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顶层空间再增高一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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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29日 19:13 21世纪经济报道 | ||||||||
本报记者 马 腾 马 莉 北京报道 在泰康大厦十层,陈东升开辟了一个艺术展厅,取名TOP SPACE(顶层空间)。TOP SPACE北面长安街,东可望及天安门城楼。
陈东升称自己“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小时候北京对陈东升来说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他的名字正是取其义。 1982年武汉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去!”成为陈东升不可动摇的选择,之后正是北京让陈东升真正理解了TOP的含义。 “只有到了北京,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做TOP 权力,TOP 信息,TOP CEO ,TOP 生活。”陈东升说。 他笑谈:“到了北京之后,我还发现原来自己的个子不算高。我在我们天门县是很标准,很帅的。” 尽管陈东升已经是当今中国企业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当年落差的刻痕有时还是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我们采访的时候,TOP SPACE 正在举办马六明的先锋艺术展。其中有一幅照片名为《增高一米》,在蛮荒的山峰上,五个赤裸的肉体重叠在一起。也许正值大雪纷飞的隆冬吧,这幅照片更多地让我们想到了寒冷,和在寒冷中那种不屈服的几许怪异。 而陈东升激赏这幅作品,并当场宣称泰康将付大约700美金买断这幅照片。 英国有一部小成本影片,也是讲述了一个为TOP而抗争的故事。一个苏格兰小城的居民,为了让英国的最高峰留在苏格兰境内,全民倾城而出,挑土担石,为小城的山峰增高一百米。这部电影成为休.格兰特的传世经典。 与《增高一米》所不同的是,英国版的TOP故事同时展现了苏格兰湿润的风景,以及脉脉人情。 在陈东升的顶层空间,也陈列着一些沉静的作品,比如陈逸飞宁静的江南水乡,温婉的玉器,敦厚的瓷器,以及雍荣的紫檀屏风,但这些舒缓的情调并不足以压服《增高一米》此类作品的尖锐。陈东升认定类似的先锋派作品一定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沉淀。 我们的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当说到“泰康使我的人生飞扬”的时候,陈东升满面红光,他正站在人生的巅峰,此时此刻无需增高。 他的视线穿过正对面的落地玻璃窗。北京雾气苍茫,有点滴的华灯在闪烁,璀璨而深邃的夜色正在慢慢降临。北京是不能俯瞰的,即使是站在TOP SPACE这样的高度。陈东升说:“我心潮起伏。”他的语调放缓了许多。 我拒绝“红顶商人” 《21世纪》:12月27日是您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 陈东升:谢谢!我很骄傲,我的生日紧随着毛泽东和耶稣。 《21世纪》:摩羯座的人有一些特征,我们想对您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陈东升:好啊。我相信这些,因为这是统计和概率的结果。 《21世纪》:这个测试是这样的,假如您去打猎,有四种动物,山猪,野兔,野鹿,老虎,你想猎到什么? 陈东升:山猪。我是不会打老虎的,我不做没有把握的事,野兔和野鹿太弱小了。 《21世纪》:测试的结果是,您的自尊心一旦被激发,就可能做到底,即使是非理性的,有不肯服输的特质。 陈东升:很对。我认为成就事业最重要的两个要素,远见和坚持,有时坚持比远见更重要。这个社会做事情讲圈子,进去很难,要成为主角就更难了。聪明人很多,但多少人只是过客而已。 《21世纪》:一些特别的经历对成功来说也很重要,比如您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有人就因此将您称为“红顶商人”。 陈东升:我拒绝接受“红顶商人” 这个概念。我认为中国人学胡雪岩是害了一批,学韦尔奇是造就了一批。我从来不欣赏胡雪岩的经商模式,我走的是市场化的道路。我有政府工作的背景,最大的受益是可以利用在政府部门获取的信息和政府部门的关系,迅速地获得政府特许的牌照,也就是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这是我对1990年代初我们下海的那批九二派的总结。 《21世纪》:九二派有一批人都成为了当今中国顶级企业家,他们有没有共同点? 陈东升:九二派下海前大都是秘书或在政府咨询部门工作的人。那时的社会高度集中,受尊重的人是靠垄断信息量来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九二派下海前应该说是处在信息量的顶尖层,了解政府运作的方式,容易获得第一手的信息和资料,有良好的人脉关系。那个时候我们那批人很骄傲,觉得自己就是最优秀的。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在海南下海了,请我们去,我们是北京来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家把我们当成大人物,又吃又喝还要拿礼品,现在当老板了才知道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 我把九二派分成两种模式,南方模式,以万通恒通为代表,类似“圈地运动”;北方模式有我的师兄田源,我的同班同学毛振华,还有我,我们看准了一个空白的市场,造就了一个行业的标杆,比如中国国际期货公司,中诚信和中国嘉德拍卖公司。 《21世纪》:您当时做嘉德是一个什么契机? 陈东升:其实很简单。当年我在《管理世界》,下面有一个文化市场研究所,所长是我在武大的师兄。有一天他给我拿了一份羊城晚报,是晚上,在路灯底下,我记得很清楚,楷体的小豆腐块,上面有一行字,写着“中国五千年文明,居然没有一所拍卖公司”,他说:“东升,搞个拍卖行怎么样?”我说:“行!”其实那时我对拍卖行是什么一概不清楚。 《21世纪》:做泰康是否也是缘于类似的机遇? 陈东升:对机遇我还是用那句用了千万遍的话,“机遇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做泰康也这样的。我内弟在家里讲中化中粮想办财产险公司,人民银行说现在要鼓励办寿险公司,你们要是改寿险的话,我们很快批你们,他们就放弃了。我说,这么好的机会你们不做,我来做。我一辈子都记得,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一股热血恨不得就要喷出来一样,一个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二天一大早跑到老王府井新华书店,一楼财经类凡是带保险字样的书,我都买了。什么是机遇?就是这样来的。 《21世纪》:您做泰康是不是受了嘉德成功的鼓舞? 陈东升:不是。嘉德和泰康这两个点子同时存在,同时申请,但嘉德很快申请下来,成了著名的公司,泰康还没有拿到牌照,这期间有整整四年的时间。回过头来我还是要讲坚持是多么重要! 《红旗》上发表文章是我最高境界 《21世纪》:对您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 陈东升:可以说改变我一生的是我在高一的时候读的《马克思传》,作者梅林,是马克思的女婿。当时我在煤油灯下读了五章,关上书,脑子里一片空白。你想在一个小县城,任何知识的信息都没有,就是崇拜马克思,渴望自己成为这样一个未来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从这本书上我知道了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我知道了巴尔扎克。这本书对我来讲简直是一本百科全书。我现在都还能背出马克思是如何从一个激进的青年黑格尔学派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那时还崇拜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希望自己生命中也出现像燕妮这样的爱人。 《21世纪》:您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是不是从那时开始的? 陈东升:是。在此之前我对物理学很有兴趣,从《马克思传》之后,我就决意要做理论研究,这是我从武大毕业后选择去政府部门研究所的主要原因。我当时最喜欢看《红旗》杂志,觉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将是我人生的最高境界。1986年我果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不过不是理论文章,是关于贸易方面的。 《21世纪》:您在不同的时代所做的事情都比较“时尚”,请您谈谈您的感受。 陈东升:我这样总结我的人生,我从一个狂热的带有极端极左思潮的激情少年变成百分之百的祟美派,再到务实的开放的民族主义者。像“文革”的时候我只是小孩,心灵上没有受到创痛和伤害。红卫兵串联的时候,总是看到我的哥哥姐姐们,雄纠纠气昂昂的,那是一个狂热、英雄主义的年代,为什么我来北京呢,就是我从小就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那是很纯的一种激情。 我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离开 《21世纪》:您做嘉德拍卖有没有个人对艺术偏好的因素? 陈东升:我对艺术的偏好不是天然,我很遗憾,我没有文学青年的阶段,没有读小说的阶段。大学后来偶尔看新华文摘的中篇小说。我从小酷爱自然科学,又过早接触并爱上了社会科学。在大学里的读过一本小册子,是关于印象派的,印象很深。后来学校搞百科知识竞赛,才大概了解了西方艺术。大学时代,读过《梵高传》、《邓肯传》、《柴可夫斯基传》,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罗丹传》,扉页上写着“我赤裸裸地来,我赤裸裸地离开”,觉得他对社会是坦诚的。那时我只知道齐白石,不知道张大千。 《21世纪》:那是否可以说正是嘉德真正打开了您的艺术视野? 陈东升:嘉德对我的人生改变太大了。嘉德让我认识到民族的文化是多么博大精深,有强烈的回归感。做艺术品很有意思,观赏宋徽宗的画和八大的画,你就觉得好像是跟宋徽宗和八大在说话,隔了300年的历史。在嘉德,时空是一个点,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21世纪》:拍卖行是云集名流的俱乐部。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对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东升:我先给你们背一段新闻词吧:“昨天在伦敦索斯比拍卖行,拍卖了梵高的《向日葵》,拍出了天价,最后成交是4678万英镑,被一位神秘的买家买走了,据说这位神秘的买家来自日本。”说这个解说词的时候,可以想象,墙是粉红的,墨绿的镶边,古老的家具,墙上挂着形形色色的油画,各种达官贵人,社会显要,围坐在下面,高高的拍卖台,一个五十开外的绅士,扎着蝴蝶结,很潇洒地靠在拍卖台上指点江山。这是我对拍卖行最直接的感受。做嘉德的时候我特别冲动,我想嘉德成为中国最顶级艺术品古董拍卖交易商,整天跟上流社会打交道,会是什么样子?我去香港第一次看拍卖,诚惶诚恐,一点信心都没有。嘉德让我迅速地跟全世界的富商打交道,交了很多朋友。 《21世纪》:在西方企业家关注慈善、教育、科学研究和艺术。请问您对慈善事业的兴趣? 陈东升:人不是天生的慈善家,核心是社会的制度。西方的慈善制度很发达,核心是税收制度,减免税收和遗产税。根据遗产税,第四代遗产为零,杜绝了食利阶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五分之一的艺术品是吝啬鬼摩根捐献的。我跟财政部谈过这件事情。如果有制度支持,我愿意做大慈善家。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英名却可以流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