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世养生乐家同仁堂

　　1669年，当“同仁堂”的匾额在京城那间小药室里挂起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有人想到，从这里传出的捣药声在京城的上空飘荡300多年后依然清脆。北京同仁堂久负盛名，载誉达300年之久，真可以说是中国药业史上的一个奇迹。同仁堂研制的几十种中成药已是世界名药，以致很多外国人远涉重洋，专门到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同仁堂乐家老店来购买它的药丸。

　　从乐家老铺到同仁药室

　　明朝永乐年间，乐家的祖先乐良才挑着担子从宁波来到京城，走街串巷，摇铃行医。后来经营起药铺，取名为“乐家老铺”。康熙八年(1669年)，乐家的四世祖乐显扬将乐家老铺改名，取镇堂之宝“铜人”之谐音“同仁”二字创办了同仁堂药室。

　　乐显扬，人称尊育公，在清康熙年间曾任太

　　他的儿子乐凤鸣继承家业，在总结前人制药经验的基础上，又收集大量的宫廷秘方、民间验方和祖传配方，编成了《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这就是同仁堂的传说故事中经常提到的“秘方”。在该书的序言中，乐凤鸣提出“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训条，这两句话后来对同仁堂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成为此后每个同仁堂人必须信守的“圣经”。

　　同仁堂开设后，由于名气很大，在清朝雍正年间(1723年左右)开始供奉御药房。起初只是供奉药材，后来又得到了派人进宫指导御药房制作成药的待遇。自雍正年间起，皇家同意预领官银并屡次特许同仁堂增调药价，自道光17年以后更“恩准”按市价核算。

　　除经济上的支持外，更有政治方面的支持。乾隆七年，乐家六世乐礼由于经营不善和市场药价日增，欠下大量官债和私债，只好奏请告退官药。于是，乾隆不仅准其增调药价三分之一，而且特派内务府官员临办官银官药，弹压同仁堂的一切私债。

　　同仁堂的中兴

　　自雍正元年之后的188年里，乐家几代人一直小心谨慎地为皇宫供药，但却因为经营不善，加之乾隆18年(1753年)的一场大火，同仁堂开始走向衰落。虽然蒙乾隆“垂怜”，命令发还火场地基，并每日给乐家孤儿寡母千文铜钱作为生活补助，但同仁堂则由官方出面招商接办，允许接办人使用乐家老铺招牌，乐家则以铺东名义坐收2分红利。后来同仁堂由乐家姻亲张家出面接办，形成乐家铺东，张家药商的局面。但张家仍未能扭亏为盈，同仁堂乐家又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与二十一名股东签署了典契，开始实行股份制，共47股，筹得资金43800两，但乐家只有半股(500两)。直到乐家第十代传人乐平泉的出现，乐家同仁堂才重新名振京城。

　　乐平泉字清安，号印川，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卒于光绪六年(1880)。道光11年(1831年)，21岁的乐平泉成了同仁堂的铺东。此时，同仁堂已典给朱姓经营。而所谓“铺东”，不过是每天可从同仁堂领取五吊“字号银”，对同仁堂没有任何支配权。

　　道光14年(1834)，朱姓因经营亏损，负债外逃。乐平泉很想趁机收回，但因缺乏资金，只好又典给慎有堂张某和董启泰去经营，自己拿了点钱在同仁堂附近的鲜鱼口另开了一个“广仁堂”小药铺，出售自制药品积累资本。凭借他是乐氏后代，前来购药的人越来越多。

　　而当时同仁堂药铺的经营者董启泰却日益感到“广仁堂”药室的威胁，有意与乐平泉合作。于是，乐平泉关闭了药室，将自行配制的药拿到同仁堂代卖，卖出的钱按比例分成。至此，乐平泉迈出了收回同仁堂的第一步。

　　四年后，乐平泉配制的药越来越畅销，所得提成自然越来越多，董启泰渐感无力支撑，便想把同仁堂药铺归还给乐家自行掌管。这正是乐平泉所希望的。道光23年(1843年)秋，同仁堂的经营权在外姓人手中流落了90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回到了乐家人的手中。此后，乐平泉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同仁堂药铺的经营中去，事必躬亲。

　　理家治店

　　重振祖业的乐平泉无疑成了乐家老铺同仁堂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人物。同仁堂在他的锐意经营下，将外股全部收回，债务清偿，并将国药从宫廷普及到民间。乐平泉很有一套理家治店的手段。首先，同仁堂是前店后厂，乐平泉确立了一套“自东自掌”的管理制度，一切不假手于外人，从称药到配药，都要亲自监督；购买药材也要亲自经手；嫁到乐家的妇女，都要参加包金裹药的工作，这种做法把乐氏家族的命运与同仁堂的兴衰紧密地联结起来，构成了同仁堂家族式经营的一大特色。

　　同时，乐平泉还精研新药，广求治病之方。在乐平泉主持同仁堂期间，所增药目不下百十种，其中，就有著名的虎骨酒、安坤赞育丸、益仙救苦金丹、八宝药墨、如意长生酒等。这些新药大大丰富了同仁堂的传统药目，其中有些品目至今仍是同仁堂的名牌产品。

　　官家护身符

　　乐平泉不但精于医药，还工于心计，善于经营。同仁堂本来就是依靠供奉御药起家的，晚清时节，慈禧索性下诏，让同仁堂直接为宫廷制药，就连自己服用的牛黄清心丸和乌鸡白凤丸都是由同仁堂制作的。

　　乐平泉明白同仁堂与清代宫廷和官府的关系，因此他首先施展外交手腕，拓宽与宫廷及官府的来往，上至皇亲国戚、内阁军机、各部院，下至顺天府各衙门及普通兵卒，无不交往密切，扩展业务。据残存的乐平泉来往信札，即有官府18处、官员239人，可见其交往之广。为了便于和官府交往，他在咸丰四年(1878)捐了个四品候补道，后来更捐了个从二品顶戴，成为形同督府大员的“红顶商人”。按例捐官是不准纳为二品的，即使是空头顶戴也不行，但他却做到了，由此成为商人中的特殊人物。有了顶戴，他与官府的关系更紧密了，获得了种种特权。如在道光时，乐平泉获准官药价格随行随市。这条规定为乐家开通了发财致富之路，经营官药从此不但不赔，还保证能获取巨额利润。

　　有了承办官药的特殊身份，再加上资本雄厚、名望卓著，同仁堂迅速执京城药业之牛耳，并在周边地区形成了较大影响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曾多次担任京通卫帮会首。当年的祁州(即现在的安国县)药市作为我国长江以北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年交易额多达2600多万银元，每年“春五秋七”两季交易市场都要等同仁堂到场后方可正式开盘。据说有一年宁波帮销售白术，没等同仁堂到会就自行议价卖出，结果同仁堂开出的价格大大高于宁波帮的卖出价，追悔莫及的帮主为此大病了一场，从此发誓再也不莽撞行事。

　　同仁堂之所以能垄断祁州药市200余年，一方面是其在业界的影响力，仅药材的购入量，一般客商就无法与同仁堂比拟，一种细料，同仁堂的采购量就能占全部成交额的90%以上，大大超过其他客商若干倍。一方面则在于同仁堂“不怕价高，但求货好”的采购原则，同仁堂掌柜的戴着老花镜逐个挑选，用手一摸大黄，瓷实的要，带泡的不要；选细料要最好的，下脚的不要；麝香买怀帮杜兴的“杜字”麝香……同仁堂除了到全国大量采购上好的犀角、朱砂、牛黄、麝香、虎骨等药材外，还专程去东北采购野山参、鹿茸，进口药材则跑天津、上海等地采购，所以同仁堂制作出来的丸散膏丹总是品质上乘，药效显著。这种宁缺勿滥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同仁堂仍坚持选用“地道药材”：人参用东北吉林的，蜂蜜专用河北兴隆的，白芍用浙江东阳的，大黄用青海西宁的，就连处方规定16头人参，也决不用32头小参顶替，从而保证了同仁堂的声誉经久不衰。

　　宣传得当

　　为了扩大同仁堂的影响力，乐平泉利用各种场合开展宣传活动，真可谓用尽心机。如全国举子赴京会试时，他派人到各地会馆向全国举子免费送去时令药品，这个宣传花费不多却效果显著。很快，同仁堂的药物和名声就随着举子们返乡传播到了全国各地。据说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考取进士之时，就曾得到过同仁堂赠送的羚翘解毒、牛黄清心和万应锭等四季应时之药。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朝廷所属的各个院部衙门都和同仁堂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不少中央衙门的官吏都是同仁堂的老主顾。直至民国年间，京城内的不少王府还在同仁堂留存记帐折子，同仁堂长年供应府中用药。

　　乐平泉还广做善事，冬天为贫苦百姓开粥厂，夏天则送暑药；他还举办义学，舍施棺材，使同仁堂及老乐家被广大劳苦人民交口称赞。当时在北京城每年要挖城沟清淤，乐家又利用这一机会，在四面城门开沟的地方设立 “沟灯”。每当夜幕降临，写有“同仁堂”三个大字的红灯笼就高悬于城沟之前，这既方便了行人，又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为同仁堂树立了积德行善的良好口碑。每年药王生日，乐平泉必要出来主持庆祝，唱戏酬神，取得了药业领袖的地位。

　　根据过去店里着火的教训，乐平泉在同治六年(1867)出资购买先进的德国水车和消防器材，办起同仁堂普善水会。还制作了水会大旗和印有同仁堂“普”字的救火衣装，并设置大铜锣一面，遇有火警，以打锣为号，前去扑救。邻近街坊发生火灾，他们都主动救助，深受称赞。至今，那面大铜锣鼓仍是同仁堂制药厂的备用报警工具，铜锣上的“普”字清晰可见。

　　光绪14年(1888)腊月十五日，皇宫贞度门失火，央及太和门和库房。当时宫内水龙喷水达不到太和门的高处，这时同仁堂的救火队赶到，用德国水龙喷水，水柱直达高处，终于将烈火扑灭。慈禧得悉后大喜，传令嘉奖，并封同仁堂普善水会“小白龙”称号，从此同仁堂更是名扬京师。

　　其实早在创业之初，乐显扬就给同仁堂定下了“济世养生”的创业宗旨，并把中医中药作为一种效力于社会的高尚事业来做，把利益融入“济世养生”之中，在为患者治病服务的过程中取得应有的利益，正是同仁堂之所以能由小到大、声名远播的秘诀之一。

　　同仁堂的老乐家有了权势，生意越做越大，乐家的财产也越来越多。过去乐家困难时，得到皇家支持，清末朝廷内忧外患，财政十分拮据。自光绪元年直至清朝被推翻，同仁堂为宫廷垫去药银18万7千两和制钱23万吊，眼看清廷无力偿还，乐家竟然大大方方地自愿将如此大数目的药银一笔勾销，由此可见老乐家自乐平泉中兴以来的富裕程度。

　　而乐平泉所采取的广交官府、广筹资金、拓宽影响、理家治店和精研新药的五大举措和思想方式贯穿于晚清百余年，甚至延续到民国，直至北京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