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CEO个人丑闻埋单

　　王立伟

　　知名跨国公司或机构、CEO、与性关系相关的丑闻……这样的排列组合，足以吸引大多数受众的眼球。

　　2005年，波音公司总裁及CEO哈里·斯通塞弗因与公司女主管的婚外情事件曝光选择辞职；

　　2006年，汽车制造商日本丰田公司北美分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高英昭因卷入性骚扰诉讼案离职；

　　2007年，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因“女友门事件”辞职；

　　2007年，英石油公司CEO约翰·布朗被曝光同性恋，但在如何与其相识的问题向法庭撒谎而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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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对道德问题重视程度的加深，以及CEO行为的日益透明化，那些在道德问题，特别是在个人行为上“触礁”的CEO们，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事实上，早在2002年的一份调查显示，CEO对道德的认同程度极高。在这个加拿大罗里尔大学和《民族邮报》联合进行的调查中，CEO们采取了惊人的一致看法，他们认为，恪守道德能使企业获得更好的收益。

　　但不是每个CEO，都能从约束自己开始，以身作则。

　　缘何挥泪斩马谡

　　美国财长、高盛集团前董事长兼CEO亨利·保尔森曾这样描述CEO的工作，“必须明确的是，CEO的工作就是为公司的发展定下一个恰当的调子”。

　　不难看出，CEO个人道德也就是公司商业伦理的缩影，对于公司来说，CEO的形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着公司的形象，一旦其行为失当，则会给公司的形象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在上述

波音公司高管斯通塞弗的丑闻事件中，就有波音的非执行董事表态说：“董事会一致认为，哈里的行为已经对他的判断能力造成负面影响，并且会对他领导公司的能力造成损害。”

　　这不是危言耸听。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苏勇教授分析说，公司高管的个人道德虽然是其个人问题，但与公司的商业道德和社会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公众对公司的认识常常是借助于其对公司领导者的认识而来的，领导者的一举一动对公司的形象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商业伦理与企业领导人的操守有关，后者的角色具有象征意义，代表企业形象。”

　　由此可以推断，当CEO的个人道德出现严重问题，一方面是影响公司的形象，使公众从对其本人产生信任危机，进而影响到对公司的看法，另一方面则可能造成在处理公司事务中的不公正乃至不道德，进而影响其整个管理行为。”

　　苏勇指出，公司一般会针对CEO丑闻的情况，作出相应的决策。“CEO辞职、公司表明立场、谨慎行事防微杜渐。”

　　谁为行为失当埋单？

　　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约翰·布朗在英石油公司工作已经达41年，担任CEO也有11年，据国外媒体报道，他在退休前三个月被迫辞职，将损失1550万英镑的退休金和奖金。

　　除了收入上的损失以外，他的个人名誉也毁于一旦。其在高盛的董事职位将不保，而其在英石油公司

审计委员会担任的主席职位也将不保。

　　而丰田高管卷入

性骚扰案则使得公司受到直接的牵连，原告小林在起诉中声称，自己曾经向丰田官员举报过大高的不当行为，但被告知应与上司私下处理。在通过律师发表的声明中，她指出，丰田公司忽视员工的投诉。

　　鉴于CEO行为的失当，董事会会敦促其采取自动离职的方式来制止事态的继续扩大。苏勇认为，大型公司的这种“壮士断臂”的做法，其实是给股东和员工一个正面的影响，帮助他们树立信心。

　　“企业不仅仅是经济组织，也是社会组织，要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对公司的影响。”

　　但对于公司来说，类似的事件多为突发事件，CEO的解职也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影响。寻找一个合适的继任者并不是那么容易。事实上，早前哈里·斯通塞弗已经功成身退，但由于波音公司当时的首席执行官遭遇下属道德丑闻而不得不离职时，公司没有相应的计划应对突发情况，只好再次邀请他出山。

　　通常情况下，当公司找到猎头公司，要求后者帮助他们寻找一个CEO时，已经为时太晚。

　　CEO更换频率的加快，让继任者的压力更大，而领导者的交接不那么顺畅，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司的业务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使得公司从此一蹶不振。

　　CEO的道德是可管理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跨国公司制定了正式的道德规范，他们拟订了行为准则、进行道德教育培训，通过某些渠道对不端行为进行曝光。

　　公司之所以选择辞退CEO或者给CEO机会主动辞职，都是遵循自己制定的道德或者伦理准则作出的决定。

　　波音公司就在其行为准则中明确指出：“所有员工不得从事将对公司诚实、公正、声誉带来影响或将公司处于困窘境地的行为或活动。”要求员工“必须立即向公司管理层或其他有关当局(例如民族、司法、安全和就业部门)报告任何非法或不道德行为”。

　　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何斯通塞弗黯然出局。

　　而在惠普，公司明确要求员工遵守道德准则，对CEO的要求则更为严格。

　　“由于体制、机制，以及文化背景等原因，中国的CEO在个人生活上的细节问题常常被忽略。”苏勇指出，中国企业更注重“以成败论英雄”，业绩是评价CEO的最重要指标，这使得CEO的操守问题很难浮出水面。

　　“君子慎独”，苏勇提醒说，从传统来看，中国向来关注操守问题，关注道德取向，因此，中国的CEO更要约束自己的行为。

　　“企业不追求经济利益，也是违背商业伦理的。”苏勇并不反对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举动，“但如何追求、追求什么样的利益，对企业而言，是必须考虑的。”

　　其观点与哈佛商学院的专家不谋而合，这位专家曾建议说，对于任何预计要执行的合法行动，企业领导者第一要问的是其能否使得股东价值最大化，第二就要问，其是否符合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