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非典型明星学者

　　

争论 · 质疑 · 话语权

    特约主笔/陆新之

　　作为长期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中小股民权益课题的财务学专家，郎咸平在今年几乎吸引了学界的所有眼球。

　　他在2001年关注内地企业情况，最早系统地提出了对于“德隆系”的抨击。因此2004 年上半年德隆系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郎咸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迅速上扬。按照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德隆出事的预言印证之后，我获得了话语权。”

　　引发国企改革大争论

　　2004年8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学、长江商学院教授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在上海发表演讲，指责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强势质疑科龙控股方——格林柯尔通过收购，用七种手法侵害国有企业利益，他的主要观点其后在两份报纸上刊登。而在此之前，郎咸平对TCL和海尔，对于MBO等问题也予以了强烈否定。不过，这两家公司均以较为低调的姿态应对。

　　而此次则不同，在朗咸平发表上述演说后，格林柯尔持有人顾雏军迅速发出律师信，提出了让郎咸平提供发言稿原文以及公开道歉等要求。郎咸平在收信之后，几天内做出反应，他在北京办公室召集大批传媒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应战”顾雏军。

　　郎咸平认为，该律师信无礼，而且干预学术自由。他坚持自己的独立研究具有科学性和专业性，对于来自企业主的威胁绝不屈服。8月17日，顾雏军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人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了诽谤罪。

　　郎咸平富有感染力的宣言在媒体广泛刊发之后，他对于“国退民进”的彻底否定和“企业家就是国有企业的保姆”等一系列判断，和内地“主流经济学”的共识有着很大的差距。为此，引发了一批经济学者的反对意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知名学者张维迎的“善待企业家”论，并且张维迎还指出郎咸平不懂国情，哗众取宠。

　　而另一知名学者周其仁则火药味很足地对其进行长篇反驳，声称郎咸平没有资格讨论国企改革问题。其后的经济学界关于国企改革模式的大争论越演越烈，很多新旧经济学家粉墨登场，双方剑拔弩张。

　　与学界的论战不同，网络上的意见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郎咸平。社会舆论对于郎咸平提到的改革之中的公平和公正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媒体的声音也更多支持郎咸平的观点。有刊物更是提出了“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和“我们到底是要好的市场经济，还是要坏的市场经济”等较为尖锐的呼吁。

　　在8月16日至9月17日的这1个月里，郎咸平始终坚持原来的质疑立场，接受多份媒体采访，并对他的观点进行充实，还提出了用“职业经理人制度”来解决现时国有企业改革瓶颈的方法论。毫无疑问，被公众看作“郎监管”和“民企杀手”的郎咸平所带起的这场“郎咸平风暴”，成为改革开放25年之际，中国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9月和10月，国资委先后以研究室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和李荣融公开讲话的方式，强调央企、国有上市公司不宜MBO，并明确指出地方大型国企也不宜。事实上，这被看作是国资委对郎立场的无声支持。

　　而事实上，从今年8月开始，一向保持低调的国资委各种动作突然变得频繁了，先后下达文件近10个。针对各省国资委的大检查同时启动。10月中旬，国资委、财政部、监察部和国家工商总局组成的国企产权转让联合调查组抵达江苏、浙江等省，对一些重大企业国有股权转让进行联合抽查。人们很容易把国资委的动作，与郎咸平引发的国企产权转让讨论联系起来。但国资委研究中心有关官员认为，“国资委最近的检查工作，与郎咸平掀起的讨论无关”

　　“做研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现在很多媒体，有一些关于我的报道，开始用上了独立和人格高尚的角度。我感谢他们，但我只是一个认真治学的学者，没有被神化的必要。”郎咸平教授接受本刊特约记者采访的时候，头脑非常清醒。

　　在香港，他的生活很简单。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那就是早上到办公室，中午还是在办公室，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家。他在九龙的高级公寓，有160平方米大，客厅里面有一幅奔马图，靠着窗户旁边还有一个大鱼缸。这些是风水名家对他新居布置的建议，郎咸平笑言，但试无妨。

　　对于坊间所谓的他要做“小燕子”和“谢霆锋”的传言，郎咸平一笑置之，说这些本来就是玩笑话。“我的本职就是学术研究。”“我喜欢对尽可能多的人传播我的学术观点。”郎咸平对于他经常性的曝光觉得“挺好。”

　　2003年春节前夕，郎咸平教授专门到深圳，和几位经常联系的媒体朋友谈起他准备上电视做财经评论的节目。当时一位和他合作已久的杂志主编就委婉地表示反对，说这样对你的专业形象不利，容易让人觉得你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了。郎咸平当时大笑：“这有什么关系，我是不是专家，有没有水平，不是上不上电视这个形式决定的。别人我不知道，我上了，也是谈我深入研究的结果，对此我一点也不担心。”

　　结果，先是凤凰卫视，然后是上海的第一财经频道，郎咸平找到了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他展现学术见解以及演讲天赋的舞台。

　　“有人问我是否和那些被批评的企业有仇，我想这是他们误会了。”郎教授很郑重地指出：“我的研究都是用数字来说话的，和我喜欢或者讨厌哪些企业无关。”他举例：“即使我喜欢的企业，如果数字显示的结果是有问题的，我也没有办法去赞美他们。而那些我讨厌的企业家，如果他们的财务运作没有问题，我也不能去骂什么。这是我们学者的特性所决定的。”

　　9月中旬，郎教授宣布近期不再讨论国企改革，并非他有什么改变，而是他感到厌倦。他说，难以理解内地一些学者的不讲逻辑。明明已经很清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一再纠缠。“实在没有什么好再说的，连普通大众都能听明白我的结论和逻辑，没有必要一再重复。”

　　郎咸平还对许多知名学者的态度表示了巨大的失望。“主要是他们的水平实在太不专业了，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身攻击。”郎咸平再次强调，自己的批评是基于学术研究的，“我决定不回应了，没必要了，我已经尽到了一个学者披露学术研究的责任。”

　　对于可能耗费巨资的顾雏军在香港高等法院对自己提起的诉讼，郎咸平依然态度从容。他表示有大量的社会人士主动联系他，不但替我组织了顾问团，而且也提供了大量的经费，让我无后顾之忧地和企业主打官司，我一定借这次香港诉讼的机会将是非黑白彻底弄清楚。

　　谁能论定郎咸平？

　　郎咸平肯定是个明星学者，也善于表达和富有感染力。客观地说，已经很久没有一个学者能够用这样令人目眩的、个性十足的姿态，进入公众的视野之中了，对郎咸平的评价也因此注定是针锋相对的。

　　他到底是挑战潜规则的孤胆英雄、说出皇帝新衣一般真话的孩子?还是问题儿童、偏执狂或政治投机者？

　　北京燕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华生对郎咸平的观点既有肯定，也有反驳。华生说：“大家都知道，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有一场大的争论。我的观点是，这是一场搞拧了的争论，郎咸平教授用一种极端的、扭曲和夸张的方式提出了一些包括正确命题的意见，这样从一开始就把这个争论搞拧了。”

　　“一般舆论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由郎咸平质疑‘国退民进中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引发出的产权大讨论，同样促使上至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下至平民百姓都开始正视并重视这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郎咸平教授。因为只有充分地讨论才能辨清真相，只有充分地讨论才能厘清问题，只有充分地讨论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华生教授说。

　　“我还是在继续研究，继续呼吁，不断会公布我的新学术成果。”郎咸平在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这间他已经坐了11年的办公室里面，演示着最新的POWER POINT文件，信心饱满地对笔者说。

　　也许，他又在酝酿新一轮风暴。

　　踏入2005年，但愿郎咸平风暴能够真正促使社会朝着更加公正和有效率的方向推进。虽然，这两者有时候显得那样的难以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