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林堡：人民公敌与戏剧大师

　　斯特林堡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一直被视为怪人和疯子。与世长辞后，他的作品和功绩才渐渐受到重视，在瑞典出版了七十五卷本的斯特林堡全集。然而他复杂神秘的人生，随着“2005斯特林堡在中国”活动的举办，以及《斯特林堡文集》五卷本的推出，再次掀起了一股飓风。

　　□周江林

　　尼采发疯前在致发疯前的斯特林堡的一封信中谈到，个性是一个人成为人的标志，没有个性的人等于零。同样是他俩朋友的评论家勃兰兑斯说，无数个没有个性的人加在一起还是等于零。这种天才论以大众为死敌，毫无沟通的可能——斯特林堡正是一个太有个性而使世人难以理解的“人民公敌”。尽管如此，斯特林堡如是说，“我是瑞典最炽烈的火焰”。那种压抑、愤怒得快要爆炸的气息一直荡漾在他身体内部。

　　“女仆的儿子”

　　“我是在

白羊座下出生的人。”1849年7月20日，斯特林堡在巴黎写给朋友的信里说，“这个

星座代表的是祭祀。像我这样劳累一生的人，得到的报酬却是：被人杀掉。每一次成功带来的都是痛苦；每一道幸福的痕迹都被恶意诽谤一扫而光；每一种鼓励都是一种嘲笑；每一种善行都用苦刑进行惩罚。但这也意味着：春天的到来，一种新的东西的出现。谁知道呢？”实际上，这是斯特林堡编造的关于自己的星座运势。

　　在早年丧母、遭受继母虐待的那个晚上，站在窗下，舔着牛奶瓶的残汁，小斯特林堡就埋下了仇恨女人的种子。他1849年1月22日生于斯德哥尔摩，父亲是没落的船舶经纪人，母亲是个女佣，家境贫困。自小他不得不忍受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折磨。屈辱、歧视和冷落使他变得早熟而敏感，反抗的冲动时时在他心头激荡。

　　尼采认为，人是一个试验，每一次实验，无论成败，都会化为自己的血肉，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斯特林堡就是一个不断实验自己的人。1867年他考入乌普萨拉大学，由于经济拮据曾几度辍学。他当过小学教师、医生、报社记者、电报员，后在皇家图书馆充当管理员。在不幸岁月里，他把自己同童话故事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认为自己是因为又脏又笨被人瞧不起而后来做出成绩的人。

　　斯特林堡在大学时期开始写戏剧，而且成名很早。21岁那年，反映冰岛神话时期父女二人在宗教信仰上发生冲突的剧本《被放逐者》，得到国王卡尔十五世的赞赏，受到召见，并获得赏赐。斯特林堡得到赏金，就呼朋唤友，彻夜在酒馆庆贺。酒喝得酩酊，野心也疯长。然而，不幸却很快降临，后来他一再遭受挫折，名著《奥洛夫老师》拖了9年才被搬上舞台。他一生贫穷：1888年《父亲》共上演8场，得到40克郎版税。1890年《奥洛夫老师》上演相当成功，演出17场，得到936克郎版税，却只够支付迫在眉睫的债务与几个星期家庭生活的日常费用。

　　不久，斯特林堡流亡欧洲大陆，起初侨居瑞士，创作了针对女权运动的短篇小说集《结婚集》。他因短篇小说《道德的酬报》第一集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持嘲笑态度，而且因其中一段攻击“最后的晚餐”的描述受到法庭控告。他被迫回国应诉，虽然被判处无罪，但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多次的不幸，把斯特林堡一点点推上了疯子的行列。

　　与尼采成为观点相近的朋友

　　在戏剧中，斯特林堡野心巨大，创作的《阿伽门农》就把自己塑造成“阿伽门农”。《阿伽门农》是写希腊国王阿伽门农的悲剧，后来他成为他妻子仇恨的牺牲者。斯特林堡该剧确有经典剧作行笔经济的特色，从一开始写到上尉被哄穿上紧身衣到最终时刻，均一气呵成。

　　尼采赞成青年斯特林堡的观点，认为两性间的战争状态是生活和婚姻的基本法则。后来，他们俩人成为了观点相近的朋友。

　　1889年在哥本哈根成立了一座实验剧院，揭幕之日上演了斯特林堡自然主义剧作的典范《朱丽小姐》。

　　该剧杰出的地方既不是朱丽性冲动的神秘性，也不是让这个男仆往身上爬的渴望，而是两者混在一起的方式。斯特林堡对《朱丽小姐》也有抱怨，是由于他妻子西里·冯·埃森饰演的朱丽，因为她把后者演成了一个烈士而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男人憎恨者。

　　斯特林堡与传奇女性莎乐美的关系是暧昧的，在他眼里，后者是一个艺术行为女性。当时是1893年，在柏林有了第二次短暂婚姻的斯特林堡，一年后前往巴黎与她相遇。

　　在公众看来，斯特林堡在其他社会问题上是激进的，但在妇女解放问题上却是保守的。他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一直持嘲笑态度，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明显的对女人的厌恶。他在《结婚》一剧前言谈及女人和男人的权利，充满对女性的偏见，“两性之间会产生友谊吗？友谊能持续下去吗？只能说是表面的，因为两性间天生彼此为敌；‘+’和‘-’永远是矛盾的，正电和负电是敌对的，但又要凑在一起，互相弥补。只有在兴趣大体相同和看法大体一致的人之间才能产生友谊。”

　　虽然这么说未免残酷，但每一次婚姻的失败都使斯特林堡有了创作的冲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悲剧性的婚姻塑造了他的戏剧品格，使他呈现出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偏执和疯狂，毫不顾忌现实与道德的成见。

　　斯特林堡完全是害怕幸福的人，另一个深层原因是，他还恐惧潜在的自己有成为同性恋的可能。

　　几次不幸的婚姻

　　1875年，斯特林堡第一次和迷人的西里·冯·埃森男爵夫人见面时，后者还没有离婚，他狂热地爱上了她，为她写下了许多堆砌辞藻的肉麻情书，并把自己伟大的戏剧《朱丽小姐》让她出演主角，导演持异言，他甚至威胁炒掉导演。而正是这位男爵夫人彻底改变了斯特林堡的两性观。

　　1884年，斯特林堡因攻击“最后的晚餐”而被起诉弄得疲惫不堪。经济上的困境也让他捉襟见肘，他和埃森经常吵架，他无法忍受自己所爱的那“有着最纯真的心灵、最高贵的品德、最细腻的情感和最美好的思想”的女性如今成了整天絮絮叨叨同他大吵小吵的“泼妇”式人物，他心中的美神破灭了。1891年他们离婚，结束了13年的婚姻关系。

　　斯特林堡与女性的恩恩怨怨在他第二次婚姻危机后达到了高潮。 1892年，由于在瑞典得不到承认，他去了柏林，遇上了第二任妻子，年轻的奥地利记者弗丽达·乌尔，次年与她结婚。不久，就发现弗丽达是个骨子里巴结社会名流的人，自己是她的第一个猎物。她还干涉他的事，背着他给他有名望的朋友写信。另外，她又以娘家有钱的优势压迫着他。俩人短暂地访问英国后，去了德国和法国。

　　在生活中，弗丽达时刻逼斯特林堡成为摇钱树，这促使他精神中的疯狂因子，一点点被诱发。弗丽达生孩子时，他与她娘家人发生争吵。加上法庭判决他150克郎给第一个妻子和孩子的赡养费从未定期支付，14岁女儿给他写的乞求信，让他很不是滋味，这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894年，弗丽达怀了一位德国剧作家的孩子，几个月后与斯特林堡离婚。1900年，52岁的斯特林堡与23岁的挪威女演员哈丽叶特·鲍塞相遇，并于1901年结婚。因为有前两次婚姻的挫折，斯特林堡对自己和鲍塞显然没有太多的信心，他动不动就莫名其妙地发火，把话语的脏水泼在妻子身上，让她难以忍受。4年后，俩人离婚。

　　厌女症导致精神病

　　在1890年以后的7年中，不幸的生活使斯特林堡陷入了神秘主义。他一生中的三次婚姻都以离异告终，每一次都是短暂的幸福和长时间的互相折磨相交替的痛苦经历，也是他终生忧郁的一个原因。他开始有了仇女因子，患有严重的厌女症，并由此引发了精神疾病。

　　与第一任妻子分手，他写出了《疯人辩护词》；第二次婚姻导致他发疯，在德国放弃文学创作而从事科学研究，梦想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他反对基本物质的理论，决心把硫磺变成煤，把铁变成黄金。1894年8月，他从德国赴巴黎，继续他的实验工作。

　　1895年，斯特林堡被世人称为“精神错乱期”到来了，他怀疑邻居要用瓦斯和电来杀他，处处躲藏。在给医生朋友的信中说：“你的第一封信里有一个词使我感到有点不安！你谈到我垮掉的灵魂。我的灵魂没有垮，而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相反地，我还摧毁了威胁我灵魂自由的那些低级灵魂。”

　　第三次离婚后，他的名作《梦的戏剧》就是在这一婚姻噩梦下的产物，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多次试图自杀，所以剧作在一层梦境般的薄纱下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气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十字架前的异端

　　斯特林堡三次婚姻的产物是有三个前妻和四个孩子，晚年却孑然一身，过着凄楚的生活。最后，他沦落到经常靠借债和别人的捐赠度日。斯德哥尔摩的工人们常资助他，作为回报，他维护巴黎公社，攻击议会，揭露上层社会，站在“女仆的儿子”们一边。

　　63岁寿辰时，斯德哥尔摩的工人为给他祝寿，举行了火炬游行。游行队伍奏着乐，在工会的红旗指引下浩浩荡荡地经过斯特林堡的住处。斯特林堡在女儿格烈达的搀扶下走到阳台上去听马赛曲，歌声不断被“人民的斯特林堡”和“写作大王”的口号声打断。

　　斯特林堡对工人们对自己的荣耀有不同警觉，他说：“有一次，法国大演员努里演完戏以后，人们举着火把到他的住处向他祝贺时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忽然想，他们是在嘲笑他，因为他那天晚上唱得走了调。他在绝望中越窗而出，跳楼自杀了。”

　　1911年圣诞的晚上，斯特林堡从女儿家出来，没有

出租车，只好步行回家。路上他着了凉，第二天就发起高烧，得了肺炎。之前，他的身体就很衰弱，每当无事的时候，就用计算自己寿命的长短进行消遣，并算出他死的年代应该是1912年。

　　4月初，斯特林堡开始腹痛和呕吐，诊断是癌症晚期。这个一生中在最小的事上都牢骚满腹的人，此时没有任何痛苦的表示，他显得泰然自若，甚至还和那些背叛他的朋友开玩笑。尽管疼痛和呕吐不断折磨着，他还有兴趣写信。4月18日，他在给他10岁的小女儿的信里说：“我亲爱的小女儿！谢谢你给我捎来的红花！但是不要来看我。这里有很多药瓶子、医生和让人讨厌的事，没有什么好玩的。你正年轻，和年轻人一起寻找欢乐吧，不要为一个只想赶快死的老头子伤心。”

　　1912年5月14日下午4时30分，斯特林堡逝世了。临终最后的一句话竟然是：“不要管我了，我已经是死人了！”工人们扛着一百多面红旗为他送葬。他留下遗嘱：“我的尸体不能解剖，不能瞻仰，只能让亲友看。不准面部用石膏拓像，不许拍照。我希望，在早晨8点钟避开好奇的人群，把尸体运往墓地。不能在殡仪馆里举行仪式，更不能在教堂里举行。我愿在新教堂墓地上安息，但不能埋在名利场上的富人中间。在安葬时不准奏乐，不准唱歌或发表讲话，牧师只能照教本上说的办。”

　　格烈达依照他的愿望，把搁在他写字台上的耶稣受难像放在了他的胸部。一年后，在他的坟墓上立起了一个涂了沥青的黑十字架，上面只有一句话：呜呼！十字架，问候你，我们惟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