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中国商人20年 一个阶层的明星化(3)

　　“到了该讲究的时候了”

　　1998年，张瑞敏登上了哈佛讲坛。1999年11月，英国《金融时报》公布“全球30位最受尊重的企业家”，张居26位，因为海尔“有坚定独到的经营策略，使消费者满意度和忠诚 度达到最大化，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在行业领先，具备持续稳定的赢利表现以及成功的应变管理能力和市场全球化。”世界上开始响起中国企业家的声音。

　　2000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栏目开播，中国的企业家(潘石屹、张继升、柳传志、田溯宁等)与钱伯斯(思科CEO)、克瑞格.贝瑞特(英特尔公司总裁兼CEO)等跨国公司的领导者们轮番成为主角，虽然看上去显得不协调。

　　2004年，GE前CEO杰克.韦尔奇来到中国，与众多中国企业家展开公开讨论。他感到了惊讶。而在他5年前参加的财富上海论坛上，他的中国同行们“像是在演戏”。“这一次真的是脚踏实地在交流。”同样参加过当年财富论坛的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董事长刘持金认为那时的中国企业家“与现在确实不能同日而语”。“这一代企业家读的书、接受的培训都是跟国际接轨的，英文又好，领导的公司规模也越来越大。”

　　仅仅过去了20年，中国企业家就脱胎换骨了。王石说，形势已经变了，“真正有话语权不是电影明星，不是体育明星，不是政府官员，是企业家和媒体和经济学家、学者的结合。”这个过程中，亚布力论坛、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博鳌等论坛的出现，给了企业家们发出自己声音的平台，他们开始形成自己的阶层。“任何一个企业家，他不光代表自己，无形中已经代表了这个企业，他个人的品位以及很多小节，将影响到他所领导的企业、团队和品牌。企业家阶层除了奋斗，也到了该讲究的时候了。”白领服饰董事长苗鸿冰说。

　　受公众关注的企业家阶层的私人生活开始讲究起来了。他们的汽车一换再换，李东生从最初的桑塔纳换到了奔驰，张朝阳从切诺基换到了宝马，欧阳旭(国风集团董事长)从2020吉普换到了宝马728；他们的房子也越住越大，风起云涌的豪宅费尽心机要引起这群人的注意；他们出入各大富豪俱乐部、五星级饭店；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最好的学校去读书，并且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他们回来继承自己的事业。

　　财富的迅速增多已经足以让中国的企业家们从衣食住行上与大众区别开来。1995年，亚洲最大的公务机提供商金鹿公务机公司成立；从1997年开始，远大集团总裁张跃先后买下六架飞机，其中包括两架喷气式公务机。2004年末，杭州道远化纤集团董事长裘德道6500万元买下美国雷神飞机公司的“首相一号”豪华喷气式公务机。2004年，柳传志第一次坐金鹿公司的公务机从北京到内蒙古，途中对这种机器赞不绝口。

　　然而，他们的这种讲究却被外电曲解了。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撰文称宋城集团董事长黄巧灵“梳着一丝不乱的背头，充满得意地看着他那富丽堂皇的居所。在这里，杭州市郊数千公顷的水稻田间，黄建起了他的最为辉煌的杰作：一座价值1千万美元的白宫复制品。他徜徉在墙上挂的美国历任总统的肖像之间，然后步入整栋房子中的心脏——总统办公室，这里的每个细节都被仿制的惟妙惟肖，从价值6万美元的巴洛克沙发到地毯上的美国总统印章。……”

　　该文章指出，“很多中国富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发家致富，他们的财富给他们带来的仅仅是盲从和眩晕。很多时候他们所做的已经不仅仅是无度的挥霍，更是愚蠢的攀比。”

　　黄巧灵认为《时代周刊》是在“妖魔化”中国企业家。《中国企业家》曾经在事后到访过黄巧灵的“白宫”。事实上，它看起来更像是黄的一个旅游创意。无论怎样，把中国的企业家都当成是“暴发户”显然是错误的，奉行节俭生活的人在这个群体里大有人在。花888万人民币购买“宾利”车的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其人是否是企业家还有待考证。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意识到自己手里的财富是社会的。

　　“我们对整个社会新思潮的引领，能否变成一种社会责任和使命？希望再过20年，我们这些人不只是因为有财富才被人怀念，而是因为我们的精神风貌和对社会的影响力。”谈到品位，联合运通控股公司董事长张树新说。“贵族的生活方式不是学来的，”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说，“企业家的品位应该主要反映在人的心灵和责任感上。贵族不是以生活方式来引导别人，而是以某种对周边人群的责任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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