我们接受了温斯顿·丘吉尔那句富有洞察力的话：“你向后看得越远，那么向前看得也越远。”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对未来经济状况，比如2030年的美国经济，做一番合理的预测呢？很难，除非我们首先确定一些假设条件成立。作为预测的开始，我需要设定下列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2030年仍然是法治社会吗？我们还会坚持全球化的自由市场原则、抑制保护主义的蔓延吗？(保护主义，我指的不仅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壁垒，还包括政府在国内市场限制竞争的行政行为。)美国运行欠佳的小学和中学体系是否会有很大改善？全球变暖的后果是否已经放缓，以至于到了2030年不会对美国经济活动构成严重影响？最后，美国是不是已经避开了恐怖分子的袭击？更不用说这样的可能性：足以让任何预测失效的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或者瘟疫。

　　但这一长串的限定，并不会过分地让我们对未来的预测束手束脚。毕竟，这么一长串问题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而以我个人的经验，对美国经济长期预测的成绩单还相当令人印象深刻。那么就我们随机选取的2030年而论，总体的经济水平最可能是什么样子？

　　考虑到我们的一系列假设以及经济的历史纪录，很难想象民间的劳动力就业率会跳出90%-96%这个狭窄的范围(也就是说失业率在4%-10%之间)。美国50年来的平均水平是高于94%，在非经济萧条年份(假设2030年就是这样的一年)接近95%。综合考虑2030年的劳动力参与率、人口情况、接近5%的失业率、以及一个稳定的工作周产出，那么到2030年，美国每小时产出的年增长率将是0.5%。

　　如果我们翻看小时产出的原始经济数据，一个非常稳定的增长模式出现了。这可以一直追溯到1870年，非农产业每小时产出年均增长接近2.2%。即便不作景气循环调整，每小时产出的年增长率也交叠连续15年一直保持在1%-3%之间。我们的历史经验强烈向我们预示，只要美国保持科技的领先优势，生产力年增长率会长期保持在0—3%之间。

　　但为什么不能再高点呢——比如说每年4%或者更高？毕竟，在大量发展中国家，他们每小时产出的年增长率已大大超过了2%。但是那些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借用”发达国家研制的成熟技术，他们本身并没有为研制尖端技术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美国2005年的生产力较之1955年高出2.8倍。 那是因为与半个世纪前相比，2005年的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的运行有了更多了解。每年，数百万的创新项目都被用于对生产力的全面改善。这个过程尤其随着二战后人们发现硅半导体的电属性而变得特别明显。那么为什么生产力增长速度没有变得更快？为什么我们在2005年知道的，不能在1980年前被发现，然后籍此将1955年-1980年的生产力(以及生活水平)翻倍？简单的答案是，人类不够聪明。历史告诉我们，从长期来看，一个靠尖端科技推动的经济体的生产力的增长，不会突破每年3%的“天花板”。运用新点子需要时间，在那些想法能够转化成生产力之前，通常要花上数十年。

　　这把我们带到了基本点。从现在到2030年，加上此前我们预计的2005-2030年每小时产出0.5%的年增长率，一个接近2%的每小时GDP年增长率则意味着真实GDP年均增长约接近2.5%。而得益于劳动力供给的快速增长，过去25年的年均GDP增长则为3.1%。

　　对2030年真实的GDP做一个可信的预测，只是一个开始。它并没有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在未来25年让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或我们生活质量提高的本质动力。因为这些强烈的发展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过程的主要方面的完成所带来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与全球化相伴随的大量经济迁徙——全世界30亿劳动人口中，一半会突破中央计划经济的围墙，部分或全部地投入到竞争的世界市场经济，这个划时代的变化将会完成，或者说是尽最大的可能完成。在过去的10年中，工人向竞争市场的持续加速流动已经成为一股有力的抑制通货膨胀力量。这种加速流动几乎一致地在全球范围内抑制了工资增长，控制了通货膨胀。除了委内瑞拉、阿根廷、伊朗和津巴布韦，2006年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集中在0-7%之间。相似的区间还发生在长期利率上。如此全球性的价格和利率被压制，在我的经历中是非常少见的。

　　向竞争型劳动力市场转移的速度最终会放缓，作为结果，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应该会开始松动。中国的工资增长速度会持续攀升，同时攀升的还有通货膨胀率。最初的信号很可能是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最好的参照物就是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的价格。过去，不断下跌的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已经产生了强大的连锁反应，它们压制了同类美国本土生产商品的价格，并且压低了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人工资——还有那些任何生产与中国出口商品形成竞争的商品的工人的工资。因此，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一旦减轻，就会刺激美国新一轮的价格通胀以及工资增长。应该注意的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在2007年春开始，已经出现了首次大规模增长。

　　美联储如何应对通货膨胀幽灵的再次出现，以及预期中世界储蓄率的下降趋势，不仅将对美国2030年的经济状况产生深远影响，也会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伙伴产生深远影响。在1979年之前，美联储对抑制通涨压力上的成绩并不出色。一定程度上，这是拙劣的分析与预测的必然结果，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粹主义政客施加的压力，他们本质上偏向于低利率。在我18年半的任期内，我记不清收到多少来自历任总统和国会议员要求美联储加息的电话。事实上，我相信数字是零。距离最近的1991年8月，参议员保罗·萨班斯对在他看来已经无法忍受的高利率做出反应，试图从他认为是“骨子里鹰派”的美联储银行主席那里取消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投票权。随着1991的经济萧条，美联储减息，这个建议也被束之高阁。

　　我很遗憾地说，美联储的独立不是恒久不变的。FOMC的权力是被《联邦储备法》赋予的，当然也有可能被《联邦储备法》收回。我害怕我在FOMC的继任者们，在未来的25年中为保持价格稳定而付出的努力，会为他们招致来自民粹主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源头不是来自白宫，就是来自国会。在我身为美联储主席的任期里，长期利率尤其是抵押贷款利率一直呈下跌趋势，这让我有幸躲过了民粹派的压力。

　　国会有可能注意到了低通胀带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显著繁荣，并从此怡然情境中学到颇多教益。但我害怕在未来美联储如果通过加息来遏制通胀，会像保罗·沃尔克(格林斯潘的前任)在25年前的做法一样不受欢迎。

　　这把我们带回到全球化。如果我有关现阶段抑制通胀力量的特性的推测接近精确的话，那么通过向大量廉价劳力转移生产来压低工资和产品价格的做法必须终结。2007年春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以及长期真实利率的稳固，预示着抑制通货膨胀压力的减轻，这使得通货膨胀时代有可能迟早会到来。所以，在未来几年中的某个时刻，除非被抑制，通货膨胀将以持续更长时间的面目回归。

　　从1939到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在后冷战时代工资-价格反通胀的趋势开始前，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增长了9倍，或相当于每年增长4.5%。这年均4.5%的通货膨胀率所处的半个世纪，是金本位的货币制度被废除的年代，并不一定代表未来的常态。然而，它可能是昭示我们未来可能会遇到什么的好镜鉴。

　　谁也不会忽视4%—5%的通货膨胀率——当面对自己的辛苦积攒的积蓄在15年左右之后丧失一半的购买力时，没有人会感到高兴。当然，这样的一个数字在过去并没有成为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至少在2030年前，这样的通胀水平在总体上对退休的婴儿潮一代的影响是温和的。

　　今天财政情况的相对平静掩饰了即将爆发的海啸。当国家大部分高生产能力人口退休并成为联邦政府社保系统受益人的时候，危机就会爆发。随着时间流逝，除非这个问题被解决，否则它会成为消耗大量经济资源、增加通胀压力的因素。

　　因此，如果没有政策上的改变，美国将预期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我知道美联储有能力和毅力去抑制我预见的通胀威胁。但将通胀控制在1%以下的金本位时代水平，或者不那么苛刻的1%-2%的区间，我认为美联储将不得不采取非常消极的货币政策，尽管这会使利率暂时进入两位数区间——自保罗·沃尔克时代以来还未见此光景。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于，美联储是否被允许运用过去四十年中辛苦学到的货币政策教训。但是美国政治的机能缺失状态使我在短期内无法树立信心。我们反而会看到自1991年以来鲜见的民粹主义和反联储言辞的回归。

　　我害怕的是，当华盛顿在努力兑现已成为当代美国特征的社会契约中的固有承诺时，2030年的CPI通胀率将会是4%左右或者更高。

　　“更高”意味着反映因婴儿潮一代社保基金不足而导致的任何通胀效应后果。最终，我想会有一个积极的财政结果。但我认为，要让政策重拾理智，在我们采取坚定行动之前，需先趟过经济和政治的雷区。我记得丘吉尔对美国人的评价：“当他们穷尽了所有其他可能性后，在选择做正确的事情上，美国人永远是靠得住的。”这个越过雷区的路途是我预测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来源，并可能在更高的利率和更严重的通胀中得到体现。

　　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惊人活力已经充分得到了证明，但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则是一个愈来愈流行的定见：它的分配有失公平，愈发向熟练技工倾斜。随着新技术的更新换代，全球范围内的市场机制对更强大技能的需求更强烈。考虑到现今人类的原生智慧较之古希腊可能没什么增加，我们的进步有赖于对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巨大人类知识遗产进行填补。运作失当的美国小学和中学教育系统，没有使我们的学生为应对技术工人的稀缺以及普通工人的过度供给做好充分准备，这两个群体的收入差距因而不断拉大。除非美国的教育体系能以与技术更新相匹配的速度提高技术教学的水平，技术工人将迎来更多的薪资增长，这将导致更令人不安的收入过分集中。教育改革需要历时多年，我们现在就需要正视不断拉大的收入不均问题。对富人增加税收这样的看似简单的补救办法，很可能被证明对经济增长有反作用。但通过向大量技术移民敞开国门，我们既可以提升整个劳动力队伍的技术水平，也为现有的高收入雇员阶层引入新的竞争因子，以此来控制他们的工资水平。美国对资本主义实践的热衷，将很有可能依赖这些看上去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

　　人类在面对逆境时所体现出的坚忍不拔和积极进取绝不是偶然的。适应环境是我们的天性，正是这让我对我们的未来深感乐观。从能获特尔斐神谕的先知到今天的华尔街未来主义者们，都在试图驾驭这个由人类本性引导的长期乐观趋势。启蒙运动崇尚个体权利和经济自由的传统，激发了数十亿人追求他们本性中最需要的东西——为他们和家人的更好生活而努力工作。然而，进步不会自动发生，它需要人们去努力适应一个尽管会超出我们想象的未来。但我们天生所要追求的希望，其边界将永不封闭。(此文节选自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自传《动荡年代:新世界中的探险》(“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书摘] 格林斯潘的空间

　　关于在格林斯潘小时候离开家的父亲

　　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总是感到很局促，这种局促也传染了我。

　　关于俄裔美国哲学家、作家艾茵·兰德

　　直到遇见她，我在智慧上才茅塞顿开

　　关于美国现总统小布什

　　在我们俩任期重叠的五年里，他信守了保持美联储独立性的承诺⋯⋯他一直容忍着——如果不是接受——我对他财政政策的批评……小布什政府还采纳了美联储认为对保持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政策上的建议，比如整顿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简称房利美)和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尽管布什在支持这场整顿中几乎无法获得任何政治利益……

　　关于小布什拒绝否决民主党提案

　　我最大的沮丧就是他不愿意行使他的否决权……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说，总统不愿意挑战众院领袖丹尼斯·哈斯特(Dennis Hastert)。“布什觉得不引起对方的敌对，有助于更好地控制他。”这位官员说……在我看来，布什的“合作而非对抗”的方法是他的一个大错误。

　　关于侵占伊拉克

　　不管他们如何公开宣讲对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焦虑，美国和英国当局的另一个担忧则是在一个石油资源如此富庶的地区的暴力问题。令我很伤心的是，他们在政治上不便承认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伊拉克战争主要就是为了石油。

　　关于其前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

　　在和他交谈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他相当内向、收敛……他对我有点像个谜。

　　关于前总统罗纳德·里根

　　他脑子里一定有四百个故事和一个点睛之笔，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幽默的。他能够随时用这些故事来沟通政治理念或政策。这真是一种怪才，他用这种智慧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形象。

　　关于前总统老布什

　　经济是他的阿基里斯之踵，这使得我们的关系很糟糕。

　　关于副总统理查德·切尼

　　凭借着精神高度集中和时常表现出的斯芬克司般的冷静，他在任福特总统幕僚长期间就显示了超凡的技巧。我们自从水门事件之后建立起的情谊历久弥新。

　　关于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一个信息猎犬，对长期经济发展保持着持续的、严格的关注。(他和莫尼卡·莱温斯基的关系)曾让我很失望，很难过。

　　关于墨西哥比索贬值危机时期的克林顿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和副财长劳伦斯·萨默斯

　　我们成了经济领域上的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我和鲁宾之间的相互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渐深厚。

　　关于妻子安德烈亚·米切尔

　　她总是嘲笑我向她求婚三次才成功……事实上，我一共求了五次。

　　关于2001年初支持减税的国会证词

　　我错误地判断了当时的情绪。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选举引发的宪政危机——我事后才意识到，要让一个基于经济分析的差别甚微的立场被接受，那时候并不是一个最佳时机。但如果戈尔成了总统，我的证词还会是一样的。

　　关于2004年开始提高利率

　　我们希望通过提高抵押贷款利率，能够避免房地产过热。那时候，房地产市场泡沫正在膨胀。

　　关于次级抵押贷款

　　住宅所有权概念的扩张所带来的收益，是值得冒风险的。个人财产权利的保护对市场经济至关重要，这需要大量的个人财产所有者维系这种政治支持。

　　关于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一个重大的本质上的“问题””是，创造性的毁灭常常被许多人简单等同于毁灭⋯⋯资本主义在我们每个人之间都创造了一种角力。我们既是充满野心的企业家，又是沙发土豆——潜意识里更喜欢竞争压力相对缓和的经济局面，每个经济生活的参与者都拥有平等的收入。

　　关于经常项目赤字和美元

　　夸大美元崩溃的可能性很容易，……但我更倾向于相信一个良性的结果。

　　关于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已经演变成为一种集权主义……今天一家盈利公司的CEO，被董事会赋予了太多的权力，而这些董事会成员实质上又是他选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