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愚谦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欧洲,德国汉堡,阿尔特斯湖畔,一位年过七旬的中国老人在这里已经徘徊了逾三十年,他称这湖为“我忠贞的恋人”。

　　关愚谦,德国汉堡大学教授,香港《信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专栏作家,曾应邀3次面见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

　　本刊记者/苑纯洁

　　家谱记载,关愚谦是清代名将关天培之后,父亲和周恩来是同学,母亲是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他自己曾陪同外国朋友多次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曾给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做过翻译;也曾在一夜之间差点成了右派分子,发配到青海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再度遭殃,被迫离开祖国,出走埃及,从埃及到德国,在德国一住就是37年。

　　回忆往事,关愚谦在自传中写道,“年近古稀,我无法追悔以往所做的一切。但是,有一点我感受最深切:受过亡国之苦的我们这一代人,故乡和祖国的观念,比现在年轻人强烈得多。她常常和母亲的形象连在一起,饱受了苦难而善良宽容。祖国就是我的母亲。祖国再受尽磨难,祖国再贫穷,祖国再使我受了委屈,我对祖国仍然充满了真挚深情的爱……现在将会成为过去,但祖国的大好河山会长留人间,祖国的明天将会更美好……”

　　与老总理施密特的书房对话

　　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卸任后,一直是《时代周报》的出版人,该报的特点是只刊登大篇幅评论文章,在德国知识分子中间广为流传,享誉国际。2005年3月的一天,关愚谦曾应邀去面见施密特,畅谈中国问题。

　　“施密特的办公室朴素得令我惊讶,只有30平方米,除了一个办公桌和椅子之外,就剩下一张用来接待客人的四方桌,以及四把普通的椅子和一个旧沙发。对于这种布置,施密特一点也不在意。他感到骄傲的是办公室四壁的大量藏书,而自己的著作和世界各国介绍他的书籍,则堆放在秘书的房间里。”

　　施密特1953年进入联邦议会,曾在联邦政府当过多年部长,1974年至1982年担任联邦政府总理,前后任期长达8年。在担任总理期间,他不遗余力地加强和法国的友好关系,成为欧洲经济联合进程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公认的思想家。

　　见到关愚谦,施密特的第一句话是,“关先生,最近读到您写的《在两个天空下》(中文版名称为《浪》)一书,我夫人和我都很喜欢,知道您刚从中国访问归来,想听听您的见闻。”施密特认为,和了解其他国家相比,他对中国的了解是比较差的。1961年,也就是他担任国防部长10年之前写过一本书,叫《全球军事战略》。那时候中国才有6亿人口,军事能力也不强,可是他发现中国具有巨大的潜力,只是当时还在沉睡中。就他所知,早在清朝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在思考社会改革,直到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开始兴旺起来。”

　　2006年9月7日,关愚谦和施密特会面,施密特很谨慎地表示了几点看法:中国目前的神速发展,必然会使一些西方国家敏感,这是很自然的。不要过多考虑西方国家一些人的看法,更多的还是应该注意本国的民众,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德国在1970和1980年代,经济也非常旺盛,但从来没有高额外汇储备。至于如何使外汇储备不再升高,施密特表示:必须逐渐提高人民币汇率。德国马克在1980年代一再升值,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出口贸易,何况中国目前的出口产品很少有国家可以与之竞争。中国也可以借鉴一下当时联邦德国经济过热的处理办法。

　　阿尔特斯湖畔的“林妹妹”

　　关愚谦在上海的家位于新华路一个幽静的弄堂里,走进他的家仿佛走进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庭院,古色古香的家具以及出自刘海粟、黄永玉手笔的字画昭示着主人的审美趣味和交友之广。珮春,这位与关愚谦风雨同舟30年的德国美丽女子也已华发渐生,却依然安静而优雅。

　　谈起妻子,浓浓的爱意洋溢在关愚谦脸上。他们相识在德国同学的生日聚会上,当时的珮春还叫佩特拉,“看上去十八九岁,宛若天上掉下林妹妹,还是黄头发蓝眼睛的,说话轻声细气,笑起来脸颊露出一对浅浅的酒窝。”“佩特拉很纯洁,纯洁得像一块透明的宝石。”

　　“珮春”是结婚前一年关愚谦给德国未婚妻取的中国名字,这时候关愚谦已经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珮春也在未婚夫的影响下“弃医从文”,进入大学师从关愚谦学习汉学。不久他们在香港注册结婚。

　　时至今日,每当朋友问起关愚谦怎么把漂亮的珮春追到手,关愚谦总是甩甩手指笑着说:“你应该问春,她是怎么把我弄到手的,那时我的女学生一大堆,追我这来自中国的老师的为数不少,最后给她追到了。不信你问问她!”春也总是幽默地回答,“我真倒霉,当初看走了眼,嫁给了她,不得不天天给他准备早餐。”

　　对汉堡大学,关愚谦有着特殊的感情,在这里他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教书、写作,30年如一日。退休后,学校仍保留他给学生开课的权利,相当于中国大学的“返聘”教授。阿尔特斯湖畔的家虽小,却广纳四方宾朋。30年来,这里成为德国和中国学生聚会的场所,有的则在他们家相识后喜结良缘。画家黄永玉来到关愚谦德国的家,看到随处可见的中国“痕迹”,感慨道：“天涯何处无芳草!”自那以后,关愚谦夫妇就开始称这个家为“芳草庐”。

　　在“芳草庐”关愚谦写了16本中、德文著作,其中与妻子合写的有6本。教书之余,他还为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几家报刊撰稿,发表了数百万字文章,是东南亚地区颇受欢迎的“专栏作家”。此外,关愚谦还主办过两种杂志《德中论坛》和《欧华学报》。“对德国读者来说,我的书是一座桥。我建筑这座‘桥’是绝对有主观意识的——那就是把东方文化带入西方,让更多的人了解东方,了解中国。关愚谦的书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有很多读者。人们知道到书店买书要买“关的书”,“关的书”成了那些书店里的一个通行概念,这让关愚谦很欣慰。

　　中国崛起的十二法宝和五大问题

　　虽然身在德国汉堡大学,娶了一位年轻的德国妻子,关愚谦依旧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中国崛起是关愚谦从年轻时候就梦寐以求的,今天目睹祖国的逐渐强盛和日益走向国际,他仍然没有放弃严肃的思考和审慎的判断。

　　目前国际上讨论中国不外乎几个方面:为什么中国会起飞得如此之快?中国强大起来会否造福世界?关愚谦认为中国崛起存在十二个法宝和五大问题。

　　“法宝”包括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文革”过后的反冲力、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海外华人力量、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中国的象形文字、海外华人学子的海归热、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质、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和忌讳、妇女解放和中国人富起来不受社会等级的约束、中国人好客以及劳动力价格便宜。国内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包括:以法制约束贪污、更多地关心百姓良苦以及知识分子的良知等。

　　21世纪属于谁的?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欧洲的世纪，还是美国的世纪?关愚谦先生向记者这样表示:在德国汉堡有位研究社会科学的穆勒(M, Mueller)教授认为,19世纪是欧洲的,他们基本上殖民了全世界;20世纪是美国的,虽然世界战争不断,但美国一枝独秀,经济、金融、政治,军事一切皆由美国控制;21世纪,今后这一百年,凭中国目前经济的发展速度,亚洲和中国会令人刮目相看,至于说这一世纪是不是属于中国的，那么就要看中国自己的表现了。

　　美国鹰派早已经制定好了21世纪的政策和战略,并已付诸行动。但是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里不断发出另外一种声音:纵观世界的霸王帝国史,霸业的兴替,皆因霸国军事扩张,军费消耗过大,经济支出过重而导致衰退。不但做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看到这一点,不少亚洲和欧洲老的政治家们也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都熟悉本国的兴衰史。因而俄罗斯、法国、德国不参加美国发起的

　　中国文化推进社会进程

　　关愚谦先生认为,中国有五千年以上的文化,中国的哲学思想也有近三千年历史,中国有人口13亿,超过欧美俄日的总和。 目前,中国的不少哲学理论正在许多欧亚美国家的知识界进行研究和讨论。

　　在南印度的PONDICHERRY有个远东研究所,那里集中了不少世界各地来的学梵文和研究佛学的专家,有的写出了非常先进的哲学论文,认为东方的文化有很多独到之处,对当前的资本主义提出根本上的质疑。关先生并不否定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但不应该囫囵吞枣地接受下来。西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知走过多少弯路,以现在眼光来看,有的模式已经落伍,有的进入死胡同。我们应该汲取他们的经验教训。

　　在美国社会上所谓的大自由,助长社会出现暴力、酗酒、乱伦、绝对的自私,用金钱来诱惑正常人进行行为的放纵,性格的扭曲。 中国人要用自己的眼光审视西方现代性的价值观念,辨析中国现代性历史境况与西方现代性历史境况的区别,避免把自己的国家的现代性变成西方现代性的翻版,避免用西方现有的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上,社会繁荣,国家强盛,人民的生活不断提高,即便这样,仍是困难重重,问题多多。他认为,中国理论界对于以下几个大问题应进行思考:

　　一, 我们对中国的古代文化遗产,包括哲学、美学、宗教等,应进行很好的整理,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

　　二,1949年建国以后的当代史,必须进行很好的客观的整理,古人云:温故而知新;

　　三,对西方的文化(包括对西方人)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应有系统的认识和研究。实用主义、拿来主义、崇洋媚外很有市场,囫囵吞枣接受更害死人。

　　在发展中反思

　　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要进行历史空间与时间上的上溯。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必然形成对社会的看法与自身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方面的顺位或错位的对比。在这一价值体系的引导与影响下,表现出一种理性的思考态度,并将之施加于物我之上,就是所谓的行为准则。

　　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两千年的发展中吸收了外来文化如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合理性为己所用,并与中国的土生宗教——道教所体现的道家文化一起,形成了影响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和行为准则的根本文化因素。这种文化因素影响下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经过一代代的传承至今影响着中国人为人处世。

　　中国人“天人合一”思想的早就有之,它的出现及发展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与农耕结有不解之缘所决定的。纵观中国的历史,天人合一思想不仅制约着政治,同时也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是古代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影响和延续中国数千年之久的主流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合理性价值。它着眼于人和整个宇宙的关系,依据自然的变化推及人世,强调人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把人生处世的理想目标确定为天人和谐。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一思想体系掺杂着消极的内容,但是在历史上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至今仍有着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并不因时代变迁而失却其生命力,我们应当借鉴这些思想,给予新的阐释和发展,在现实中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