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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黄如论：“我拿出的都是真金白银”
黄如论自言以后不会留给后代很多家产，大部分会捐给社会。“在我老的时候，走到那些学校去看看，对我也是个鼓舞，是个不会磨灭的纪念。”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见房地产商容易，见黄如论难。从北京追到东莞，黄如论说：“你们也不容易，见就见见吧。”
一大早赶到东莞萦菲特御景湾酒店，黄如论在一群人簇拥下正从大堂向外走。“吃饭没有？先去吃饭。”他不是客气，坚决让下属陪记者去用早餐。
后来谈到吃饭，黄如论说自己最爱吃的福州菜在福州的一家破烂的小店里。有一次他进去吃饭，一屋子的人都停下筷子看他。“他们很吃惊，这么大的老板，跑到这么破的地方吃饭，太抠了吧？”
“我哪里抠？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本来在五星级饭店吃一碗，到那儿能吃两碗。那次以后我就不去了，最多让手下跑过去买两个菜回来吃。”
这位世纪金源集团的舵手，还有别的方式让别人继续感到吃惊。
“别人支持我1，我支持他10”
十几年前，黄如论开始每个月定期给家乡村子里满60岁的老人发生活费。“那时候我的钱不多。这些老人温饱没有问题，只是缺少零花钱。”现在，接受照顾的老人的数目增加到了300个。2005年，黄如论回到家乡福建，听说福建古田县有一个农民因为穷困看不起病，产生了异化心理，拿着炸药坐到公交车上，爆炸了。“我们的省委书记请我吃饭，提起这个事。我的家乡还有这么穷的人，我拿出1个亿来建立福建省江夏百姓医疗互助基金。”
同样做地产生意的联华国际董事长廖翊畅是黄如论的忘年交，他评价黄“对朋友肝胆，对社会有责任感”。“我们都对他很敬重，”廖说，“不是因为他有钱，我们也有钱。”
黄如论从小由祖母带大，老太太信佛，多年中反复告诫他“不要骗人、害人、欺人、诈人”、“慈悲为本”。从农村走到城市，黄如论结识了很多退休的老干部，从他们那里，他学到了“临危不惧、说到做到”。“从少年到青年，我受到的都是这样的教育。”后来，黄如论每年都会买东西去看望这些老干部，他们的子女有什么事黄也全力相帮。黄如论认为自己村子里一位给他讲过三国等故事的老者对他影响很大，因此把老者的儿子培养成了公司里的一个总经理。早年在菲律宾寻找机会时，黄不懂英语，当地人即使说福建话也是闽南话，而他熟悉的则是闽中语。那时候，举目无亲的黄如论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追求上进，人家喜欢帮我，就像一个学生肯读书，老师就喜欢教你嘛。”发达之后，当初帮过他的人都得到了回报。“饮水思源，以德报德，别人支持我1，我支持他10。不报答，那成了什么人啊？”
“我是农民的儿子，”黄如论对自己曾经的艰辛生活念念不忘，“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村很苦。我们从低层走到高层，就知道低层的痛苦。今天事业有所成功，对这些人就更加同情，很简单。”
对境遇远不如自己的人的同情，是目前很多企业家做慈善的初衷。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具有同样朴素的情感。“与他们相比，我得到的太多了。”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董事长赵永亮也如此说：“不讲迷信还要讲良心。我们富得在流油，老百姓还在流泪，我们十年前就是万元户，老百姓还穿着烂棉裤。”
2003年，黄如论捐资1.8亿元兴建福建江夏学院。其中，黄的捐资用来建教学楼和图书馆，当地政府负责建宿舍。这是黄如论最大的一笔捐赠。黄说，当时福州出了一件大案，牵涉到各级官员数百人。“这些人行贿受贿，就是因为不懂法，没有很深的文化基础。出了这样的事，我们感觉很耻辱。”黄如论知道人民大学的法律系和新闻系很有名气，就想能不能跟人民大学合作在家乡也建一座以这两个系为主的学院。他的想法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黄如论包了两架飞机请人民大学的校长和教授等一行人前往福建考察。江夏学院今年9月开始招生。
黄如论的性格决定了他对慈善的态度：率性而为，受到感动则出手相助。北京市修建将军陵，有关部门找到黄如论，他觉得自己义不容辞：“江山是这些将军们打下来的，我们捐点儿钱算得了什么？”
不规范的慈善
迄今为止，黄如论已经捐款5.8亿元。他认为这个数字只少不多，因为一些零星的捐赠，“谁还去算呢”。
但这不表示他对每一笔捐赠的结果都感到满意。“中国目前的慈善运作很不规范。首先，对慈善没有好的政策支持，国家的相关免税政策只针对中华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等几家。我做了十几年慈善，有的直接捐给当地政府或个人，有的通过慈善机构。国家对于直接捐赠没有免税政策。为什么企业家对慈善不积极，这是一个原因。”黄如论说。对于捐出1.8亿兴建江夏学院，他说：“如果利润是在福建产生的，还有免税的可能。但现在我大的项目都在北京，就不好说了。”
“再有，把钱交给慈善机构，他是不是真正去做慈善？即使建了学校，会不会继续办下去？”黄如论在福建助养了3000个孤儿，起源于他的老乡、原福建省人大副主任的请求。老乡再次见面，黄如论说：“钱我拿了，你到底有没有3000个孤儿啊。”“有啊，”老乡说，“都造了册。”“造册能解决问题吗？”黄如论对《中国企业家》说，“中国人的人情观念太重，不是支持穷的，而是支持跟自己熟悉的，关系好的。有的孩子母亲还在，不是孤儿，也帮助。下面的人思想境界不够，骗你，有什么办法？”最近，黄如论再次回到家乡，他的老乡问他能不能拿几百万出来助教，因为很多学习很好的孩子上不起大学。黄如论的想法是：“如果我要做，我就登报纸，发布我要在福建省帮助多少个学生，大家来报名。然后我去调查，你是不是真的很穷上不起大学，把钱真正落实到需要的人身上。我们的慈善机构做得有没有这么详细呢？调查不清楚不就是失职吗？”
捐赠者本来对于执行机构是有监督权的。“捐钱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监督的时候得罪人啊。”黄如论说。他在重庆捐款几千万元，当地政府每年会给他一个报告，这让他满意。而在云南省的两千万助教捐款，他表示“有没有真正搞起来不知道”。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继续捐款？“感动到就捐。”有一次，在飞往重庆的飞机上，黄如论从报纸上看到重庆有一个学校的教师六个月没有发工资，学校因为校舍失修坍塌无法上课，当即决定为其捐款。“看到这么穷我就捐，管它免不免(税)。”
“我拿出的都是真金白银”
“做人一定要低调。”这是黄如论经常说的话。按照这一原则，他绝少接受媒体采访、参加各种论坛，只是因为实力雄厚，黄如论在地产界的名声很大。
很多事情黄如论不公开说，但他看不惯，比如今年引起广泛争议的“地产商只给富人盖房子”的说法。“一个人要实实在在做事情，不要做一点儿事就讲话讲得过分。有些人讲只给富人盖房子，讲七讲八，好像自己很了不起。中国有多少富人？赚了一点点小钱，对社会根本没有一点关爱，还没有走一步，就跑到十步去了。”
黄如论有资格这么说。累计捐款近6亿，在中国的地产商里绝无仅有。如此庞大的资金对一个地产商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当然，这些钱如果去投资，过两年可能又赚5.8亿。但是不一样，一个是求事业的发展，一个是对社会的关爱，境界不同。一个人老想着我捐的钱要是去投资能赚多少，那就捐不了钱了。”
对于某些企业家，黄如论也不屑一顾。“吹没有用。有的光嘴巴说，承诺捐多少多少，你捐了几个学校？学校在哪里？无私才能无畏。光承诺，不算英雄。比如你捐钱是为了拿地便宜，那是交易，这样的人我看不起。福建有好几个这样的人，请我吃饭我都不去。”
“我拿出的都是真金白银，绝大多数是我的个人财产。”黄如论说。
但黄如论不反对为了企业形象的捐赠。上海建桥集团捐建了12所希望小学，其所在地大多有建桥的地产公司。“不在当地做点事，刁难你的人太多。如果大量行贿，受贿者抓进去，我们也完蛋了。所以我要求各地的分公司，要送大礼就送给当地的人民，不送给个人。”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说。他把这样的慈善称作是“规避风险”。对周的作法，黄如论表示赞同。另一位地产商、从去年开始提倡“做企业公民”的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对此的评价是：“无可厚非，作为一种公关手段，蛮好。”
受祖母的影响，黄如论也信佛。今年回乡，当地举办海峡两岸佛教大会，黄赞助200万元。“我家乡能够得到上千个和尚的祈祷，是一件好事，我义无反顾。”
黄如论捐建的大学、基金会都交给政府，他不参与管理。《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后，私人基金会允许注册，黄如论表示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这要看以后身体的情况、公司的发展和股东们的意见。”他今年55岁，仍然全国各地飞来飞去：“企业要盯着，要赚钱，不能亏本。”
黄如论的孩子们对父亲做慈善很支持，这让他感到满意。有时候夫人会“唠叨两句”，最终也听之任之。
尽管黄如论给商界的印象有些深不可测，但他表示自己无意做得太大。“做大了很累，维持现状吧。如果上了市，给股民带不来回报，得不偿失。股民骂你两句是一时的，你内心欠疚是永远的。”
黄如论自言以后不会留给后代很多家产，大部分会捐给社会。
“在我老的时候，走到那些学校去看看，对我也是个鼓舞，是个不会磨灭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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