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邦储备局主席阿伦·格林斯潘在华盛顿的特殊性就在于他勇于承认，自己并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在这样一种缺乏确定性的环境里，格林斯潘发展出了一套对付经济的办法，用他不久前告别演讲的话说，这其实叫“风险管理”。我多么地希望我们自满的政治家和分析师们也能有这样谦虚的态度啊！
华盛顿是一个充满确定性的城市。人们渴望用棒球比赛的记分办法来评价政治和经
济上的争论，有多少垒，犯了几次规，谁是英雄、谁是狗熊。格林斯潘就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他出了名的模棱两可的言语并不总是隐藏真正结论的伎俩，我认为，他其实经常只是想表明自己也还不知道答案而已。
不久前爱德蒙德·安德鲁斯(Edmund Andrews)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写格林斯潘的人物评论就是一个说明这种不可知论的好例子。他引述格林斯潘1999年11月在科技股泡沫的顶峰在美联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的发言：“我们真的不知道市场在如何的运作”， 一份刚刚解密的会议纪录显示格林斯潘对他的同事这样说，“这明显是新鲜事物。旧的模型完全失灵了。”
在知道了自己无法完全把握经济形式的每一个细节后，格林斯潘选择了一种又实用、又依靠一定直觉的经济学。他拜访了许多经济领袖，了解了一些零星的数据，温习了他发黄了的教科书。他做经济决策时就好像我们日常生活里拿主意一样地问自己：如果我错了，后果是什么？我怎么能够降低坏事发生的可能性？
有些时候，这种实用主义使格林斯潘小心翼翼，比如考虑到通货膨胀的预期，他会把利息保持在比观察家的共识要高的水平。其它时候，格林斯潘又因此敢作敢为，比如1987年10月股崩后，1998年9月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后，以及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者袭击后，他都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货币。
在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这18个春秋里，格林斯潘一直努力地保持着自己的敏捷和适应能力，避免被自己的教条所围困。他的天才在我看来是能够时而左倾时而右倚，在许多分析师预测经济会崩溃的背景下，他为美国带来了一连串的经济“软着陆”。
在不久前怀俄明州的杰克逊洞(Jackson Hole)举行的一次关于货币政策的会议上，格林斯潘在解释自己的看法时已经相当坦率了。他认为，过去几十年经济学上确信的东西已经消失了：人们不再相信菲利普曲线教导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长期替代关系；人们对控制货币供应量也丧失了信心。
在他的告别演说上，格林斯潘这样形容现在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我们对于许多至关重要的环节上的理解都还非常不全面，同时这个情况极有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在没有确定答案的情况下，决策者拥有的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一个经济的灵活性。“一个经济越灵活，他就越能够在不可避免和不可预测的干扰下修正自己。”
英格兰银行行长马文·金(Mervyn King)在谈到他从格林斯潘那里获得的管理中央银行的经验时说：“问题的诀窍就是经济学教会你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它不是一套解决具体问题的答案集合。”
此刻，格林斯潘的批评者们纷纷指出他领导了一个扩展过度的货币政策，以至于营造了一个濒临破灭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克拉格曼(Paul Krugman)谴责格林斯潘的摇摆不定：他现在才警告美国的财政赤字，而四年前却不；现在才警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去年却还说可以控制。他更指责格林斯潘看法的变化是在玩游戏。可是在我看来，这种灵活性正是格林斯潘成功的原因。他虽然不能第一次就百发百中，但是他会分析、思考和修正。
我认为格林斯潘是华盛顿最后的一个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在被教条主义缠绕的人们相互嘶吼的时候，他有承认自己不知的智慧。当他犯了错误，他会回去重新思考。他愿意承担小问题来避免大问题。他在不知道赔率之前决不会孤注一掷。格林斯潘在明年1月退休之后，他的慎重必将被布什领导下的华盛顿所怀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