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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闹的慈善风潮，掩盖不住中国慈善还处在粗放、原始阶段的真相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边 杰
慈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2006年中国商业社会最时髦、最流行的词汇。大大小小的慈善晚宴如火如荼，明星、高官、企业家是少不了的主角；各种论坛如果不跟慈善、社会责任
扯上干系，就显得不那么主流；而不同机构发布的所谓中国慈善榜，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制造富豪榜和慈善榜闻名的英国人胡润提供的一组数据似乎是慈善流行的乐观佐证据：2006年的慈善家榜从2005年的50位扩大到了100位，榜上前50位企业家从2003年至今累计捐赠近51亿元，比2003年到2005年累计的13.5亿元翻了近4倍。榜上的100位慈善家从2003年至今，共捐赠了56亿元人民币。
中国社会真的到了大规模慈善来临的临界点了吗？中国企业家们真的开始普遍直面社会责任了吗？纷纷攘攘慈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中国企业家》从2006年6月开始，寻访到了目前在中国做慈善风头最健、知名度最高的三个人：年过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董事长余彭年，他因为将自己20亿元的财富捐给社会而声名远播，被称谓中国的慈善冠军；世纪金源集团董事长黄如论先后捐款5.8亿元；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的总捐款接近3亿。
通过和他们面对面地访问，我们看到了中国慈善业一个真实的侧面：做慈善多年的余彭年，叹息中国慈善环境的艰难；黄如论的观点则代表着大多数商人慈善者最朴素的动机：出于对穷苦者内心的恻隐与怜悯而一次次捐献自己的钱财；而翟美卿所运作的慈善基金会，现在则处于一个初级发展阶段，她说她打算在10年后全心来运做基金会，“基金会规模最终将达到10亿元”。
除了这些感性的认识，另一些数据更直指中国慈善现状的惨淡：据中华慈善总会公布的数据表明，截至2004年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的捐助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
“当前中国的事情千头万绪，排序可能还没排到这(慈善)上面来。另外，这件事由谁来推动？税务部门会轻易让税收分流吗？当前中国的慈善机构会积极推动吗？我不敢说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但至少生活得很好。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在积蓄条件。”清华大学教授宁向东对《中国企业家》说。
毋庸置疑，中国现阶段的慈善事业还处在一种粗放、原始的阶段；而在参与慈善事业的各类主体中，商业力量、财富阶层虽往往成为其中夺目的明星，但囿于各种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实则有限。这就是今天中国慈善的真实面目，是谓“真相”。
真相一：自发的“零售”慈善
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动因主要来自内心怜悯心的驱使，这种慈善行为随意性比较强。在现代基金会没有成为慈善的主体组织形式之前，中国社会大规模慈善的时机还远远没到来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并不缺乏同情心，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村很苦。我们从低层走到高层，就知道低层的痛苦。今天事业有所成功，对这些人就更加同情，很简单。”捐赠了近6亿元的黄如论这样表达自己的慈善动因。对境遇远不如自己的人，翟美卿也具有同样朴素的情感。“与他们相比，我得到的太多了。”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董事长赵永亮说：“不讲迷信还要讲良心。我们富得在流油，老百姓还在流泪，我们十年前就是万元户，老百姓还穿着烂棉裤。”先后捐了1.6个多亿的地产商人黄怒波说，慈善是凭良心做事，凭企业的文化做事。
从中可以看出，除了来自外部的政府动员和社团劝募而不得不做的捐赠之外，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动因主要受怜悯心的驱使，而这难免使他们的慈善行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大多数人在慈善事业上并没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规划。黄如论的很多捐赠行为是因为从报纸、电视或者政府官员口中得知一些信息，触发了自己的恻隐之心而做出的。2005年，黄如论回到家乡福建，听说古田县有一个农民因为穷困看不起病，拿着炸药坐到公交车上，爆炸了。“我们的省委书记请我吃饭，提起这个事。我的家乡还有这么穷的人，我拿出1个亿来建立福建省江夏百姓医疗互助基金。”媒体所报道的东南亚海啸惨状令网易丁磊深受震动、心下恻然，随即决定个人捐出一千万元现金。而翟美卿在一次做美容过程中碰见一个家庭困难的女孩，就决定帮助她。这种随机性捐赠的例子在其他富人身上也多次发生，这和西方企业家有目标、系统性的捐赠有很大不同。
“目前中国的慈善是结构性而不是规则性的，大多是伴随着大的灾难事件发生。”宁向东说。从已经发布的慈善榜来看，教育、社会公益和健康以及一些突发性灾难事件仍然是企业家们热衷的捐赠领域。
学者杨团在《公司慈善与培育中国公司的慈善文化》一文中提到，100多年前，欧美国家的富豪一开始采用慈善信托的方式，即委托信得过的人向慈善机构捐赠。后来，一批受慈善思想影响的工业巨头创造一种公司形式的慈善基金会，191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次年，卡内基基金会成立。之后，美国人的这一组织创新被全球的富豪们效法，现代基金会现在遍布全球。仅在20世纪的美国，不到100年间，它就从几个发展到4万个。这标志着慈善从传统方式走向现代。
这种制度创新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使慈善组织有了法人治理结构，捐赠出去的私有财产能保持其私人特征，也使慈善从老式的“零售”转向“批发”，更多人能够受益。
显然中国现阶段的慈善还处于“零售”阶段，大多数捐赠是零星的。慈善的组织化运作才刚刚起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阶段的慈善发展状况相当于100多年前的美国。
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民间慈善组织是2004年由100位企业家发起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现在已经运行了两年，发起者中已经有19人退出。“这很正常，”秘书长杨平说，“国际NGO(非政府组织)都会经历这个过程。第一阶段叫热情高涨的参与期，热情过去之后，就是第二阶段的风暴期，分歧开始产生，对组织战略目标意见不一，如果协调不好组织就崩溃了。”虽然阿拉善生态协会的工作得到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认可，但任重道远。而中国第一家被批准的私人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的时间是2005年6月，还处在运行的前期阶段。
在现代基金会没有成为慈善的主体组织形式之前，中国社会大规模慈善的时机还远远没到来。
真相二：
首富榜难以和慈善榜重合
怕露富、纸上富贵、担心“越捐越麻烦”让“首富”们成为慈善的配角
美国《商业周刊》评出的2005年“美国最慷慨的50位富人”中，盖茨夫妇、沃伦·巴菲特、乔治·索罗斯、迈克尔·戴尔等名列前茅，与他们在《福布斯》杂志2005年“美国400富豪排行榜”上的排名大致相当。这似乎表明，在美国，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他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越大。
中国的情形怎么样呢？一个事实是，在中国做慈善最多的企业家并不是最有钱的。目前被视为慈善楷模的黄如论和翟美卿在胡润排出的百富榜(2005)中分别排到97位和36位，而余彭年则根本未能进入。排在富豪榜首位的黄光裕、严介和、陈天桥、丁磊等人是这个创富时代的标杆，而在慈善榜的前列，他们无一例外地缺席。根据胡润的统计，2005年百富榜的前4名(黄光裕、严介和、陈天桥、丁磊)，所有的捐赠加起来还不到4000万元人民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慈善业还没有真正开始。”胡润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其实，那些轮流坐庄的所谓中国“首富”们，只能算是纸上富贵，他们的财富很多是按股票面值算出来的，真正可以流动的资金并不是想像得那么多。另外，还有很多人的财富是固着在企业上，流通在生产财富的过程中，这些还不是个人支配式的财富，所以能够用来慈善的底气不足。目前在财富阶层还有一种普遍的担忧，一是富豪们对不透明运作的慈善机构不信任，另外担心“越捐越麻烦”，怕接踵而至的各种拉赞助的捐赠活动，扰乱工作和生活秩序。
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占有社会财富80%的富豪们，对社会的慈善捐赠却远远不足20%！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则显示，国内登记在册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真相三：公关性慈善
慈善常常被用来作为企业的一种软竞争力，用来作政府公关、提升企业形象，这在现实中得到了人们的理解
对于富豪们在慈善上的慷慨，很多人心存芥蒂，揣测他们的动机，怀疑他们是为了做秀，赢取名声，或者怀疑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商业或政治目的，或者是为了赎罪，为了享受丰厚的税收减免。而在现实的商业活动中，慈善被当作企业的一种软竞争力，用来政府公关和提升企业形象，这种现象是存在的，而且也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宽容。
上海建桥集团目前捐建了12所希望小学，其所在地大多有建桥的地产公司。“不在当地做点事，刁难你的人太多。如果大量行贿，受贿者抓进去，我们也完蛋了。所以我要求各地的分公司，要送大礼就送给当地的人民，不送给个人。”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说。“虽然没怎么送礼，但是你做了这个事，他们也就不好意思再刁难你。”
周星增把这样的慈善称作是“规避风险”。对周的作法，黄如论和王石都表示赞同。“捐钱为企业形象，是可以的。”黄如论说。“无可厚非，”王石对此评价，“作为一种公关手段，蛮好。”
“慈善有这样的功利性并不是坏事，”翟美卿说。十几年前，当翟美卿第一次捐出一大笔钱支持教育时，“肯定是考虑回报的。当时企业很小，我捐那么多钱，甚至想有没有双重回报。”“对企业对社会都是好的。但是不是一定每个人都有？不一定。有些人做这些根本就不考虑回报。”翟美卿认为自己已经过了要求回报的阶段。
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张心国说，国内的企业规模普遍还比较小，因而捐赠的时候会提很多宣传要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真相四：支持慈善大规模展开的价值观并未成形
出于中国人传统思维和财富安全方面的考虑，把财富尽可能多地传给家族子孙继承或管理是富人们普遍的想法。这样的选择让一大笔财富失去了慈善的机会
美国的财富史是一幅充满矛盾的画卷。学者资中筠在《财富的归宿》一文中这样分析美国国民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寡头们利用残酷无情的方式巧取豪夺大量财富，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捐赠中又如此热忱慷慨、急公好义，以社会乃至人类的福祉为己任。虽然过程血腥，但结果温馨。
“死后留下大笔财富的人是可耻的”，卡内基这句名言已成为美国100多年富人作慈善事业的某种驱动力与信仰。卡耐基在比较了三种使用剩余财富的方式——传给家族子孙、死后捐给公用事业、由财富的主人在生前妥善处理——之后认为，第三种方式是最应该采取的。这一思想在他之后的美国富豪们那里得到了响应。美国的慈善富豪伯贝尔说：“哪种做法更好呢？是使你自己变得富有呢？还是对上帝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以造福他人？当你命归黄泉的时候再做决定就晚了。”在对待财富的传承上，美国很多有钱人都不把遗产传给自家子孙，而年轻人也对继承遗产不感兴趣，他们更崇尚白手起家，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反观中国，财富创造和传承的历史是中断的，而现在财富积累的时间不过短短20年时间，而在对待财富继承的问题，大多数人没有作好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在继承方式上，《中国式继承》一书中写到，中国现在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财富代际间的转移，是一种双重继承，即管理权和所有权同时转移，这和西方家族企业常见的在继承时将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是不一样的。出于中国人传统的思维和财富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们大多选择把财富传给家族子孙，这样的选择让一大笔财富失去了慈善的机会。
2004年，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的“裸捐”曾轰动一时，但这只是个案，还不具备普遍意义。
就在《中国企业家》进行本组报道时，2006年6月，全球排名第一、第二的首富相继发表了两则声明——它们不但给商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更是颇具震撼力的慈善新闻：6月15日，比尔·盖茨宣布自己将在今后两年内淡出微软公司日常事务，以便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卫生及教育等领域的慈善事业上；11天后，世界第二大富豪巴菲特在其公司网站贴出一封公开信表示，他计划把自己所持股票的85%捐赠给5家基金会，其中盖茨基金将收到全部捐赠额的六分之五。按最近的股价计算，这笔捐赠大概值300多亿美元，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捐赠。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慈善行为，巴菲特亦体现了他一贯的精明与挑剔。美联社报道，巴菲特在信中提出了今后每年继续向盖茨基金会捐赠的三个必需条件：一、盖茨夫妇需有一人积极从事该基金会慈善计划；二、巴菲特的个人捐赠在法律上保持免费捐赠地位；针对巴菲特个人捐赠的其他税款和估价应计入该基金会净资产5%的开支之中。
我们当然不能拿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义举来作为标杆，以检讨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心，但起码中国企业家从这两起最新的新闻可以体会得到，如果他们自己要做慈善，他们应该像作一笔真正的商业买卖那样孜孜以求、讲求效率。中国商人的慈善，迟早要走出自发性捐款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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