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第一代经济学家的背影

　　

第一代经济学家代表薛暮桥 图/新华社

　　他是市场改革取向的最早倡导者和坚定支持者

　　申宇

　　这是一个大师相继凋零的季节。2005年7月22日，薛暮桥——一位经济学界备受尊重的百岁老人在京悄然谢世。而此前100多天，薛暮桥刚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同 获此殊荣的有马洪、刘国光和吴敬琏。

　　对于百岁老人来说，这迟来的荣誉或许并不重要，它更多的是表达了经济学界对于老人的敬意。

　　青年学者赵晓曾将中国经济学家分为四代，其中第一代包括卓炯、顾准、孙冶方和薛暮桥；第二代有吴敬琏、马洪、刘国光和厉以宁等；第三代有樊纲、周其仁、林毅夫、张维迎等人，而他自己这一批上个世纪末开始活跃的经济学者属于第四代。薛暮桥本是第一代经济学家中惟一在世者，他的离去意味着，第一代经济学家已经渐行渐远。

　　众多的经济学家纷纷著文悼念，其中梁小民先生的一段文字最让人心动：“薛老的身份应该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文革’前就出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但他的贡献是经济学。他的经济学不是玩文字游戏的‘黑板上的经济学’，而是真正的经邦治国之学。”

　　当记者和薛老的学生吴凯泰(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正撰写《薛暮桥传》)提及此语时，吴先生挺直腰杆、沉思片刻，打开了话匣子。“谈薛老，就是要谈他的经济工作，除此之外，无从谈起。”

　　“牢监大学”毕业生

　　1904年(清朝光绪三十年)10月25日，薛暮桥出生在无锡县礼社镇。父亲薛魁标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开明士绅，知书达理、乐善好施。1918年，薛暮桥考入江苏第三师范学校，但1920年，父亲因欠债悬梁自尽，家境窘迫，只好辍学。那一年薛暮桥刚过15岁。

　　“初中是薛老的最高学历，”吴凯泰说，“后来他上的是‘牢监大学’。”所谓“牢监大学”是指1927年6月至1930年12月，薛暮桥在监狱里自学的经历。1927年6月，参加组织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的薛暮桥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直到1930年12月被保释出狱。或许是因祸得福，薛暮桥在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中，阅读了大量的著作。多年后，薛暮桥到美国访问，一位美国教授问薛暮桥的毕业院校，薛暮桥以“牢监大学”答之，又问何事入狱，答道：“Communist(共产党员)”。教授们恍然大悟，传为奇谈。 牢监三年，是薛暮桥第一次系统读书的时期，为薛暮桥打下了一个比较宽博的知识基础，并养成了独立的理论思考的习惯。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求真意志和党员党性一直存在或隐或现的张力，时而让薛暮桥陷于尴尬境地。

　　薛暮桥晚年期间，女儿曾问他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你认为你的身份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学者？”薛暮桥回答说：“我很想做一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老计划”转型

　　“他的经济学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革命实践需要研究实际情况，为当时整个革命实践服务，”吴凯泰说，“这是薛老的一大特色。”

　　1932年，薛暮桥来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参加农村经济调查工作，从此步入经济研究领域，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研究生涯。该所负责人陈瀚笙早年留学美国，后成为中共秘密党员，曾任北大教授，与李大钊同事。受李大钊和蔡和森的影响，立志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薛暮桥就是其中一位，此外还有孙冶方、钱端瑞、骆耕漠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日后新中国经济学家的骨干成员。

　　在陈瀚笙指导下，薛暮桥和其他同事一起开始了农村经济调查，先是无锡和保定两县，后来扩展到全国各地。在此期间，薛暮桥写下了他的成名作《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1933年12月，由陈瀚笙倡议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上海成立，薛暮桥随即加入。1934年10月，《中国农村》创刊，薛暮桥任主编，以此为阵地，开展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刊登了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中国农村》的论敌主要是中共党内的托派、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改良主义。“他们的调查很详细，遍及全国主要省份，调查报告一大批，以确凿的事实和科学的分析，说明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对当时的托派言论是一个打击，也让很多追随改良主义的爱国青年转到革命道路上。”吴凯泰说。薛暮桥后来撰写了《农村经济底基础知识》和《封建、半封建和资本主义》两书作为论战的总结和成果。在这两本著作中，“几乎每一个论点都引用一小块统计资料来说明。这样即可看出质的区别，又可看到量的界限。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是我一贯追求的研究方法。”薛暮桥后来回忆说，“我不是埋头读书，闭门读书写作，而是专注于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最紧迫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农民土地问题。”

　　1942年，时在新四军担任政治教育工作的薛暮桥被中共中央点名抽调前往延安工作，途径山东时，被罗荣桓“扣”了下来，主持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以前是调查研究写文章，现在是在领导岗位上承担实际工作，这对他影响很大。”吴凯泰说，“薛老在山东期间，一大贡献是领导根据地对敌货币斗争、贸易斗争取得胜利。”当时根据地受到沦陷区包围，阻止物质进入，同时用国民党发行的不断贬值的法币来抢购物资，使得根据地物资流失，通货膨胀，根据地的经济供给发生了危机。“薛老大胆设想，必须建立根据地自己的货币，禁止伪币流通，驱逐法币，在发行根据地自己的货币(当时称本币)基础上，要掌握本币发行数量，使本币有物质的保证。”“结果取得了突出成就，抗战期间，山东财政较好，货币稳定，与薛老的工作不无关系。”

　　1946年春夏之交，薛暮桥总结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经验，提出了独立的货币发行是稳定物价的前提、“物质本位论”、“良币驱逐劣币规律”等关于货币、价格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经验总结，并著文发表。“在国际上，直到六七十年代才脱离金本位制，而根据地既无黄金储备，又无外汇，客观实际逼得薛老在四十年代就探索出他独特的货币和物价理论。”在吴凯泰看来，薛老的货币和物价理论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不但指导山东货币和贸易斗争取得胜利，而且对以后全国解放后，全国的物价管理、货币政策、制止通货膨胀都有指导作用。“1955年平抑物价时起过作用，改革开放时期，两次制止通货膨胀，我看也起到过作用。”

　　建国以后，薛暮桥一直处在中央经济领导岗位上，参与了最高层的经济决策。相继担任过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等重要职务。“一直到文革前后，这二十年来，整个国家不断受‘左倾’思想束缚，经济学家也很难解放，薛老也未能摆脱这种束缚。”吴凯泰笑着说：“薛老也是个‘老计划经济’。”但尽管如此，在吴凯泰看来，薛暮桥和当时的领导一起探索，还是提出了一些有根本意义的新思想和主张。“他明确论述要改革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制度，要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他明确论述了要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工作，要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反对对集体经济完全采用指令性计划，主张私有经济更要由市场来自发调节。他还提出，不要超越国力、追求不实际的高速度。”

　　薛暮桥的这些主张是“不合时宜”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薛暮桥被戴上了“三反分子”、“走资派”、“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贩卖苏联修正主义统计学”等大帽子，挨批挨斗。1968年3月，薛暮桥被关进“牛棚”，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薛暮桥获得了第二次系统读书的机会。此后几年里，他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资本论》，还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系统研究、批判。同时，薛暮桥也开始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73年，已经回到北京的他已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3-6稿。有人记下了薛暮桥当时写作情形：“他在被关押的房间里写，在干校坐在小马扎上伏在床铺上写，自己复写，自己装订，一块黑底红花的头巾包裹着那一摞摞的手稿。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这显然是一部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书稿。他执著地写着、改着，他曾对女儿说：‘我相信这本书即使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出版，我死后也会出版。’……”

　　市场改革取向的最早倡导者

　　1980年初，《参考消息》上转载了日本《经济新闻》的一条消息：“中国有一本书，跑遍了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经济机关、公司和北京各国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出版于1979年12月，在3年时间中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该书系统地批评总结了20多年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经济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强调调整国民经济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成为薛暮桥在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的心血之作。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浩劫宣告结束。然而在薛暮桥看来，在1977年和1978年这两年，纠正错误路线的工作徘徊不前，遇到了严重阻碍。“20多年来，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错误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薛暮桥回忆录》)在“凡是论”正当其道时，薛暮桥决定冲冲这个“禁区”。

　　1978年秋天，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薛暮桥受到鼓舞，1978年10月，经计委党组批准，薛暮桥组建班子开始写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7稿。出版之后，好评如潮。

　　“20多年的经济工作，他都亲身经历。此书系统详尽，许多原来本不了解20多年‘左倾’错误的人读了，也很信服。”吴凯泰认为。

　　薛暮桥是市场改革取向的最早倡导者和坚定支持者。吴凯泰介绍，“他从当时试点实际经验总结、探索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措施和方向目标。认为改革不能单纯从利益分配入手，必须加大流通方面的改革力度。他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他首先提出，要从试点中明确改革的方向，要向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过渡。这基本上已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思想。”“这比陈云在1979年3月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前进一步。”

　　1980年9月，薛暮桥代表体改办在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作报告，说明体改办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这是我们第一个市场改革取向的文件，影响非常大。”吴凯泰说。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通过决议，认为“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其时，薛暮桥已患“帕金森”症住院检查治疗，耳聋眼花、手脚发抖，不能执笔写作，但脑子依然清晰。据薛暮桥的家人说，“晚年的薛暮桥笑眯眯的，像个活神仙”。薛老这一去，应当是了无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