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彦柏：见证三个转型

　　

范彦柏 (图片来源 周末画报财富版)

-访飞利浦东亚首席技术总监Frans van Empel

　　在飞利浦的全球管理团队中，范彦柏 (Frans van Empel)的地位并非最重要的；然而，谈及飞利浦30年来的数次转型和在中国的研发工作，没有人会比他更具有发言权。

    采访 王丹

　　在飞利浦的全球管理团队中，作为东亚研究实验室执行总裁、东亚首席技术总监，范彦柏(Frans van Empel)的角色并非最举足轻重。

　　然而，谈及飞利浦30年来如何一步步从一个技术导向的公司转变为市场驱动，谈及飞利浦在中国的研发工作，没有人会比他更具有发言权——这个物理学博士出身，为飞利浦工作了几乎一辈子的东亚首席技术总监，曾经先后在荷兰、加拿大、英国和中国工作过，担任过开发、工厂设计、工厂产品管理和综合管理等职位。他亲眼见证了飞利浦30年来的转变，也见证了飞利浦中国近年的发展。

　　这样一个参与者、执行者的角色，同样弥足珍贵。

　　在见到范彦柏之前，我以为自己又将见到一个穿着深色西服、神情严谨、字斟句酌的标准经理人，直到满头白发、穿着短袖衬衫，不打领带的他满面笑容地走进会议室。

　　从技术驱动到市场驱动

　　从“让我们做得更好”，到现在的“Sense & Simplicity (精于心，简于形)”，飞利浦的口号之变直接反映了策略之变。

　　从2004年起，飞利浦开始“从技术核心转移到以营销和市场为核心”。这也意味着，这几年营业额超过300亿欧元、每年申请成功3000项发明专利、产品覆盖从灯泡到CT机的技术大鳄，开始不满足于以往高高在上的科技领先者形象，改走亲民道路，追赶消费时尚了。

　　最难以接受这种变化的，恐怕就是以往那些被看作是飞利浦业务“

发动机”的科技人员了吧？然而，范彦柏对此却表现得相当坦然，甚至有一点点兴奋。

　　当然，他也很怀念30年前，刚刚加入飞利浦的那段好时光。“我是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加入飞利浦的，那时候正是新技术不断涌现的时候，市场需求完全是由我们这些技术人员的新发现来推动的。可以说，当时只要有一项新技术推出，就能马上引发市场热潮。”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随着新技术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以及消费者需求的日渐多样化，技术人员在对自己的研究作出判断时，既要考虑到这是否代表着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同时也要想一想最终消费者是否会喜欢，并愿意使用这项技术。

　　为确保研究项目在市场上取得消费者的认可，现在飞利浦有非常严谨的研发项目管理机制，一个新研发项目的提出需要经过项目管理团队的共同讨论确定才可以开始进行，而且每个季度都需要进行书面论证及开会研讨。更重要的是，飞利浦的管理层定期与产品事业部确认研发方向是否仍在规范的范围内。

　　“飞利浦的研发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飞利浦研究实验室，负责最基础的纯技术类的研究，运作相对独立；第二层是公司及部门层面的数字系统实验室，这些实验室针对不同业务部门，比如照明、半导体、医疗保健等进行的较为基础的研究；第三层是产品事业部层面的产品开发研究团队，负责具体产品的研发，比如针对某一款

数字电视的清晰度的改进。”

　　在范彦柏看来，以市场为驱动的转型其实更加巩固了技术在这个跨国公司中的基石地位：想做融合科技与商业的高级锻造师，飞利浦必须在把握未来科技的前提下，才能将科技的价值最大化。

　　“每个人现在都想要简单生活，但是这种简单生活只有依靠日益复杂的技术才能实现。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最复杂的技术掩藏在最简单的界面下提供给消费者。”

　　从生产中心到研发中心

　　1996年，范彦柏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对飞利浦来说，更多地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力。作为消费电子在中国的首席技术总监，范彦柏的工作范围基本上是把当时最先进的消费电子技术带到国内，确保飞利浦苏州的工厂能够以飞利浦全球的技术标准进行生产。

　　9年过去了，范彦柏的职责范围也大大地扩充了。

　　最早只是生产，然后飞利浦开始陆续在中国建立起了数十个研发实验室，如苏州的彩电、浦东的移动显示终端、深圳的音响等产品研发实验室。

　　2000年，飞利浦在上海建立了东亚研究实验室，这是飞利浦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研发中心，也是飞利浦全球的三大实验室之一。坐落在上海嘉里不夜城

写字楼中的东亚实验室目前拥有七十多位研究员，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光存储、数字电视以及无线通信等方面。

　　东亚研究实验室的落成，标志着中国市场在飞利浦战略地位的提升。当研发代替了制造成为新的投资重点，飞利浦在中国的业务体系也开始逐渐向更高层次的知识密集型转变。

　　现在，作为飞利浦东亚区的CTO，范彦柏要负责飞利浦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基本研究，整合不同地区的研究项目，并且负责对新的研究项目作出决策。同时，作为飞利浦中国管理层的一员，他也要参与全部关于飞利浦中国策略的制定。

　　据介绍，飞利浦全球的研究机构目前拥有11.5万项专利。在范彦柏看来，由于中国市场的高速增长，“最具成长性的就是上海的研究试验室”。

　　“中国每年有200万名毕业生，比整个欧洲还要多。作基础研究，一定要离人才最近。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是最好的选择，这也代表着飞利浦长期的眼光和投资。”

　　除此之外，范彦柏也还有自己的小算盘。

　　“我们在中国设立基础研究实验室，其实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基础研究是长期工作，代表着未来的市场需求。我们认为，中国市场终将成为飞利浦最重要的市场，所以采用中国头脑参与我们的基础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并最终占有这一市场。”

　　从科学家到管理者

　　在小城埃因霍温拿到物理学博士，到进入同在一个城市的飞利浦公司从事研究工作，30年前的往事对于即将退休的范彦柏来说，却似乎是历历在目。作为一名成功地从技术人员转型为管理人员的CTO，范彦柏对自己的职业经历颇为满意。

　　“因为就快要退休了，我时常会回头看看这些年来我都做过些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名科研专家，精通某一个很小的项目，每天埋头于自己的研究。而现在，我每天的主要工作却变成了开会，会议内容不仅和技术相关的，也和财务相关；我要作出决定，哪些工作是应该做的，哪些则不应该做，我要对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进行管理，我也要和研发以外的其他部门不断沟通……”

　　范彦柏说他很庆幸自己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因为从技术到管理的跨越，使他成为了一个“经历复杂的人，一个视野开阔的人”。“从技术到管理，使我在自己的工作中涉猎了很多其他项目，和许多不同的人一起工作；而从技术到市场的转变，则让我在理解科技的同时，也开始学习营销和时尚，甚至开始接触心理学、社会学。这些都有助于我的工作，并且更加有助于我作为一个人来享受生活。”

　　虽然有点放不下刚刚在东亚实验室开始的医疗保健方面的基础研究，甚至为此推迟了两年半退休，但范彦柏还是决定尽快回到荷兰的家中享受退休生活。

　　作为一名无线电技术的爱好者，他一早已经在自家的后院里竖起了许多天线，并且自己做了发射和接收设备。“作为一名科学家，技术也是我的爱好，但是我在飞利浦的工作不允许我闲下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现在，忙碌了三十多年的范彦柏终于可以坐下来，通过无线电和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们聊聊最新的无线电技术和设备了。不过我相信，他也会和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们谈起飞利浦，谈起他放心不下的东亚研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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