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就像一篇《警世通言》，它告诉人们，一家公司如何在达到顶峰之后，因为其成功而自我迷失。

　　摩托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盛极而衰，为挽回颓势，摩托在此后10年间也进行了两场大规模的改革自救，但遗憾的是，两次都不得要领，甚至适得其反。

　　“走入‘地雷阵’之后，公司需要一个强力人物出来力挽狂澜，但(摩托罗拉)却用人不当，使公司的颓势越来越难以挽回。”赖炳荣沉重地回忆到。

　　“战争部落”和“独立王国”

　　摩托罗拉于1928年由保罗·高尔文(Paul V. Galvin)及其兄弟约瑟夫·高尔文(Joseph Galvin)创建，最初是一家汽车收音机小厂，兄弟二人将其发展为对讲机、彩色电视机生产巨头。罗伯特·高尔文(Robert L. Galvin)继承了父亲和叔叔的衣钵，在任摩托罗拉CEO的27年间，进入半导体和无线通信行业，将公司带到辉煌的顶峰，在公司内部被尊称为“老高尔文”。此后老高尔文的接任者、广受好评的乔治·费舍尔(George M.C. Fisher)从1988年开始掌管公司，1993年跳槽到柯达公司。在摩托半导体部门服务33年的盖瑞·吐克(Gary L. Tooker)随后出任CEO，但摩托内部都知道，他只是一个过渡人物。老高尔文的儿子克里斯托夫·高尔文(Christopher J. Galvin，小高尔文)掌权只是时间问题。事实上，如果不是摩托罗拉董事会觉得没有工程学位的小高尔文太年轻，当时47岁的他还会早于1997年继位CEO。

　　1997年，虽然摩托罗拉的营业收入达到297.94亿美元，马上就将突破300亿大关，但连续两年的税前利润却高台跳水：从1995年的32.25亿美元和1994年的24.37亿美元高点上，下滑至18.16亿美元，1996年也仅有17.75亿美元。连续3年27%的营收增长也降低到5%。其主要原因除了上文所述的在通信和半导体行业的挫折，还有小高尔文不佳的运气：甫一上任便遇上了亚洲金融风暴。

　　当时摩托罗拉在亚洲经营已有30年，员工人数曾经超过4万人，亚洲业务占其总营收的1/4，是除美国市场以外最重要的市场。因此，亚洲金融危机让摩托罗拉在1998年居然出现经营亏损。虽然是一家典型的家族治理型企业，但作为上市公司，摩托罗拉内部股权早被完全稀释，来自股东各方和华尔街的力量令摩托罗拉董事会成了有名的“联合国”。当业绩大幅下滑，股价跳水，媒体开始抨击，联合国里便吵成一片。刚上任的小高尔文身上压力重重。

　　媒体和华尔街对摩托罗拉的诟病主要集中在骄傲的工程师文化、内斗不断和滥用福利。这些指责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积弊。和1990年代早期的IBM、20世纪初的索尼等所有创造过一代王朝的企业一样，危机暴露出摩托罗拉老迈的一面。

　　“傲慢使得摩托管理层不能识别更好的技术，不能判断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其结果就是不合时宜的战略、混乱的管理和糟糕的执行力。”当时的《商业周刊》报道说。

　　摩托罗拉也有“战争部落”(Warring Tribes)之称，那时候摩托有六大事业部，数十个规模介于1亿—10亿美元之间的业务部门。这些业务部门的财务、营销和研发大权都被其主管们控制，他们之间经常相互竞争或拒绝合作。比如半导体事业部不愿生产其他事业部需要的芯片。当系统事业部的数字设备卖出两年之后，手机事业部才开发出与之兼容的数字手机终端。技术在不断融合，传呼机和手机合而为一，计算与网络接入都在无线化，芯片需要支持很多功能，但摩托罗拉各自为战，而且繁冗的机构设置往往令用户摸不着头脑。由于长期的成功和辉煌，骄傲的摩托人习惯于对客户发号施令，而不是倾听客户的声音。

　　“摩托内部有一种亟须改变的‘孤岛传统’，外界环境的变化如此迅捷，用户的需求越来越苛刻，现在你需要成为整个反应系统的一个环节。”时任摩托资深副总裁吉尔莫(Merle Gilmore)说，摩托已经脱离于这个快速反应系统之外，原因是由于对技术变革、市场潮流和客户的需求缺乏足够的敏感和重视。

　　赖炳荣回忆他1995年来中国时，摩托在中国有4大业务，每一块都是“独立王国”，其主管都不需要听他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老板，但都不是我，而是远在新加坡或美国。”最后他是在老高尔文和亚太区总裁扬子(Richard W. Younts)的强硬支持下，才完成了对中国区的集中管理。

　　而关于摩托内部的福利滥用程度，赖炳荣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1992年，他的太太、摩托罗拉专业无线通信部亚太区总经理高淑卿女士晋升为摩托全球副总裁，他受邀参加晋升晚会。晚会上他看到很多高管的太太见到摩托罗拉副董事长、董事就直接抱怨说，“我的先生做得那么辛苦，我们家什么都没有”。赖炳荣当时还是英特尔的高级副总裁，见到此场面倍感惊讶。轮到他发言时，他站起身来说：“我是从竞争对手来的，我非常惊讶于你们这种自由民主开放的氛围，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地提要求，这在我们公司里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你们诉苦(cry)的时候，我想把我心底的话讲出来。你们已经很幸运了，公司有这么好的环境，应该珍惜，而不应该无止境的提要求，我觉得这已经超出了常理。”也就是在这次宴会上，赖的直率和对中国市场的深刻见解打动了摩托罗拉CEO费舍尔，之后花了1年多时间力邀他加盟出任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总裁。

　　客观地说，摩托内部的各自为政和高福利是保罗·高尔文和老高尔文时代留下的产物。高尔文家族管理企业最重要的传统和价值观便是对个人的尊重，赖炳荣说，摩托很早便提出“individual, dignity and titlement”(个人、尊严和权利)，并在企业内充分民主授权，发挥每个人的向心力和积极性。对于达到一定级别的员工，摩托罗拉是要负责为其“养老”的，当时很多员工以一家三代都在摩托罗拉工作而自豪。

　　在摩托罗拉高速成长的阶段，这一企业文化起到了非常正面的激励效应，很多天才的工程师得以施展才华，也推动公司不断攀登高峰。但当外部环境使得摩托罗拉进入战略收缩期，赢利空间不再，高福利的企业传统便有些不合时宜。据说，在当时，摩托罗拉的停机坪上往往停着超过5架飞机，以供资深副总裁以上的高管出差候用。“那时候我们总部养了太多人，时机一不好，就养不起了。”高淑卿说。

　　“民主本身没错，但也要规范，竞争无情，企业毕竟不是搞福利的，人也是有惰性的，必须要有坚强而严厉的管理者。”赖炳荣说。

　　小高尔文“新政”

　　小高尔文上任之后，摩托罗拉的企业管理模式和文化都受到集中的质疑，有人说摩托罗拉的管理水平还停留在1980年代。小高尔文也决心结束脱离时代的旧式贵族企业范式，打造一个“新的摩托罗拉”。

　　1998年3月，小高尔文和他的总裁兼COO格朗尼(Robert L. Growney)在公司总部的12楼会议室里闭门两星期，商议如何重现摩托的辉煌，两人一致认为公司需要一次全面的重建，因为其文化和内部竞争已经伤害到产品研发和客户关系。

　　当年4月，小高尔文在芝加哥丽兹·卡尔顿酒店对摩托罗拉50名高级管理者发布了他的计划，他告诉手下，摩托罗拉将把以前独立运作各不相干的手机、无线设备、对讲机、寻呼机、卫星和电缆调制解调器(cable modems，通过有线电视网络上网的机顶盒)等30个业务单元全都归到“通信企业集团”(Communications Enterprise)，并任命曾负责摩托罗拉欧洲业务的吉尔莫为该部门总裁，业务单元的高管向吉尔莫负责。这些业务占摩托罗拉1997年289亿美元总销售额的2/3。

　　高尔文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数字时代的摩托罗拉”，即不能再由着迷于制造出惊世产品的工程师主导，而应该调动所有员工的能量，同心协力为人们创造易用的、互联网导向的产品。他要求公司员工要“快速、敏捷、轻快、灵活”，销售人员必须切实以服务客户为导向。为鼓励业务合作、创意分享和节约开发成本，小高尔文对于高管层的业绩考核不再以其自己部门的表现为标准，而是与整个公司的业绩为基础。这一年，摩托罗拉史无前例的实施了15000人的大裁员，占其员工总数的1/10，令公司内部气氛骤紧。

　　高尔文的另一个决定是拥抱互联网。当年7月，与通信企业集团同时成立的还有一个互联网战略部门，负责与公司内部所有业务合作，积极合作者将会得到期权奖励。摩托罗拉内部一度视互联网为怪物，但现在它成为公司的战略中心。摩托罗拉的芯片已经内置于手机、数码相机和掌上电脑，但摩托罗拉希望未来能在所有的东西，包括鞋子、门把手、沙发等中内置微处理器，把它们用无线技术无缝连接起来，使摩托罗拉的芯片能够成为所有智能化产品的“数字DNA”。

　　不仅是芯片，摩托罗拉还想设计开发驱动芯片的软件，由一家硬件生产商向软件商转型。它投入数十亿美金，新聘了超过3000名软件工程师，预想其未来业务包括向汽车后座的人们提供网络视频下载服务。

　　此后不久，互联网席卷了无线世界，1999年初，运营商们计划采购数百万台手机，其中智能手机和内置浏览器的手机约占9%。同年，摩托与Sun合作建设一个投资10亿美元的专为互联网服务的无线通讯设备厂，并与雅虎、美国在线和亚马逊签约成为合作伙伴，这些网站都被植入摩托罗拉的手机内置浏览器收藏夹中。

　　1999年的业绩表明，小高尔文此前两年进行的企业结构和战略调整取得了成功。这一年摩托罗拉销售收入比1998年增长了5%，达到309亿美元，关键是获得13亿美元利润，是1998年的375%。其在全球数字移动电话的市场份额也从6%增长到11%。就连其连年亏损的半导体部门也在卖掉低端业务后扭亏为盈，实现赢利8100万美元。2000年，摩托罗拉收入继续增长至376亿美元，全年利润平均增长速度为35.7%。

　　小高尔文由“技术主导型”向市场与技术并进的战略转型初见成效。虽然“新政”成功的背后有一定的成分是搭了互联网热潮的顺风车，还有2万人大裁员的代价和7.5亿美元的成本削减，但无论如何，董事会和华尔街最关心的股价从1998年10月的38美元上涨到1999年7月的100美元，再爬升到2000年初的184美元。两年前怀疑高尔文的人开始信任这个高尔文家族的第三代领导人将“重振摩托”。

　　泡沫后的寒冬

　　然而好景不长，网络泡沫在2000年破裂。这年10月，摩托罗拉宣布其手机销售量比上年同期仅增长了4%，并调低其第四季度和2001年的营收预期。同月，效力摩托罗拉30年的第三号人物、通信集团总裁吉尔莫辞职。形势急转直下，从2000年5月到2001年7月10日，摩托的股价从60美元跌到16.75美元(2000年摩托有一次1:3的分股)，市值跌去了72%。

　　2001年第一季度，摩托出现了16年来的第一次亏损，亏损2.06亿美元，手机、半导体等业务全面萎缩，其中主要的手机业务收入下降了29%，市场份额只剩下了13%。这一结果比华尔街的最低预期还要糟糕，摩托罗拉的股票跌破8年以来的最低点。2001年全年，摩托罗拉收入仅为295亿美元，亏损7亿美元。短短一年，股价下跌了3/4，市值从1330亿美元缩水到370亿美元，总裁兼COO格朗尼因健康原因辞职。

　　这年初，摩托罗拉从通用电气和通用仪器公司(GI)得到两位强援加盟，分别是负责个人通信部的麦克·扎菲罗夫斯基(Mike Zafirovski)和负责宽带部门的爱德华·布里恩(Ed Breen)，这两位干将后来分别为摩托的RAZR V3问世，和成功整合2000年花了170亿美元收购的通用仪器(摩托历史上最大一桩并购)而做出贡献。扎菲罗夫斯基后来接任了格朗尼空出的总裁兼COO一职。

　　2002年，摩托半导体部门第一次跌出了业界前十名的行列，占销售总额18%的DSP芯片业务亏损达1500万美元。7月，公司原来的二号人物布里恩突然辞职前往泰科公司导致摩托罗拉股价跌了10%，令董事会很恼火。董事会一直有意让布里恩担任CEO，让高尔文任董事长。2003年，在经历了令人失望的上半年后，摩托罗拉在高尔文时代表现最出色的中国市场被诺基亚超过。股东们对于小高尔文在2002年得到1500万美元奖金感到气急败坏，而是否剥离半导体业务的分歧则令双方矛盾激化。

　　小高尔文拒绝考虑分拆业务，只是关闭了一些芯片生产车间，他认为在产业低谷时出售是愚蠢的，他还准备借芯片业务实现他的无线互联网战略。出售半导体业务是华尔街对摩托罗拉经常提出的建议，华尔街认为小高尔文的计划好高骛远。

　　2003年，摩托股价跌到8美元以下，竞争对手诺基亚和高通的股价则在4年中分别上涨了544%和1100%。华尔街和投资者不断指责小高尔文“没有制定出一个清晰的战略”，而且有着“哈姆雷特般优柔寡断的性格和袖手旁观式的管理风格”。压力之下，2003年9月20日，摩托罗拉董事长兼CEO小高尔文在与董事会发生争论后宣布，“虽然我已经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但是董事会和我在公司发展速度、战略和在当前复苏阶段的进展等问题上观点不一致。因此，现在是我把指挥棒交给新的领导人的时候了。”随后无奈的离开了这家他服务了36年、由他的祖辈创建的企业。

　　小高尔文执掌摩托罗拉6年，大大短于他的父亲和爷爷，要评价他的功过是一件困难的事。

　　6年间，摩托罗拉股价跌去46%，股东们损失了16%的财富，道琼斯工业指数同期却上涨了50%。摩托罗拉在手机市场份额下跌到了13%，而对手诺基亚则达到了35%。但实际上，无论是铱星立项还是错失数字技术、GSM，小高尔文都没有直接责任，任期内碰到亚洲金融危机和史无前例的网络泡沫，也限制了他的发挥空间。很明显的不公在于，事实上2002年赢利3.14亿美元以后，摩托罗拉似乎正在走出低谷，而且革命性产品“刀锋”——RAZR V3也是在小高尔文任期内与扎菲罗夫斯基联手打造出来的。但唯股价是瞻的华尔街拒绝给他足够的时间。这一切后来都被他的接任者詹德(Ed Zander)坐享其成。

　　小高尔文在技术方面仍然具有超乎常人的想象力，他驱动摩托罗拉聚焦于无线互联网的机会，使摩托罗拉成为最早进入远程信息处理的公司，这一业务如今是思科的业务重心；他也是摩托罗拉探索生物科技的推动者，他的设想是，摩托罗拉可以用它的无线和芯片技术为用户创建一张基因密码智能卡，以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

　　尽管没有给摩托罗拉带来实质性的成功，但在小高尔文辞职之后，公司的业绩在2002年底已经开始回暖。

　　骑士精神与华尔街

　　《商务周刊》访问的大多数摩托罗拉人都认为，同老高尔文和费舍尔相比，小高尔文在战略思维和魄力方面相对显得平庸一些，他早期的左右副手也不及老高尔文掌权时手下的人才能干。但他足够努力，每天7点钟就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深夜。在公司内，他不打领带，挽起衬衫袖子，黑色公文包里装满了摩托罗拉的手机、传呼机和对讲机。他具有真切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以及变革的动力，因为他从内心不愿意看到父辈的传承毁于他的手上。

　　同时，他在任期间对摩托罗拉的手术至今也存有争议。比如很多人认为，如果他在摩托罗拉内部解决半导体的扭亏问题，而不是分拆卖出，起死回生的飞思卡尔至少会成为一个困难时期的“减震器”；又比如他2001年卖掉了集群通信业务的一个军事业务部门，结果随后的“9·11”令这块资产数十倍地增值。

　　再比如1998年的组织架构大调整中，为打破摩托罗拉内部多年形成的各自为政文化，他授权吉尔莫管理多项业务统合在一起的通信企业集团，但新的组织架构反而助长了官僚文化的盛行，以至于整个组织陷入混乱。通信企业集团共有500名管理者，分布于手机、网络设备和宽带部门，约12名高级管理者向吉尔莫直接汇报，很多高级经理失去了财务大权，于是转而把很多技术决策问题也诉诸吉尔莫，比如某个系列的手机应该内置哪款电路板或软件代码。结果可想而知，决策过程往往会花费数个星期。吉尔莫也得以有意无意的向他隐瞒手机业务的严重形势。

　　小高尔文在寻找集权和放权之间的微妙平衡上走了一些弯路。继位之初，受其父亲的“委托并信任执行层”的传统影响，他本人专注于公司愿景和战略工作。解雇了老朋友吉尔莫之后，小高尔文承认1998年的组织调整“是一个错误”。2001年，他一改往日温情脉脉和大幅放权的管理方格，重新调整了公司架构，减少了一级管理层，并让摩托的6大业务部门主管直接向他汇报，开始过问具体的业务层面，除了每周会见业务主管，他还花大量的时间召开会议要求每一名高管通力合作，“现在，我不再那么相信人了。”他说。但由于他过于频密的召布里恩议事，导致后者感到无法工作，而突然辞职。

　　此外，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小高尔文的决断力不足，造成摩托行动迟缓。“他是一个过于深思熟虑的人。”一位前高管对《商务周刊》说。最明显的三个例证是，早在1998年初，摩托半导体事业部总裁便建议高尔文卖掉一部分生产老一代芯片的业务，以便提高利润率并专注于核心产品。直到1999年夏天，高尔文才批准此项买卖。高尔文担心的问题有，交易会为摩托增加一个竞争对手吗？员工们对交易怎么想？他让下面的人解答他的担心，所有这些过程都耗费了时间、资源和精力。同样早在1999年底，吉尔莫等便建议他壮士断腕，放弃铱星这个已经耗费了50亿美元的无底洞项目。当时铱星公司已经申请破产，清算谈判处于中断之中。但高尔文直到1年之后的2000年11月才最终放弃这个项目，使得摩托罗拉多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知情者说，他认为维护摩托罗拉的形象很重要，并且摩托罗拉需要为铱星的风险投资者们共进退。还有一个例证是，很多人认为，2003年金稻草一般的RAZR V3手机就已经可以上市了，但不知为何小高尔文和扎菲罗夫斯基迟迟没有发布。

　　“如果V3早几个月上市，说不定他就不会下课了。”原摩托(中国)手机业务部员工李静说。

　　在人品上，小高尔文是一个公认的古典绅士式的谦谦君子。在困难时期，摩托最需要的实际是一位富有侵略性和攻击性的铁腕领导人，来打破内部的官僚文化，重振创业精神。而高尔文家族素有绅士家教和重视研究而轻视行动的传统，在竞争白热化的科技产业，这种传统不合时宜。

　　但应该说，小高尔文的下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矛盾爆发的替罪羊。这一矛盾就是家族治理企业的长期战略思维，及其尊崇的贵族形象、骑士精神(比如坚守铱星到最后时刻)，与华尔街以股价为指挥棒的短期经营理念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小高尔文离职当天摩托股价涨了5.05%即是证明。

　　小高尔文在2002年底曾对中国媒体抱怨，他是一家公众上市公司的CEO，又必须捍卫其家族事业的声誉。但投资者却不在乎这些，他们唯一的要求是尽快砍掉不挣钱的业务实现赢利。“如果对华尔街的命令听从得稍慢，他们就会质疑你的能力和战略。”小高尔文充满情绪地说。

　　时代已经进入了21世纪，摩托罗拉这样一家股权早已分散化的企业仍然维持着家族世袭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化石般的奇迹现象。同样的时间段里，即使是老高尔文掌权，恐怕也难以在华尔街的高压下，在全球电信业的萧条中再现他20世纪所创造的传奇。

　　得份额，失利润

　　小高尔文退位时，高尔文家族占摩托罗拉的股份已减少到2.5%，其在公司的威信已然无法与老高尔文时代相比。

　　当时，华尔街认为摩托罗拉衰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小高尔文作为家族产业的第三代传人，对摩托罗拉的个人感情使他不可能对公司做出真正触及根本的变革，比如他在剥离芯片业务和铱星项目上就公然违逆董事会的功利性意志。因此，董事会在华尔街的压力下决定彻底结束高尔文家族对摩托75年的统治，效法IBM引入郭士纳，从外部空降一名CEO。这样，之前被很多公司内部人看好的被昵称为“麦克Z”的扎菲罗夫斯基就被作为小高尔文的嫡系而排除在CEO候选人之外。2005年1月，“麦克Z”离开摩托，加盟北电。

　　同时，董事会认为摩托罗拉在主营业务手机上的落败，主要原因是公司内部封闭的工程师文化太重，没能适应手机市场由技术驱动向市场拉动的大势，因此决定寻找一位懂得市场的CEO，使摩托罗拉跟上时代。

　　曾在Sun公司任总裁兼COO的私人股权基金合伙人詹德2003年12月接受了年薪650万美元的摩托罗拉CEO一职，当天摩托罗拉股价即上涨了4%。但今天大多数人都同意，这样一位夸夸其谈、善于讨好华尔街的“营销型”明星CEO，并不适合这家公司。

　　实际上小高尔文下课前后，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已有起色。就在小高尔文宣布离职的2003年第三季度，摩托罗拉手机事业部一口气推出了17款新产品，推动手机业绩较上年同期增长34%。第四季度更同比增长了51%。小高尔文在任时非常强调研发，引入供应链管理，和“麦克Z”一起打造了“刀锋”—RAZR V3。詹德上任后的2004年，RAZR V3正式上市。在手机行业似乎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反应的、无差别的、不再讲究革命性创新的组件化世界，卓尔不群的RAZR反而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开启翻盖手机的新时代经典产品。

　　这款“金稻草”产品的大卖，让2004年摩托罗拉手机业务的销售额再次大长了53%，运营利润更增长了257%。也使整个摩托罗拉的营业额比2003年增长了35%，达到313亿美元。詹德信心涨棚，他向员工宣布：“我们虽是亚军，但已今非昔比，现在，我们的目标是第一名，我们要让RAZR在全球卖出5亿部！”

　　此后，詹德走出了一步致命的臭棋。他和手机部门负责人盖里科斯(Ron Garriques)在内部提出，摩托罗拉要“一千天重夺全球市场第一”。要知道，当时摩托罗拉的市场份额约为15%，而诺基亚已经超过了30%。

　　狂热的市场份额诉求下，摩托罗拉发动了一场“决战”——通过不断降价让自己重返市场份额的老大位置。中国是这场大战的主战场之一，很多人都记忆犹新：摩托罗拉手机成为了价格“跳水冠军”，最为经典的V3定价由2004年的超过6000元，降到2006年的1200元左右。而在欧美市场，它更由500美元降到不足50美元。

　　陈浩介绍，摩托罗拉在中国和移动运营商进行定制手机的渠道合作方面也很积极，这一方面导致其传统分销渠道商的不满(因为运营商定制手机的售价大大低于卖场)，由于各省运营商的补贴力度不同，也造成了摩托罗拉手机串货套机、快速贬值的现象。

　　今天来看，用无节制的大降价去换取市场份额的战略至少导致了四大恶果。首先是牺牲利润，截至2005年，诺基亚手机运营利润率为17.8%，远高于摩托罗拉的11%。“这种自杀式的降价简直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一位摩托罗拉集群通信部门的员工说。其次，大降价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和对摩托的品牌忠诚度，因为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刚刚买的象征“至尊身份”的高端产品迅速贬值为大路货。再次，一款杀手级产品的价格领跌对于其他的MOTO产品，比如多媒体手机KRZR及类似于黑莓的Q系列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最后，V3在市场份额上的不断增长使摩托罗拉的手机研发变得功利，此后的几年间，多款MOTO机型实际可算是V3的改进版，人称“千机一面”。而诺基亚则用多款手机系列全面出击，并笑到最后。

　　令詹德和华尔街开心的是，摩托罗拉的市场份额和股价的确在上升。整个2005年，摩托罗拉每个季度的财报中，手机出货量都保持高增长，全年出货量增长了40%。其市场份额也由2004年第二季度的14.8%上升到2005年的19.1%。到2006年第二季度，摩托罗拉手机发货量达到5190万台，全球市场份额达到22%。

　　但同时，摩托罗拉的营业毛利下降到2006年第四季度的4.4%，是一年前的一半不到，而同期诺基亚的营业毛利则达到了10%以上。该季度摩托罗拉卖出了6570万台手机，同比增长了47%。但用营业毛利除以手机数量可以得出，每台手机的毛利仅为5.19美元，这显然不足以补偿手机的设计、研发投入。

　　这样的增长注定是无法持续的。到2007年第三季度，摩托罗拉利润同比下降94%，手机部门销售下降36%至45亿美元，运营亏损达到创纪录的1.38亿美元。2007年11月，三星以14.5%的市场份额超过摩托(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