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纷纷认祖归宗

被誉为天下第一商的浙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图为浙江卫视与秦皇岛市合作的天下浙商节目拍摄现场 phototex／图

　　各省商人近年来纷纷打起“新商帮”的旗号，其实与“商人老祖宗”并没有直接的文化传承关系，而这一现象凸现出的是企业家阶层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本报记者 黄小伟

　　6月2日，朱启发，一位普通的温州商人，在杭州市浙江世贸宾馆主持了一场招待宴会。他手持酒杯，用温州普通话向来宾们发出去广西百色投资的邀请，与他碰杯的客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浙江商人。

　　这场宴会的真正主角是广西百色市田东县县长。朱启发是广西浙江商会会长，也是广西巨能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在随后的推介会上，朱启发说服了他的浙江老乡与田东县签订了2个项目的投资意向，投资金额达8个亿。

　　在上周于杭州举行的浙商大会期间，全国各地的25个浙江企业联合会(商会)均为所在地政府组织了类似的投资推介活动。

　　这次大会与其说是一次联谊活动，不如说是一次浙江各地商会巨大能量的展示会。“浙商已成为全国第一大商帮。”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姚少平说。

　　近年来，“商帮”这一概念被各省的商人们频繁使用，最早提出“商帮”概念的是五大新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

　　其他各省商人也纷纷起而效仿，开始按照地缘给自己定位———安徽省和山西省的商人们分别提出了新徽商和新晋商的口号，重庆、河南、河北等地的企业家们也将自己归类，分别冠以新渝商、新豫商、新冀商。

　　“我们将利用商会平台，打造出新冀商的形象。”河北企业商会会长李建国说。今年3月，北京河北企业商会成立，会员不仅仅是北京的河北商人，还包括全国各地的河北籍企业家。

　　河南的商人们准备在两个月后召开首届豫商大会。在新疆河南企业联合会会员的会员证上，也标注上了“豫商”两字。

　　与历史上那些曾兴盛一时的旧商帮不同的是，这些新商帮的载体不再是同乡会馆、公所，而是各地的商会。新商帮与旧商帮之间，也没有直接的文化传承关系，而更像是商人们寻找身份认同、组团行商的一个符号。

　　“商会让我们感觉不再是以前的小商人。”湖北浙江商会会长任雪涛在上周召开的首届浙江商会会长年会上说。话音刚落，其身后20多位商会会长同时鼓掌。

　　浙江商帮的崛起

　　浙江商帮的雏形出现于1995年。当年，第一家异地温州商会在昆明成立，此后，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的200余万温州人也纷纷在各个大中城市建立异地商会。直至今日，温州的异地商会已达到100多家。

　　而在此前的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期间，浙江商人们一直处于散兵游勇似的创业阶段。“当时出去创业的浙江商人都是零星的，不会也不可能有组织性。”姚少平说，“浙商这个群体还没有出现。”

　　创业初期，无论是义乌人还是温州人，都以“挑担走四方”闻名，他们靠石刻、竹编、箍桶、裁缝、弹棉花等百工手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周游各地，人称“南方客”。

　　从1990年代开始，百万浙江人大军成了走南闯北的购销员，他们靠肩扛手提，推销浙江小商品。400多万浙江人就此遍布全国，各地逐渐涌现出温州村、义乌城、浙江街。

　　从行商到坐商的转变，使浙江商人们有了组团的想法，于是商会组织开始萌芽。

　　到了1990年代后期，浙江商人看到在本地设厂的好处，不再单纯以贸易为主，纷纷投资在当地创办制造企业。这使他们与当地的联系更为紧密，也更需要商会组织来与当地政府协调关系。

　　“这个阶段，很多明星企业家涌现，浙商的提法也开始从民间出现，2003年，浙商这个说法也在政府官员口中出现。”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王曙光说。浙商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研究地域商人现象的研究会。

　　当时，浙江省政府确实开始意识到，需要组建一个代表浙商群体的商会组织，这不仅是满足外地浙商的愿望，也是为了增强浙商的乡土意识，为本省经济出力。2001年，作为民政部建立“异地商会”的试点，浙江省开始在新疆和甘肃两省建立浙江商会。

　　浙江商帮概念的出现，缘于这些各地商会组织的渐渐成熟。这些商会的成立大多遵循自发的原则，企业家们在政府机构的帮助下组建商会。各地商会会长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他们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解决问题。

　　“相比于行业协会，这种商帮性质的区域性商会更注重阶层综合利益的表达，在话语权的表达上更有力。”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剩勇教授说，他曾著有《组织化、自主治理与民主》一书，对浙江温州民间商会作了详细的阐述。

　　经济实力带来话语权

　　各地商人们热衷于将自己归属于某一商帮概念中，在很大程度上是想依托商会组织来表达或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在现实中，商会组织也确实具有很强的话语权。

　　“这是一些行业协会无法提供的。”北京河北商会会长李建国说。

　　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一些号称“民间社团”的行业协会，或者依附于政府，缺乏自主性而沦为“二政府”；或者组织很不健全、缺乏凝聚力而徒有空壳。

　　而这些商会是具有乡缘情谊的企业家群体自发组织的，更容易从企业家的角度考虑问题，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

　　“一个企业家是没办法与当地政府谈判的，而一个商会组织却能让政府坐到谈判桌前。”李建国说。

　　贵州浙江商会会长叶森林认为，浙江商会主要发挥两个作用，一是商会与政府的有效沟通；二是在替会员企业维权。

　　正在为投资指标殚精竭虑的各地政府官员们不可能对浙江商会背后6000亿的投资额无动于衷。

　　今年3月，贵州省贵阳市政府就前往杭州招商，叶森林就利用自己的资源，组织了150家浙商企业参加招商会。在5天的经贸洽谈会中，浙商投资团就与贵阳市签订了总额近百亿的投资协议，其中50亿是正式投资合同。

　　“现在任何一处浙江商会组团考察，各地政府的最高领导都会出面接待，听取浙商的意见。”王曙光说，“很多城市的市长甚至拍着胸脯承诺，他们的电话就是浙江商人的119。”

　　政府则给予浙商在税收、土地政策等方面的优惠。同时为商会在维权方面增加了话语权。2004年12月，作为贵州浙江商会会员企业的广厦建设集团贵州公司参与贵州某单位工厂投标，已中标而又被废除。贵州浙江商会通过一系列工作，最后仍维持该公司原来的中标。

　　“以前是各自凭个人关系解决问题，而现在商会可以出面，把问题解决掉。”叶森林说。

　　“因为经济实力强大，浙商在当地具有很强的话语权。”王曙光说。

　　从历史看，中国商会的发展先是以血缘、地缘为标志的商帮，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以业缘为标志的同业公会，产生了近代商会。

　　而新商帮的成立，则是和历史的程序不同，先是行业协会的成立，再到以区域为标志的商帮的建立。

　　陈剩勇对浙江温州民间商会作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行业协会与区域性商会功能上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更多地是行业规范的维护，市场的开拓。而后者则体现出利益的诉求，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还包括其他权利。”陈剩勇说。

　　在长春，温州商会就说服当地政府投资上亿元，在号称“长春王府井”的人民大街附近建“温州一条街”。温州商会还试图在长春兴建一个温州人小区，把长春的两万多温州老板集合起来，建成提供跟家乡相同的生活环境。

　　“这实际上已经超越局部利益或者行业利益，而对当地政府的公共政策产生较大影响。”陈剩勇说。

　　“浙商在贵州占有这么大的规模，所以我们已经要求在贵州各级人大和政协中占有更大的比例。”叶森林说。在他名片上12个头衔中，第一个头衔是贵州浙江商会会长，第二个就是贵州政协委员。

　　寻求更大影响力

　　目前的地域性商人群体现象是否可以称为商帮，学界依旧莫衷一是。但对于认同度较高的五大新商帮，研究者也试图发现各自的特点。

　　经济史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单强认为，新商帮的出现，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商人群体的出现；二是这个商人群体在市场打拼过程中，意识到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有一种身份认同感，有共同利益的诉求；三就是政府的推动，在政策上予以支持。

　　“但是都离不开商业精英在其中的推动。”单强说。

　　云南浙江企业商会会长吴建国即为其中之一。他不仅无偿提供了云南浙江商会700平方米的办公室，还热衷于慈善事业——去年出资250万，加上另外两名商会企业家的出资，共400万，组建了国内首家禁毒与防治艾滋病的民间组织——云南省禁毒与防治艾滋病基金会，并出任理事长。并向全国惟一哈尼族自治县墨江县捐款100万，建了一座教学楼。

　　“他们在付出的同时，会长的头衔又会给这些精英带来更多的东西———企业的美誉度、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王曙光说。

　　据统计，浙江各省的商会会长都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江西浙江商会现有800家会员企业，其中就有100多名会员是江西省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这一现象反映出民营企业家们正在寻求与其强大的经济影响力相匹配的社会影响力。他们自发地试图在各个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在浙江义乌农村，中国最小的官——村官成为那里身家亿万的老板们热衷的目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赵丽江在一篇名为《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政治接触》的文章中分析道，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比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更需政治上的后援，因为这是一个拥有较多经济资源，而缺乏体制性的政治资源的特殊群体。

　　而另一方面，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也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们开始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向‘君子爱财，去之有道’转变，”单强说，“这与西方企业家阶层的发展轨迹是一致的，西方的企业正是通过大量的社会捐助确立自己的社会形象。”

　　区域性商会恰恰能将商人们组织起来推进这一转变。据贵州浙江商会提供的数据，该商会成立3年多来，该会会员企业的慈善捐款就达25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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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商帮

　　中国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期，并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指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

福建、广东、江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真正崛起于明代，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发展到鼎盛期。清朝中叶，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465－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潮商”，是潮州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崛起于明朝后期。近代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却伴随着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

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

　　明清时代的各个地方商帮都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文化和伦理精神。他们既有共性，也各有特点。譬如，徽商“贾而好儒”，商业经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

　　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他们的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本报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