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腾：见证中日煤炭谈判博弈史

　　他是煤炭工人出身的大学生。上世纪80年代初即成为“中国煤炭进出口集团公司”的驻日谈判代表。他参与和见证了煤炭市场三十年从兴到衰、从衰到兴的转换史，以及这期间中日煤炭谈判的博弈史。他的妙招曾经让一家著名煤炭企业打入最挑剔的日本煤炭市场。对于时下激烈交锋的中日煤炭谈判，他始终坚持认为，中国煤炭生产企业“自我强体”不在于“话语权的争夺”，而在于“市场用户的信任”

　　-本刊记者 曹开虎

　　“我这一生几乎都与煤炭打交道，我希望煤炭行业能够健康发展下去。”6月中旬，黄腾这样对《国企》说。

　　他这样表达的一个背景是，2007年5月下旬，国际能源市场氛围日趋紧张，此时，中日之间的煤炭窗口企业代表，互相造访的频率也明显加快。与往年迥异，由于中方坚持大幅提高煤价，已发展至第六届的中日煤炭长协项下的2007年度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这与中国正在施行的能源政策有关：由于国际能源形势的变化，中国开始鼓励煤炭进口，进而取消煤炭出口退税。

　　日方代表丝毫不理会这些，与中国企业谈判未果后，沮丧地回到了国内。中方企业随对方代表奔赴日本，又开始为期数日的谈判。数日后，从东京传来利好消息，僵局被打破，日方代表将动力煤价格定在67.9美元/吨—这让双方二十年煤炭贸易以来的最高价格纪录作古。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黄腾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心中有些不是滋味。尽管他曾作为中方窗口企业负责人，参与中日煤炭长协谈判十余年，这样的结果仍旧让他有些惊讶。

　　“我不知道该为中方企业高兴还是难过。”已近花甲之年的黄腾说，“现在煤炭市场好，表面上看，企业可以大赚一笔，可一旦市场滑坡，失去信誉，该怎么办？”

　　如今，黄腾是北京长贸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仍然没有脱离煤炭的大圈子。现在，他对于人生的全部理解，就是安静地思考，同时“趁自己还能走得动路，为中国煤炭行业的国际化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算起来，他在煤炭业已浸淫了四十年。

　　光荣的煤矿工人

　　1968年8月5日，清晨，天空阴郁而沉闷。

　　北京西直门火车站的站台上，学生模样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西行的列车准点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启动了。车内的全体乘客在广播喇叭的指挥下站了起来，面向车尾的东方，掏出随身携带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开始了“早请示”。

　　这趟列车承载着256名高中毕业生。他们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各中学，全部身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衣服。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门头沟挖煤。

　　“那个时候，大家都引以为荣，挖的煤越多，越觉得骄傲。社会对‘煤黑子’的身份评价很高。”回忆那段青涩的历史，黄腾有些激动，“但是到了煤矿以后，发现自己上当了，因为境况并没有他们事先描述的那样好。”

　　尽管如此，这些年轻人还是不敢轻言放弃，唯恐别人将自己驱出无产阶级之列。

　　“我们到煤矿的第一天，入矿安全教育是从学毛主席著作开始。至于如何采煤，采煤时应该注意些什么，等等，都一概未提。”

　　“培训的时候，一位老工人来讲课，他不识字，背了一段最短的毛主席语录后，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许多话。最后一句总算让我们听明白了：‘井下活茬儿危险，别乱跑，别睡觉，干活儿长点儿眼！’”

　　“就这样，规程就算学完了，安全教育也算进行过了，只等第二天开始下井上班！凭良心讲，老工人最后的一句话虽然不是长篇大论，但还真重要，我们之中不少人就是忘记了老工人的这句话，才为此付出鲜血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就在这种与自然界的残酷接触中，黄腾侥幸地度过了十一个春秋。他的命运随着高考的恢复而陡然发生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黄腾一边在王平村煤矿做工人，一边复习功课。

　　一个晴朗的冬日，呼啸的北风疯狂地扫荡着矿山，吹得黄腾把满是油污的破棉袄在身上裹了再裹，然后用条草绳拦腰刹住。

　　那个冰天雪地的上午，50封大学录取通知书被送到了王平村煤矿，这其中就有一封属于27岁的黄腾。黄腾用沾满油污的手接过了录取通知书，信封上印出几个黑黑的油指印迹。

　　约摸一个星期后，他开始办理离矿手续。时间已匆匆蹿至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慢慢拂遍祖国大地。

　　十一年的矿工生活，在他的生命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同时也在冥冥之中决定了他今后的事业方向。

　　“十多年来，就是同事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从死亡危险的边缘拉了出来，就是他们手把手地教会我采煤、机电等方面的技术。”那些被埋在煤矿下的同事，在黄腾的记忆中挥之不去，“我和煤矿工人的感情深到别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与一起参加战斗的战友没有区别。”

　　十一年的基层煤矿工作经验，给他今后的工作铺平了道路，同时让他在煤炭行业景气的时候，始终能够发现问题和暗礁。

　　1979年的冬天，因为已满八年的工作履历，黄腾带着工资，顺利进入北京外贸学院分院日语系学习，也就是如今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发现”日本市场

　　1983年2月，大学毕业后，黄腾被分配到了王平村煤矿总部——北京矿务局。

　　当时北京矿务局的工作之一就是为中煤进出口总公司组织煤炭出口。1982年，中煤集团的前身——中国煤炭工业进出口集团公司，拿到了煤炭出口权，开始大量招聘人员。因在大学里学了日语专业，黄腾1984年顺利进了中煤公司。

　　黄腾起初在中煤公司的综合计划部，负责管理项目的外汇使用与报批。因为当时公司里的人对外汇都非常陌生，他恰巧在大学里学过，就被分配到此。

　　约摸一年后，因为一位工作人员到期，中煤公司驻日本代表处缺少人手，精通日语的黄腾顺理成章地被公司委派接任。

　　他没想到，这次决定竟然让他的煤炭事业延续至今。据黄腾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煤公司驻日代表处事情并不多，起初，中煤公司的工作人员所做事情主要是设备引进。由于国内煤炭的开采设备太落后，当时，中国从国际市场上引进了200套综合采煤机械，其中日本市场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黄腾在日本的那几年，正好赶上80年代末。由于此前国际煤炭市场价格暴涨，国际资本开始大量进入煤炭行业，随着一批新煤矿的大规模开采，国际市场上的煤炭价格逐渐回落到正常水平。

　　由于中煤驻日代表处的工作比较轻闲，黄腾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做起煤炭贸易。“刚开始的时候，驻日代表处不做具体贸易工作，因为容易惹麻烦，不过贸易这种东西做起来的确容易出事。后来抓住一个机会，我放弃个人利害顾及，就开始做了。”彼时的黄腾，对于日本的能源市场已经非常了解，“我就给中煤公司总部打电话，告诉他们日本这边有市场。”

　　那段时间，国内的煤炭企业也在寻找出路，因为国内煤炭价格并不高。“总部接到我的电话，非常高兴，一下子就组织了5000吨煤炭。”回忆起那段日子，黄腾自己都不敢相信事情竟然那么顺利。

　　也许事情太过顺利，就容易出问题。让黄腾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那笔交易前后总共花了14天时间，“当煤炭运到日本港口的时候，日本用户高兴得不得了，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煤炭。”

　　但是，当煤炭在日本港口卸货的时候，日本用户沮丧地发现这批煤炭并非表面上看得那样好，港口到处煤尘飞扬;他们还发现，这批煤炭非常软(可磨指数HGI值极高)，杂质特别多。

　　“日方代表就打电话给我，让我无论如何也得去趟现场。”由于是第一次做煤炭贸易，黄腾对此并不太了解，“他们就将煤炭摊在了港口上，用一台磁力吊车在上面来回地吸，竟然吸出了100多公斤的破铁。”而日本对进口煤炭质量的要求全球市场上是最高的。

　　在黄腾看来，作为一笔贸易，第一批单子还是成功的，失败的只是煤种而已。因为日本的煤炭市场需要量仍旧很大，他继续让中煤总部在国内寻找质量好的煤炭。

　　“我苦心做了许多工作，日本公司才答应过来考察。”黄腾对那个细节记忆尤深，“日方考察后才放心，于是河南鹤壁的煤炭就被推广出去了，后来山西长治的煤炭也紧接着开始出口。”

　　黄腾还不甘心，因为当时苏联煤炭在日本占据颇大的市场份额。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开始闹解体，“我们就利用这个时机，一下子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从此，国家就把半无烟煤的出口权下放给了中煤驻日代表处。”

　　“卖煤炭就是卖声誉”

　　1990年，任期满后，黄腾归国，继续留在中煤公司，由动力煤出口的负责人逐渐升至煤炭出口部部长，全权负责中国的煤炭出口事宜。

　　刚刚回国，黄腾就遭遇了一个棘手的事件：日本电力公司在进口的大同煤里发现大量的雷管，根据国际贸易规则，日本十大电力公司联合起来向中方索赔15亿日元(当时相当于1500万美元)。黄腾开始在日本和中国大陆之间来回做工作，终了以6000万日元(当时相当于60万美元)抹平此事，“大同那边特别高兴”。

　　“一方面是因为我在日本认识的人多，同时最重要的是懂得别人的心理。因为日方企业并不是想整死某个中方企业，而是认为‘这么点事情，你们怎么处理不好啊’。”黄腾说，这次纠纷给中国煤炭企业活生生地上了一课，同时提出了一个要求——管理，对于煤炭质量必须严格把关。

　　黄腾回国后的第三年，大同煤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已经跌至35.9美元/吨。兖州煤矿也开始开拓海外市场。

　　“兖州煤矿当时就打算走上市之路，我就向兖矿的领导建议，如果你打算上市，首先得把煤炭质量搞上去。因为只有你的煤炭进入日本，才能说明国际市场看好你的煤炭。”黄腾给兖州煤矿的建议在数年后果然应验，“当时大同煤的杂物含量是兖矿煤炭的十倍左右。”

　　按照当时日本市场的常规，一个中国煤矿从开始谈判，到大规模成交，周期一般要三年时间。兖矿正巧赶上一个机会。日本当时有个中部电力公司，拥有三个70万千瓦的机组。因为这家公司肇建之初，黄腾就一直与其紧密联系。这家电力公司考察完兖矿后，一下子就订购了七八十万吨。此后，中国出口日本的煤炭，逐渐从山西转移到了山东。

　　兖矿人还未来得及高兴，问题便接踵而至，因为煤炭中一般的杂物都被解决了，木削却依旧存在。黄腾对日方用户心理了如指掌，“我给兖矿提了一个建议：洗煤的时候，找几个人在旁边捞杂物，结果马上就改进了。”

　　日方用户对此非常惊讶，竟然派了代表前来参观，看见兖矿用人工捞杂物时，倍加感动。在他们看来，这种人工的方式虽然原始，却非常实用。“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家认为你把用户切实放在心上。”黄腾的建议给兖矿带来巨大的收获，兖矿的声誉在日本市场一下子提高了。

　　黄腾曾经对兖矿的人说，“你们现在上市，其实不是在卖煤炭，而是卖声誉”。他一直认为，市场不好的时候，企业收获名誉，市场好的时候，企业再赚钱。随着煤炭市场的景气，许多煤炭企业借助一些理由，“珍惜”资源，减少出口，等于损害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名誉。

　　“精悍强于规模”

　　2002年黄腾主动退休后，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北京长贸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立足的行业仍旧是伴随自己一生的煤炭。

　　如今，黄腾是煤炭行业名副其实的专家。每天，他都可以接到许多关于煤炭的咨询电话。这与他的真知灼见不可分割——因为从事近40余年煤炭事业，体会了十余年的基层矿工生活，他总是能够一针见血地直指煤炭行业的本质问题。

　　但是固执的他仍旧坚持犀利下去，在他看来，现在中国煤炭生产企业刚刚有了点钱，个别企业就在“大集团化”的幌子下开始了“跑马圈地”式的疯狂“扩张”，把好不容易得来的金钱，花在买地、买矿上。

　　从表面上看，企业规模扩大了，从业人数增加了，各种统计数字扶摇直上，“政绩”显示良好。但实际上，在疯狂“扩张”的同时，领导班子更加臃肿，各方利益更难平衡，企业内部的信息传导减慢，正确的方针、决策难以贯彻。

　　黄腾认为，在“大集团化”的进程中，煤炭企业没能降低成本，为社会提供更加便宜的煤炭产品，相反，企图依靠“大集团化”的力量，实施“垄断价格”，煤炭生产企业缺乏在市场经济中竞争的真正实力。

　　“实际上，煤炭生产企业的强弱不完全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精悍’。”黄腾说，如果现在中国煤炭生产企业能够利用经济较好的大环境，把赚来的钱，首先用在支付多年安全生产方面的欠账，以提高煤炭生产企业的运行安全；其次用在矿工、基层干部的文化、知识、技能、管理方面的培训，提高煤炭生产企业的劳动力品质，那么，企业就会真正走上强体之路。

　　黄腾简历

　　●1968年8月—1979年2月北京矿务局王平村煤矿工人

　　●1979年2月—1983年2月就读于北京外贸学院分院日语系(现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1983年2月—1984年4月中煤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

　　●1984年4月—2002年1月在中煤集团负责煤炭出口贸易

　　●2000年以自身的经历著有《黑色的火焰》一书

　　●2002年至今创办北京长贸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任总经理

　　背 景

　　中日煤炭谈判史

　　黄腾始终认为，中国煤炭生产企业的“自我强体”在于“市场用户的信任”。这种状况与上个世纪80年代境况相仿。彼时，中日LT贸易(中日长期综合贸易)项下动力煤交易的大同煤FOBT价格(卖方负责将货物装入船舱并支付平舱费用为条件的价格，是离岸价格的变形价格术语之一)，从1979年的28.20美元/吨，逐年大幅度上涨，到1982年已达到55.44美元/吨。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煤炭资源缺乏、煤炭进口数量大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向煤炭资源丰富的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进行长期、大量的投资，加强煤炭资源的开发力度。正是这些巨额的投资，使世界煤炭的生产能力迅速增加，快速地弥补了世界煤炭供不应求的缺口，价格进而恢复到正常水平。

　　2000年，中日LT贸易项下动力煤交易的大同煤FOBT价格，跌至26.93美元/吨的低谷。作为中国煤炭出口的窗口企业，中煤公司派代表到日本进行艰难地游说。

　　“日本的用户不肯接见我们，我们就在东京的街道上等，连旅社都不敢回，身边没有什么钱，不敢去咖啡店。”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如今回忆起来，黄腾仍觉得有些酸涩。尽管如此，煤炭价格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有所回升。国内众多企业因此一蹶不振，甚至濒临破产的边缘。

　　“目前的世界煤炭市场与1982年的世界煤炭市场有着同样惊人的相似。如果再考虑世界经济周期的变化因素，中国煤炭生产企业难道不应未雨绸缪么？”面对目前高企的煤价，黄腾毫不掩饰自己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