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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你涉及的领域如此广泛，它们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毛向辉：我的个人网站上有张图：教育、信息技术、神经网络(计算技术)、大脑研究、社会性软件、Web，在知识王国里，这些问题紧密相关。任何一个有能量的人，都有可能把它们串连起来。
《经济观察报》：首先说说教育吧，你怎么会和教育扯上关系呢？
毛向辉：我做软件公司后才开始教育方面的研究。我提了很多口号，在教育界很有挑战性。比如在创造中学习，在做事中学习，在写作中学习。这些口号好像大家都理解，但在实践中往往会被忽略。
西方提出所谓的建构主义的思想，比如水族馆方法，让人们在一个环境中产生学习的动力。学习者会觉得开心，愿意去贡献他的价值。一个水族馆是一个生态系统，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为其他生物创造某种东西。
目前，我们在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的几个中学搞一些合作。比如中医药大学的项目就是为了改善中医教学的传统方式。
老师上课，背诵讲解，学生在考卷上填空。这就是今天在操作的方式。
我们设计了一个项目。两个学期下来，中医科的学生不像过去那么呆板了。他们变成了演讲者，变成了理论的创造者。他们把《易经》的问题提出来后，做一个研究性的专题，在网络，或者一些杂志上发表出来后，得到研究者的注意。
我们还用到信息技术，比如让他们写blog，把学习过程记录下来，和其他人分享。想象一下，在一个班级里，很多学生，愿意把学习中的观点呈现到研究领域去，激发人们思考。这在中国的大学是很不寻常的。
我纯粹是一个外来者。我对他们说，你们好比是一个平静的池水，里面有很多鱼。我就是一条鲶鱼或者黑鱼，在里面搅混水的，然后大家都动起来嘛。
《经济观察报》：教育和你的其他工作是怎样连接呢？
毛向辉：其实，教育理论首先研究大脑，人为什么会认知、怎么思考、人和动物在认知中的区别。
自由软件、90年代末期的P2P软件，开始把个人电脑上的计算资源重新分配，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2002年出现的blog、今天所谓的社会性软件、还有Web2.0的技术趋势，都是把个人的计算资源变成一个双向的媒体。这个过程让我们看到新的远景。
如果每个人把自己头脑里的知识连接到一个网络体系里，就会形成一个社会性大脑，我们的社会也会更聪明。以大脑来比喻社会，每个人的大脑变成一个神经元。
比如蚯蚓的大脑，有接近1亿个神经细胞，由于它没有达到人类大脑的规模，形成不了智能。人的大脑有1千亿个细胞，这个数量级决定了它是一个智能型大脑，有各种复杂思维的能力。
人的任何一个举动，比如往东走，往西走，或者跳起来，都不是简单的机械运动，而是平衡了很多周围的因素，加上经验，产生的决策。
社会也是如此，当我们的大脑变成一个互相连接、多元连接的群体时，社会就会形成一种更加智能的新结构。
《经济观察报》：这有点像科幻小说啊？
毛向辉：一些观念也许要二三十年后才能实现，但我们今天有必要提出来。比如福柯，当年提出后现代理论，今天大家觉得对，但当时不一定人们会认可。
人们把大脑中的东西，通过各种方法表现出来，可能和另外一个人在某个时空啪地一下连接起来。这种影响力，和10年前互联网只是一个知识的表达、信息的表达，就不一样了。
如果很多人变得有素养，他们有很好的协作模型，那么这个社会的创造力就会大大增加。它不取决于个体，而是取决于很多独立的人怎么连接。教育领域有个理论叫连接主义(connectionism)，这和今天的互联网就有关联了。
自由软件，对技术人员而言，其意义是可以不断改进软件。但在社会领域，其意义是斯坦福大学的法学教授莱斯格(Lawrence Lessig)提出的“自由文化”。他发现，如果每个人share更多东西的话，创造力会几何级数的增长。比如我抛出老鼠爱大米的歌词，有人做了flash,另一个人作曲，还有人唱出来。这种创造力就会叠加起来，这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互联网的第二代是指社会性软件(social software)，着重网络和人的连接。有了blog,有了社会性软件，每天有人把信息输入到互联网，他的想法会和其他人共鸣。这都让我们思考，人和人怎么通过技术协作起来，产生更好的创造力。知识怎么样叠加起来，产生一种累积智慧。
过去三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怎么通过最简单的工具让人们的大脑连接起来。让人们的智慧可以累积起来，让人们在网络上协作。
《经济观察报》：是群智基金会吗？
毛向辉：对，就是SocialBrain Foundation。这个基金会的远景是，如果人们在一种更加开放、分享、自由思考的环境中，他们会创造一些完全不同的事物，比如wikipedia(维基百科)， 我刚从德国参加维基百科的会议回来。十年前，人们不可能想象，世界上几百万人可以参与一个百科全书的创造，而且形成今天的规模。而且这个百科全书，成为人类知识的源泉，在不断更新和创造之中。这就是社会在新的力量下产生叠加智慧的结果。
群智基金会支持了十几个项目，从教育到中文blog年会、维基百科的中文网站和中国的镜像网站，这都是跟社会性软件相关的事情。
群智基金会，不仅是提供资金，更多的是提供方法和基础设施。一些协作性项目，比如几个人想创造一个网上黄页，非盈利的，或者人们自发给一个城市的所有公共汽车站牌拍照，做一个网上公共汽车的导乘体系。这都是小项目，但它会产生效力，而且是非营利的。需要一些平台去运作，我们这个基金会会提供支持。我们提出的很多想法，如blog，如wiki，实际上会影响很多的专业人士。有人会编辑成书，有的人会去做理论性研究。这样一来，我们和学术界建立了联系，同时我们和民间、草根也建立一种联系。这个平台就成为平滑、联系的平台，圈里圈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我们也在和国外交流，比如参与哈佛提出的“全球声音”(global voice)的项目，思考把中国人介绍到国外的方法。我们也在推动“创作共用”的版权协议。这个体系涉及数字世界中作品的大面积的分享和合作创造力的展现。可能有更多原创歌曲、影片、创作都从这个创造过程得到好处，大家可以叠加智慧。
《经济观察报》：这么多事情，你的时间如何分配？
毛向辉：三分之一在教育。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群智基金会，用模型的方法去推动社会的协作，累积智慧。还有三分之一，就是商业领域，比如风险投资。
《经济观察报》：就个人而言，商业和公益有冲突吗？
毛向辉：我的想法是，第一，有基本的手段谋生。第二，个人的研究工作应该和社会结合起来，它一定会产生价值。过去几年，出现了一些很好的现象。比如blog,有人觉得很好，甚至放弃了工作，去做这件事情。而几年后，他从blog中挖掘到商业价值。可能去创业了，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岗位了。
我做的几件事是相互促进的。我可以花少一点时间在商业上。但我的商业同伴知道，我在其他事情上做的事情，在将来也可能贡献到商业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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