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大佬的民主滋味

　　北京报道　本报记者　陈默　

　　“我们不仅没有散伙，而且不断发展壮大。”

　　2007年夏天，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会长身份，最后一次向协会理事大会述职。刘晓光的这句总结，意有所指。

　　2004年情人节，北京被一场沙尘暴笼罩。刘晓光和一干企业家聚议，要成立一个环保组织去治沙。四个月后，两岸三地多位强势企业家成立协会，刘晓光在首届理事大会上当选为会长。

　　然而这群明星企业家陷入了“作秀”诘难中，就连他们自己也在担忧，这把激情能够燃烧多久。

　　三年后，这群人不仅没有散伙，而且“逐步形成了一种民主参与、民主管理的内部文化和规则”。

　　在刘卸任的第四次理事会议上，还有几项事关这家NGO治理结构的重要议程：审议通过执行理事会的工作报告、监事会的财务审计报告，修改协会章程，选举执行理事会、章程理事会和监事会等。

　　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争议，但最后都在辩论和妥协中逐渐接近共识。刘晓光们也知道，他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在帮助自己——学会在解决了个人和企业的生存问题之后，去实现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学会了民主的方式和遵循规则的治理。

　　述职

　　前会长刘晓光的述职报告走的是“感性路线”。

　　在播放完一个治沙故事的专题纪录片之后，刘晓光脱离了准备好的文件，开始讲述自己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情感历程”。

　　台下听报告的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很早就发现，协会刚成立时很强势的刘晓光变了。虽然必要的时候还会显示出“当机立断”，但多数时候都是“笑脸相迎”，“什么都好好好、对对对”。

　　后来刘晓光解释，他并不是软弱和“捣糨糊”，而是在设法将这群独立的企业家组织起来。这种方法包括，“善于听取尖锐的异见，具有妥协精神，遵照程序和规则，用制度创新来保障每个人的意见表达和实现大家的共同意志等”。

　　刘的心得来自三年前的一个“教训”。在第一次理事大会上，刘晓光拿出一份事先内定的执行理事和监事名单。他以为，自己出于公心，并且是经过充分考虑，将那些对协会贡献大、在企业界具有代表性的人士放进“领导班子”是理所当然的。

　　但出乎预料，名单一拿出来就遭到强烈抵制。“你怎么又搞国企那套东西？”最后连会议筹备组内定的等额选举方式也被推翻，变成了完全开放的选举。

　　不太习惯面对负面意见的刘晓光后来认识到自己错了。“旧的习惯不能适应民主的要求，就得改”，第一次理事大会开创了好的先例，协会逐渐形成了讲究民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气氛。

　　刘晓光本人不仅没觉得丢了面子，而是显得更有底气和权威，因为“民选”出来的他有足够的“合法性基础”。

　　述职之后，太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代表监事长、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做财务审计情况说明。刘晓光自己要求做一个“离任审计”。

　　冯仑第一个“质询”。他发现执行理事会工作报告中提到“三年来协会募集各类资金4300多万”，而财务审计报告中提到的收取款项总计是2700多万。

　　对此刘晓光解释说，这是记帐方法上的问题。财务报告中涉及的款项只包括进入协会账户的会费，而一部分资金直接进了合作项目并没有进协会。

　　列席会议的“观察员”、香港商界环保协会中国营运总监吴有家也挑到一个毛病，审计报告中提到“没有重大错误”。吴认为“没错就是没错，有错就是有错，这不符合审计规则”。

　　话音刚落，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又要求解决财务会计年度和每年理事大会开会时间、执行理事会及监事会换届时间不一致导致的问题。“从来都是先选举总统后交接，按章程规定你要到9月份才能卸任，那时要重新审计你。”

　　几轮之后，为节省时间，主持人提议鼓掌通过报告。王石马上提出异议，“没有提意见并不表示同意，应该表决通过。举手表决已经比较落后了，鼓掌就更落后了，这就像人民公社了。”

　　纠错之后，大会以超过三分之二多数得67票赞成而获得通过。

　　“修章”

　　接下来的议程是修改章程。章程是协会的“根本大法”，修改章程对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而言，是“修宪”一般的大事。

　　从2007年初，执行理事会就委托章程修改小组启动“修章”工作。上海美通无线网络信息有限公司总裁王维嘉牵头的小组先后易稿十五次，并提交理事大会审议并表决。之后，新成立的章程委员会再次进行修改完善，提交执行理事和监事联席会议审议。

　　在理事大会审议之前，会议主持人宣读了修改说明、表决办法以及草案内容。审议采取逐条分别审议表决的办法，理事可以陈述意见，持异议者可以进行辩论。对草案内容有实质性修改意见的，还可以提出临时动议，如果有5人以上复议，就可以直接提交大会审议。

　　现场一位观察人士表示，逐条审议分别辩论表决的办法，比很多立法中统一表决的方法要先进得多。

　　审议开始后，“呕心沥血”起草修正案的几位理事和专家都没想到，辩论会如此激烈。

　　经过第一轮审议表决，11条修正案有三条被否决。其中，第一条甫一出场，就被“卡”住了。

　　修正案第一条是，增加一条规定，说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性质，是“一个由企业家出资并参与管理的非赢利性、公益性的社团组织”。

　　有人提出，应该把“公益性”放在“非赢利性”之前。更有人直指要害，“企业家出资”的说法和实际情况不同，混淆了企业家个人和作为独立法人主体的企业之间的区别。

　　围绕这个条款的争议，最后由上海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戴志康提出的动议取代，“企业家出资”被改成“企业法人、社团法人、自然人出资”，而企业家的主体地位也用“企业家领导及参与管理”的提法来彰示。

　　第二个争议集中在“职工理事”问题上。修正案规定，每十名正式职工可以选举一名职工代表作为理事，职工代表理事不超过理事总数的百分之十。

　　来自台湾的信义房屋董事长周俊吉持完全反对意见。周说，职工有职工的权利，不是一定要通过当理事来体现他的权益，他引用孙中山的话说，“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应该是分权制衡，如果“民意代表”和“政府人员”可以兼任，就会存在利益冲突，也不利于监督制约。最后，周俊吉的观点获得了大会的认同。

　　不过，在章程委员会的问题上，共识却不是那么容易达成，这是修正案中分歧最大的地方——新设立的章程委员会不仅要负责章程的修改，修正案还赋予其章程解释权。

　　但这一选择被云南红酒业董事长武克钢认为“最不能接受”，“就像立法会通过了法律后你不能自己解释，合理的解释权应该在监事会”。还有不同意见认为，立法机构解释法律是惯例，解释权应该在理事大会。但是这种观点遭致的反对更甚。

　　争辩不息的时候，有人在会场上提出，希望当过人大代表的人出来提供一下人民代表大会的经验，香港的做法也被讨论了一番。

　　后来的争论延伸到对“解释权”本身的解释上，有理事将它分割成“文字定义权”、“章程修改权”、“章程监督权”，分别赋予章程委员会、理事大会和监事会。但是这种模糊不清的定义依然没有获得大家的认可，新动议再次被否决。

　　最后，这些来自“两岸三地”的企业家们没有达成共识，有关章程解释权的条款之后延期再议。

　　选举

　　接下来的选举环节中，候选人报名踊跃。执行理事席位是14选8，监事会成员8选5，章程委员会6选3。

　　选举现场请来了来自香港商界环保协会、富平学校和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等的人士担任监票人。为了“让大家学习规范的选举”，现场还设置了保密的选票填写区。

　　而重头戏在竞选演说环节。候选人各显神通，“实力展示”、“情感打动”等等纷纷登场，甚至“夫人的歌声”也来拉票。

　　监事会选举因为有几位“强势”人物的参选而格外热闹。

　　任志强宣称，自己一共参加了15个各种基金会或协会，几乎不是当副会长就是当常务理事，只有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几次都选不上”。而这次参选监事会，是因为需要一个强势人物去监督那些更强势的执行理事，“如果我当选一定讲真话，不和他们同流合污”。

　　当过上届执行理事的武克钢则称，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和中国的很多机构一样，行政能力强，但是监事会“缺位厉害”，“胆子不大、嗓门不响”，而自己可以具有这方面的优势。

　　“领导班子职位”——执行理事的竞争也是颇为激烈。

　　公益事业伙伴基金会(NPP)执行理事兼监事长陈宇廷拿出“三样资源”来拉选票。在麦肯锡工作积累的经验和国际资源、NPP的公益伙伴资源都比较诱人，但最打动现场的是陈太太央金拉姆的一曲＜青藏高原＞。

　　王石则一开场就举出自己的“太太

　　最终任志强以一票优势当选监事长，王石则以最高票当选会长。

　　当选的企业家在发表感言时，都谈及还有若干重要的事情要做，而包括章程修改等重要事项在此次大会上还没有完成。民主和效率之间的矛盾，使这些需要忙碌于自身事业的企业家们陷入两难。尽管他们纷纷表示自己要贡献更多时间，但是一些来自草根NGO的人们对此还是抱有怀疑。

　　显然即便是公益事业，也远非有钱就可以办好。这些已经无法“一捐了之”的企业家，已然被这家章程严谨、程序透明的NGO“套牢”。在付出了意料之外的精力和时间之后，他们的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也已超越了环保这一预设的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