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演星应追求更大价值担当

　　但是今天,我们社会在给予演艺明星更广阔舞台和空间的同时,也期盼他们运用自身的影响力,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提供更多的价值贡献和更高的价值标准,而不仅仅单单试图在商业世界上留下一些“声音”。

　　陈晓旭出家的新闻,一如她当初在《红楼梦》剧中成功扮演林黛玉,立时在社会各界引发轰动。如果说陈晓旭的演星身份已随着时过境迁而显模糊,那么李连杰、周润发、齐秦、王菲、张国立、金城武等众多华人演星作为佛家寄名弟子的事实,则似乎更可说明“看破红尘”在当下华人演艺圈已成为一种普通现象。

　　事实上,相较于众多华人演星“看破红尘”,更有极端者“抛弃红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影后阮玲玉,绝代风华的当代影帝张国荣,都分别于25岁和46岁的年龄选择了“抛弃红尘”。

　　无论是“看破红尘”,还是“抛弃红尘”,实际上均是演星群体个体精神的一种追逐。而与这种精神皈依相反,我们发现:还有相当一大部分演艺人员,选择了在物质生活上的张扬、纵欲,有关演星的丑闻几乎每天充斥在各大媒体的娱乐版。

　　无论是对安谧精神世界的追逐,还是在物质生活中的沉沦,华人演星群体的比例均大大高出了社会大众。演星人群在“天堂”和“天狱”之间的游离不定,而稀有(相对于社会大众)扎根于世俗社会,充分证明了:相对于社会其他群体,华人演星严重缺乏与自身知名度相匹配的社会认知度。他们大多数还没有形成,主动超越娱乐本身,通过更广阔的领域对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推动,从而获得个体价值更有力的实现。

　　演星群体对社会认知度的缺失,缘起于我国几千年的

传统文化。汉唐时期从事歌舞或音乐职业者统称为“伎人”,大部分是外域作为“贡品”献给当时朝廷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而元代也有“儒者排列为臭老九,其下是丐,其上是倡优”的等级制度,演艺人员是作为社会末流人员而存在的。

　　这种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状况,直到民国时期仍未改变,梅兰芳赴日演出就是一个明证:1919年,梅兰芳赴日参加中国驻日本代办公使馆宴会,因倾慕梅兰芳,日本内阁包括总理全部到场,这种规格在当时史无前例。然而,此次宴会花费的几千元钱上报到当时民国外交部,却得不到报销,理由是“为了一个唱戏的请客,不值得”。

　　名誉全球的

京剧大师梅兰芳尚且如此,可见演艺人员社会认知度缺失的传统,在我国由来以久,这种传统留给他们心理的惯性到今天仍未根除。虽然,当下我们一些极具进取心的演星正在尝试着改变,他们试图通过在商业社会的搏击,来切换另外一

　　华人演星生财有道种社会身份。以成龙、刘德华、周星驰、刘嘉玲、周杰伦为代表一大批华人演星,正在如此进行种种商业实践,试图改变自身“知名度高、认知度低”的现状,从而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与个别华人演星在商业领域努力超越自身相比,大多数华人演星的社会价值担当仍然仅仅局限在娱乐本身,这与我们今天社会对他们更高层次的社会价值推动的期盼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今天这个时代,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给予他们舞台和空间,巩俐、张艺谋、陈道明等艺人能够作为代表、委员，参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会议,就是充分的证明。

　　与今天社会环境对艺人的开放和尊重相比,华人演星群体对社会更大层面的价值贡献却相对缺失,他们脱离娱乐之外的作为,与这个社会对他们的期盼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虽然在传统社会长期被边缘的历史中所形成的心理惯性仍在表露痕迹,但是当今社会的包容与开放的程度已经给予他们更广阔舞台和空间,我们也期盼他们运用自身的影响力,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提供更多的价值贡献和更高的价值标准,而不仅仅单单试图在商业世界上留下一些“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