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搬家：千里之行 始于人力资本

　　本报记者 徐钟

　　对于那批早早进入中国的第一代劳动密集型外企而言，外资云集的昆山已不再是一个廉价劳动力俯拾皆是的制造业天堂。他们得不断去寻找下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

　　今年6月的一天，光中彻带着一个好消息从安徽赶回昆山———安徽石台县县长答应他 在当地有线电视台帮忙打招工广告，他兴奋得与县长连干几杯白酒。

　　光中彻是个48岁的日本人，个头不高，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14年前就来到江苏昆山，管理着昆山乃至江苏省第一家外企———苏旺你(swany)中国有限公司。现在，他手头最重要的事就是把这家1984年就来到这里的企业搬迁走。

　　这已经不是苏旺你的第一次搬迁。他们前一次是将韩国工厂搬迁到中国。

　　在昆山，苏旺你也不是惟一一家想搬迁的企业。与它一墙之隔的韩国鲜禾制鞋有限公司也正准备搬迁到苏北的连云港。当地更多的劳动密集型外企都动了走的念头。

　　他们想走的原因很简单———招不到合适的工人。苏旺你公司大门口常年贴着招工广告，但应者寥寥。由于工资没有

竞争力，当地的熟练工人更愿意选择IT企业就业。而昆山当地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提高，最低的工资水平线已到700元。

　　对于这批早早进入中国的第一代劳动密集型外企而言，外资云集的昆山已不再是一个廉价劳动力俯拾皆是的制造业天堂。他们不得不像流浪的候鸟一样，不断去寻找下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

　　跟着工人走

　　手套和箱包，是苏旺你公司的主要产品。生产这样的产品，无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对于苏旺你这家注册资金仅160万美元的小企业来说，跟着劳动力成本走，是一个不得不为之的选择。

　　1972年，苏旺你在韩国先后建立三家海外分厂。但到了1984年，由于韩国即将举办奥运会，生产成本急剧上升，已与日本相差无几，苏旺你不得不相继关掉韩国工厂，把企业搬到中国。

　　他们选择了昆山。当时，一直以农业为主的昆山市完全靠自费在农田里规划出6.18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当时只是想为上海一些厂家外移做准备，同时还接纳一些无法回城的三线企业，丝毫没有考虑到外资企业。谁知道，昆山竟从此成为了外资的天堂。而早期进入昆山的外资多为中小型加工企业。

　　由于受政策所限，苏旺你初进昆山时采取的是合资方式，投资100万美元成立了苏旺你手套针织有限公司这家合资公司。

　　昆山当时还是一个县，没有多少合资经验。县政府把解决就业问题看得比发展经济更为重要，于是向苏旺你提出一个条件：城里人就业优先。

　　城里人大多为原国有企业工人，年纪偏大。第一次招收300人，虽然当时报名的来了1000多，但苏旺你被迫招了150名城镇户口员工。

　　当时，昆山县县长工资为每月120元，而苏旺你工人的工资标准则为每月180元。由于工资发放需经中方工会经手，工人并不服从日方管理。

　　1985年，苏旺你进入中国的第一年，公司严重亏损，由此要求裁员。时任昆山县长、现已退休的吴克铨说，政府不得不与苏旺你谈判，最后苏旺你才留下75名城里员工。

　　裁人风波过后，苏旺你推行了当时尚属新鲜的“计件效益工资制度”———干多少活，拿多少钱。苏旺你开始慢慢走上盈利轨道。

　　由于昆山的急速发展，苏旺你所在的东兴街没有几年就成为昆山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1997年，昆山市政府准备把苏旺你的工厂置换到一桥之隔的朝阳中路上。

　　“苏旺你有400人的劳动力，却仅产出150万元的利润，这个地段在日本相当于银座，如果仅出租厂房，房租也能赚这么多钱。像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搬离昆山市区。”昆山市开发区主任、当时还兼任苏旺你合资公司董事长的宣炳龙说。

　　但当时刚巧日本NHK电视台来昆山采访，随后炮制出一期主题为“中国排斥日本中小企业，日本企业在中国艰难度日”的电视节目。

　　节目在日本周日晚8点时段播出后，名不见经传的苏旺你公司一夜之间成为3000多万日本电视观众同情的企业。“第二天，日本观众慰问的电话没有断过。”光中彻说。

　　为消除影响，苏旺你不得不在日本与这家电视台打了一场以正视听的官司。

　　如果说这是一次被动的搬迁的话，那么，随着1999年之后台湾等地的IT企业开始大批涌向昆山，苏旺你这些劳动密集型外企终于不得不主动寻找下一个落脚地。

　　IT产业的聚集，使得昆山各项成本越来越高，摆在原来数百家轻工、纺织外资企业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转型、产业升级，要么搬迁，寻找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向何处去

　　光中彻选择的搬迁目的地是苏北和安徽。他的设想是，把昆山作为中国区总部，负责研发等工作，而把劳动力密集的加工环节转移出去。

　　此时，苏旺你在昆山已有两家公司，除了上述的那家合资企业在2003年被日方买断股份成为独资企业外，另一家公司就设在与之相隔不到200米的地方，专门生产箱包。

　　光中彻的搬迁行动已经开始。他在苏北、太仓等地建立了两家分厂，并于今年在安徽青阳县建立了一家分厂。但他在安徽同样遇到了招工不足的难题。

　　“安徽省是打工经济，当地根本没有多少劳动力。”他说。安徽新工厂准备招320人，但当地无法提供这么多劳动力。于是，苏旺你破例建了40间打工集体宿舍，试图招收外县的打工者。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两天，光中彻连跑了皖中、皖南地区东至、石台等县，进行现场招工。此行，他终于得到石台县县长帮忙在电视台打招工广告的承诺，并因此兴奋不已。

　　现在，位于昆山朝阳中路的苏旺你工厂已没有多少工人出入。在空旷的厂院中，堆了一些生锈的建筑材料，很多地方长着荒草。一个中年女门卫说，这里已被政府规划为商业用地，院内禁止再建厂房。

　　和光中彻一样，新东湖集团总经理陆雪元也早就有了搬迁的念头。新东湖是一家中日合资的服装企业，位于离昆山市30公里的淀山湖镇。这家企业老员工的工资只能拿到每月1200多元，新进厂的工人，也就每月700元到800元左右。“在昆山，工资达到1200元才有人安心工作，1500元才不会放弃工作。”陆雪元说。

　　陆雪元在2000年时就看上了山清水秀的浙江兰溪，准备在那里建分厂。但他已经预感到那里适合发展旅游业，这对工厂来说并不是好消息。

　　果然，“兰溪修通高速公路后，那里挤满了游客，电视剧《神雕侠侣》就是在那里拍摄的。”陆雪元说，如果把工厂建在那里，估计现在会因有碍观瞻而被赶走。

　　前年，陆雪元最终把新工厂设在昆山的扶贫单位———苏北的涟水县，那里离港口连云港仅100多公里，出口便利。

　　新东湖集团在涟水的合同号为001，是第一家进入到当地的外资企业。那里的平均工资700多元，差不多是昆山的一半，但工人的生产能力要比昆山低40％。“直到现在还有一半以上的工人未过实习期。当地的好工人都跑到外地打工去了。”陆对此很无奈。

　　为此，陆雪元还在寻找新的转移地。今年4月，他去东南亚转了一圈。无论从政府对外资的态度，还是从治安状况来看，缅甸都令他满意，“人工也便宜，才300元人民币”。而越南的成本要比苏北还高。“向外走是必然的趋势。”他说。

　　虽然这些外企都在为搬迁发愁，但对于中国那些渴求外资的欠发达省市而言，听到昆山外企要搬迁的消息真是再好不过了。在昆山，各地来此设立的招商机构至少有300家。他们不停地劝说一些当地外企搬到自己的开发区去。

　　最近，成都、绵竹、河南新乡的招商人员都登门拜访了杨登辉。他是昆山台湾同胞投资协会副会长，也是昆山最大的纺织厂———昆大纺织厂的董事长。但他还没拿定主意，接受哪个地方的邀请。

　　外资仍是香饽饽

　　“昆山的外资还没有多到不要的地步。”做了21年昆山开发区主任的宣炳龙说。

　　最近，58岁的宣炳龙被一些电话打扰得不胜其烦。这些电话都在询问同一个问题——昆山是不是真的要把大批外企迁出。果真如此能否把企业介绍过去？

　　今年5月，六合丰田公司给宣炳龙发来一份传真，询问政府是否想让它们搬走。宣炳龙马上让秘书发回一份加盖开发区公章的保证书：绝无此事。六合丰田公司是最早进入昆山的合资企业之一。

　　这些疑问来自于一家媒体的报道———昆山市政府正“腾笼换鸟”，近三年来，已投入2.9亿元，搬走13家资源消耗型企业，腾出土地用来发展高科技、高效益、低污染的产业。

　　这样的疑问在两年前就出现过一次。当时，台湾电子工业协会把昆山从A级适宜台商投资城市，降为B级。而将济南、青岛和天津三个城市列入重点推荐的A级城市。

　　这家协会的报告被IT业内看成台商投资的晴雨表。很多人开始担心，IT产业云集的昆山一旦失去了便宜的地价、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招商政策，IT外企会很快转移到新的地方。

　　和很多外资云集的地方一样，昆山现在正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希望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企业不断涌入，一方面又担心已有的外企过早离开。而在昆山市，除了宣炳龙所在的昆山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级开发区外，昆山下面还有大大小小十五六家开发区。他们还有足够的空间等待着外企进入。

　　在昆山十几公里外的千登镇附近，工业废气明显压低了这里的天空，一家镀锌厂和韩国某化工厂溢出刺鼻的味道，周围仍有大片圈起来的空地。

　　昆山市有很多地方仍把招商作为考核干部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引资还有生命。”昆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一位主任说。因此，昆山对外企还保持着足够的宽容。“在苏州如果企业不帮工人买社保，它的工资不能打入成本，在昆山还不敢严格推行这些政策。”昆山一位已退休的领导说。

　　“把制造业一块向外转移，把精华——研发、总部、销售留在昆山。”昆山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张振足翟认为，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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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韩企迁往内地

　　据朝鲜日报报道，韩国企业首次进入青岛是在1989年。当时，在韩国达到饱和状态的纺织、缝纫、制鞋、皮革、首饰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对中国的投资达到高潮。韩国企业进入青岛已有17年。

　　今年5月19日，记者来到中国青岛市胶南开发区连云江路。在离海300米的地方并排着两座工厂。虽然是平日上午，但两座工厂大门紧闭，看不到人影。这两座工厂是韩国纺织企业Y公司和M公司的分厂。最近，因污染排出超标，受到胶南市政府关闭工厂的处分。

　　M公司总经理崔宰万说：“即使没有关闭工厂的处分，也已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在进入青岛的12家韩国化纤企业中，如今只剩下5家。”

　　过去，对韩国纺织、制鞋、缝纫和皮革等制造企业来说，中国是“梦幻之地”。不但人工费只有韩国的十分之一，而且还提供税收和土地使用方面的优惠……对迅猛的工资上涨速度和劳资矛盾感到厌倦的韩国制造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纷纷涌入中国。其中，进入青岛的韩国企业最多，达到7000多家。但韩国企业的经营业绩只能用“惨淡”来形容。

　　青岛市政府有关人士说：“据青岛市外资企业2005年的结算报告，70％的韩国企业处于亏损。”该人士还说，在青岛市内韩国企业密集度最高的城阳区，有73％的韩国企业处于亏损。在青岛市卫星城市胶州市，有65％的韩国企业处于亏损。

　　为何会这样？原因可以归纳为五点：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沿岸地区人手短缺；因而人工费上升；工人福利加强；对污染产业的规定得到加强；对外资企业的优惠减少等。

　　韩国服装企业“协同”位于青岛市卫星城市胶州市。去年6月，该公司1000平方米面积的缝纫工厂竣工，但至今没有启动。该公司总经理李载植说：“原想把市内城阳区的工厂迁移到这里，但因为无法雇到人，不能启动工厂。人工费涨了太多。”

　　青岛等中国东南沿岸地区的人力荒非常严重。其原因是，随着服务产业的发展，制造业劳力迅速流入服务产业。招聘广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在华韩国工艺品协会首席副会长高大焕说：“向人才中介公司每人支付100元人民币(约合1.2万韩元)的中介费，勉强招人。要不然，根本雇不到人。”

　　去年，青岛市最低月工资从410元人民币(4.9万韩元)上升到530元人民币(6.3万韩元)，猛增了29.3％。最低工资上涨前的2004年，实际平均工资为1329元人民币(约合15.9万韩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3％。越来越多的企业把工厂从沿岸地区迁移到西安、广西等内陆地区。

　　(摘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