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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财
2003年圣诞节，牛根生正在和一干人等讨论蒙牛上市的事情，会后他突然把律师叫到一边，告诉律师自己要把蒙牛的股份捐献出来，原则是“不能继承，下代人不能享用”，让律师去做一个方案出来。律师听后非常激动，说“这哪能，怎么能做这种事情？是在开玩笑
吧。”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牛根生的妻子申淑香知道这个消息后，也和律师一样感到不可理解：“当时挺震惊的。以前穷，什么也没有，好不容易到现在了，却什么都不给孩子留，全捐出来了。”这个消息也很快在牛根生的周围扩散开来，儿女、同事、亲友、政府官员……
“我有一个特点，过去我做出什么决定，虽然大家当时不理解，但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另外，你看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伟大的人物，都是支配过几万亿、几十万亿财富的，但是这些人死的时候一分钱也没拿走，所谓生带不来死带不走，这我看得很清楚，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任何人都少不了这一步。”牛根生向那些不理解自己动机的人解释自己所作所为的原因。
最不好做的是家人的工作，一般人在情理上都一下子难以接受。牛根生跟妻子讲，当初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一无所有，后来创业的资金是卖了两个人的伊利股票，加上存款共一百七八十万，这些年吃的、用的和各种收入，早就把那些资金“赚”回来了。牛根生的妻子十几年前就在家打理家务，性格上属于那种夫唱妇随的女人，知道丈夫“爱企业如命，就随了他”。夫妻俩商量觉得不能留给子女太多财富，那会“坏了他们”，“我活着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离开了人世，他生活有问题了，是他自己的事情”，最终家人都同意放弃股份的继承，一家人分别在法律文书上签了字，同意捐献出牛根生持有的全部蒙牛股份。
老牛基金会具体操作分为两步：第一步，在牛根生有生之年，股权分红的51%放入基金会，49%留作家庭生活所需，至于他在蒙牛持有的全部股份不到10%股份的话语权，谁接任董事长，表决权就转交给谁；第二步，在自己天年之后，股份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家人只可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月生活费。
2004年12月，老牛基金会在呼和浩特注册。成员除牛根生之外，还有政府官员、蒙牛中层领导等共60多人，在三年之内，其他机构和个人只能向基金会提供最多1元人民币的资金。目前主要资金是牛根生2003年股红的51%，大概有300多万元人民币。
对于牛根生这种“惊世骇俗”的散财行为，人们试图从他以前的行为中找到答案，这其中流传比较广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伊利任职期间，公司给他钱让他买一部好车，但他却买了五辆，让部下一人一辆；他还多次把自己的年薪分给部下，他曾将自己的108万元年薪分给了大家，而自己在蒙牛的分红也大部分用作奖励员工和经销商；2002年初，蒙牛很多上层领导都坐上了“奔驰”车，而牛根生却只坐“奥迪”。地方政府以贡献突出的名义奖他一辆100多万元的“凌志”车，他马上转手送给了副董事长……
牛根生也愿意经常提到自己的这些散财故事，他说自己坚守“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哲学，“舍得，舍得，舍了就有得。如果你有一个亿放在家里，迟早会被人偷，但如果放在朋友家里，一人一块钱，根本丢不了。”1999年从伊利出来创业时，在一无奶源二无工厂三无市场的情况下，“没有过去的散财，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聚集到三四百名有15年以上经验的乳业专门人才，取得现在的成绩。”牛根生据此来印证自己散财的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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