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有人能成为文化传媒大亨，黎瑞刚在名单上位置将非常靠前，他能讲出体制和资本最需要的故事，搭建了一个恢弘而环环相扣的“盗梦空间”

　　文_本刊记者 邹玲编辑_袭祥德

　　“黎瑞刚，历史将证明，你会是电信的功臣，广电的罪人！”

　　时隔八年，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董事长黎瑞刚还记得发生在哈尔滨的这一幕。彼时他正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主持IPTV项目第一个试点的演示，一位在场当地广电领导站起来，指着他大声斥责。

　　“你告诉我，你发行过几部票房在5亿美金以上的电影？”

　　这次向黎瑞刚发飙的人是好莱坞动画“教父”，美国梦工厂CEO卡森伯格。即使以犹太人的标准，卡森伯格也是最精明最傲慢的商人——黎瑞刚对此深有感受，2012年2月，梦工厂动画在上海成立东方梦工厂，他目前是卡森伯格唯一的中方合作伙伴。

　　体制内的权威批评他，市场化的权威质疑他，黎瑞刚似乎浑身是刺，总能引起摩擦。实际上，他是中国文化产业最长袖善舞的操盘者，最终能获得双方的拥抱。他并非电信的功臣，也不是广电的罪人，但已在文化娱乐领域广布棋子。他一部票房在1亿美金以上的电影也没发行过，但几乎每个想进入中国的跨国文化巨头都会找到他。就在2013年成都财富论坛上，华人文化产业基金又宣布与时代华纳达成战略合作。

　　从事传媒行业多年，他懂得如何将自己隐藏在聚光灯后。他并不属于任何一个企业家圈子，却几乎与任何一个你熟知的企业家都有过交往。UT斯达康创始人吴鹰认为：他是中国企业界最被忽视的力量。

　　当他和你握手时，你很容易感受到这股力量。他个头不高，我们在北京最热的日子见面，他仍然穿着深色西装，书生气浓厚却行动利索，尽管刚44岁，头发几已花白。

　　2009年，黎瑞刚在SMG总裁任上成立华人文化产业基金，2011年7月，他离开SMG，提拔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成为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2012年7月又主动切换跑道，出任上海文广集团(SMEG，俗称大文广)总裁。不过其真正精力还是放在华人文化产业基金，他透露，“之前并没有放开打，现在到了爆发的阶段。”更多的项目、更大的资金将陆续涌现和到位。

　　随着中国政府持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这块肥沃也多见藩篱的土壤开始慢慢松动。万达集团王健林、华谊兄弟王中军、光线传媒王长田[微博]……中国最敏锐的商人都在加快步伐布局文化，连正在摆脱土地财政依赖的各地政府对文化产业也情有独钟。

　　黎声称，“出来做文化产业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希望推动这个产业格局发生变化。”他觉得这是更有价值的生活。不熟悉他的人会觉得这是空话一句，但了解他经历的人会知道他是有感而发。2002年，他在33岁就成为SMG的总裁，以十年时间试图以市场手段在僵化的系统内杀出一条血路，其间故事惊心动魄。

　　如果中国也可能出现文化传媒大亨，黎瑞刚在名单上位置将非常靠前。虽然他的产业野心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仅仅拥有一张草图，但已经抓了一手好牌。其所面临的挑战依然是如何将众多项目真正落地，而他的优势之一是嫁接体制内资源与国际国内的市场化资源，将两种逻辑对接。如今文化产业正在互联网颠覆下进入大裂变时代，他也获得了更自由的身份，过去他穷十年之功也未解决的难题，这次能够借资本之力得偿夙愿吗？

　　上篇

　　斗法好莱坞

　　“嗨，杰弗里，你在中国的那个合作伙伴，叫什么来着？他正在来我办公室的路上。”2013年4月，一个来自竞争对手的炫耀电话，让卡森伯格大为光火。

　　62岁的卡森伯格自信又极好面子，他当然知道“这个中国人”指的是黎瑞刚，来美国拜访时代华纳等公司高管，竟然没有事先告知作为合作伙伴的他，这让他火冒三丈。

　　他觉得这让自己丢了脸面，认为黎瑞刚在背着自己与别人谈业务。黎瑞刚则觉得这是一个误会，自己只是正常的拜访，由于沟通上的问题，卡森伯格才没有得到消息。

　　两人在电话中争辩起来，言语激烈乃至相互摔了电话。

　　结局出人意料，他们没有分道扬镳。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卡森伯格主动坐在了黎瑞刚对面的沙发上，“打过了仗之后硝烟弥漫，总得清理一下战场”是他务实的生意原则，他还有了新主意，或许可以与黎瑞刚谈一些其它的生意，例如一起做个咨询公司，把更多好莱坞公司引入中国。

　　黎瑞刚没有向《中国企业家》杂志确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只是承认，东方梦工厂成立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与卡森伯格之间的确在争吵和磕磕碰碰中不断磨合。如今，双方开始变得融洽，“有问题就讨论，也会发火，但谈不拢，就放一放。”他说。

　　华人文化产业基金旗下的第一块基石就是东方梦工厂，这也是该基金旗下众多合作项目中推进最快，也最有可能赢得市场的一个。东方梦工厂由梦工厂和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牵头的中方财团出资组建，其中梦工厂股权为45%，中方财团为55%。

　　黎面对的考验在于，他必须在成熟的好莱坞模式和特殊的中国市场中间，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在他看来，美国人不复杂，就是利益，把利益问题讲清楚，不同意可以再谈，但必须坚持底线。双方又打又和，东方梦工厂许多关键问题在交锋中愈加清晰。

　　东方梦工厂成立之初，黎瑞刚和卡森伯格最大的争执是，谁拥有对“东方梦工厂”故事的拍板权。

　　黎瑞刚要求东方梦工厂要将核心的技术和研发部分放在中国，而不是仅将美国的模式照搬，这样中方就可以拥有动漫产业最核心的部分——版权。并且，他坚持以后所有东方梦工厂生产的动画片(均为中国故事)，中方要有话语权，要有自己的理解。从另一个角度，这是东方梦工厂获得政府资源的核心要素，官方一直强调中国传播文化软实力需要“借船出海”。

　　卡森伯格却坚持自己对故事的决策权，什么样的故事能够大卖他一看便知。他有骄傲的资本，梦工厂发行的电影平均票房都在4亿到5亿美金，而中国，只有一部《喜羊羊与灰太狼》票房超过1亿人民币。

　　“你是在遵守中国逻辑的前提下，赚大把的钞票，还是继续捍卫美国好莱坞的那套游戏规则，眼看着机会溜走？”黎瑞刚反问他。

　　这是所有跨国公司都需要自问的一个问题，最终的解决办法是——黎瑞刚在东方梦工厂设置了一个创意执行委员会，卡森伯格、梦工厂制作总监以及黎瑞刚一人一票，必须达成一致。后面的协议带有对赌的性质——如果双方合作的前三部电影都取得成功，此后黎瑞刚便拥有最终决策权。

　　黎瑞刚和卡森伯格之间的另一个分歧是东方梦工厂原创的知识产权(业内称为IP)，究竟以何种方式产生？东方梦工厂只是一个美国好莱坞梦工厂在新兴市场国家的翻版，还是要根据互联网生长环境乃至中国的市场特点，创新IP产生模式？

　　去年年底，双方就预算发生了争论。当时，东方梦工厂原创动画电影制作预算不断上涨，已至七八千万美元。这种大制作、大投入是好莱坞的成功经验，但黎瑞刚的疑问是，现在来到中国，成本模式是否可以有所调整，“否则，我直接投资美国梦工厂就可以了，何必在中国建设东方梦工厂？”黎瑞刚说。

　　习惯了大手笔的卡森伯格认为中国制作人员能力有限，有学习过程，因此成本短期内下不来，但黎瑞刚仍坚持重新编制成本方案。

　　去年年底，梦工厂新电影《守护者传奇》失利，这是多年来美国梦工厂第一次票房挫败。卡森伯格一直标榜的“家庭娱乐”以及电影价值理念，是否适应今天互联网一代崛起的年轻电影观众的需求，引起了黎瑞刚的思考。

　　他发现了两个问题：卡森伯格对大成本制作已形成套路，一旦把成本降下来，他就难以把握，不知道如何操控管理小成本制作；梦工厂在电影制作方面强势，但在衍生产品领域基本没有太大作为。

　　这些问题，逐渐触碰到这桩中美“婚姻”的核心：“好莱坞”模式能否适合中国的动画环境。在黎瑞刚看来，今天的全球市场，包括中国市场，正在发生深刻的裂变，受众高度依赖互联网和数字方式，传统的专业内容制作方式仍然拥有生命力和价值，但是，互联网上蓬勃孕育的IP创意值得关注，一种新的反传统反精英化IP产生模式值得关注。

　　“未来更多IP会来自于互联网数字方式、草根创作者和年轻族群，制作公司的形态将面临挑战，无论你有多大名头，多好业绩，都要正视现实。”黎瑞刚说。

　　对于这种挑战其行业权威的思维，卡森伯格最初非常抵触，后来开始思考，而双方的争执仍在继续。例如，黎瑞刚考虑成本是否可能削减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票房也不是瞄准5亿美元，而是3亿美元？故事本身，要复杂还是简单？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是否能达成一致？除了电影动画，是否要关注衍生品、电视动画等等。

　　目前，上海东方梦工厂已安装好电脑与服务器，并展开培训。首部动画电影《功夫熊猫3》的故事已全部完成，今年秋天开始，将在洛杉矶和中国同时投入生产。而东方梦工厂第一部完全在中国制作的动画片，则已把可选故事大纲从7个缩减为3个，几个月之后将最终选定其中的一个。

　　东方梦工厂与中影合作的第一部电影《藏地密码》也正在筹拍，华人文化产业基金董事总经理李川告诉记者，这将是东方梦工厂第一部真人电影大制作。“以前所谓合拍的话叫美中合拍，以美方为主的，但这部电影是以中方为主的，这边去请美国的联合制片人，联合导演，就相当于中方这边是老板，请美国人给我们打工。”李川开玩笑说。

　　这并非华人文化产业基金与国际巨头的第一次联手，它还接管了默多克在中国的“星空传媒”业务。黎瑞刚与默多克接触最早始于其2001年第一次赴美考察。此后两人熟识，每年圣诞节黎瑞刚都会收到默多克寄来的贺卡。

　　2010年8月9日，华人文化产业基金宣布将购买星空卫视普通话频道、星空国际频道、Channel[V]音乐频道，以及星空华语电影片库业务53%控股权。据接近该交易的知情人士透露，这一交易价格约为10亿元人民币左右。黎瑞刚并未对《中国企业家》杂志透露具体价格，但这是华人文化产业基金成立后的第一次出手。

　　有媒体曾报道当在中国严重亏损的星空卫视想寻找买家时，默多克有意将资产打包出售给老朋友、凤凰卫视[微博]的刘长乐，但刘长乐兴趣不高，黎瑞刚接手的目的为何？一是可以通过星空卫视将节目内容在大陆境外落地；二是有了“默多克”的标签，跟境外机构谈判时可以强化其“市场化”的身份。

　　2010年，运气落到了黎瑞刚肩膀上，《中国达人秀》在东方卫视打了一个翻身仗，而恰好星空卫视在台湾有落地，因此也变成“达人秀”在台湾主要的推广渠道。《达人秀》播出后，对于台湾演艺界震动很大，国台办从中看到“大陆文化在台湾落地”的前景，多次表示了满意与肯定。而正是因为星空传媒在台湾的成功，黎瑞刚才有了操盘内地TVB业务的机会。

　　在一位匿名的资深电影从业人士眼中，黎瑞刚不仅能跟跨国巨头合作，更可怕的是能调动中影等有巨大能量的垄断资源，“黎瑞刚所做的，已不仅仅是停留在产业层面，而是迎合了政府传播中国文化的需要，这岂是王中军、王长田这种层面能比较？”在他看来，黎瑞刚曾经身居政府高位，所以其动作带有一定性质的官方色彩。

　　中篇       

　　锉刀比匕首更锋利

　　“瞎扯！纯粹他妈的瞎扯！”看来温和的黎瑞刚忽然忍不住骂了一句脏话。

　　华人文化产业基金的来头不小，围绕有关它的各种猜想中，最离奇的版本是黎瑞刚跟一个高官的女儿结了婚，并实际上“控制”了中国文化产业。黎瑞刚否认了这些传言，他的探索之路如同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有一颗丰满的心，总感受到“深不可测的力量在大地深处活动着创造着”，却常常触犯冷酷的戒律。

　　上海南京西路上视大厦28层，不能通过电梯直达，只能爬上一段楼梯，才能在走廊最尽头找到黎瑞刚在SMG曾经的办公室，当年他每天在这里工作到深夜，然后望一望脚下的霓虹闪烁，在脑海中建立起来的传媒帝国图案会越来越纠结。“你究竟是个企业家，还是一个官员？”他如此自问。

　　“没有那个十年，就没有我的今天。”黎瑞刚回忆起SMG的岁月总是颇多感慨。他做了很多体制内的广电人从未做过的事，东方卫视和上海文广也由此成为广电行业改革的样本。

　　一位熟悉黎瑞刚的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他现在所探索的传媒工业之路或传媒帝国梦，早在当年就尝试过，只是留下了太多遗憾。

　　就任上海文广总裁前，黎瑞刚到哥伦比亚大学做了将近一年的访问学者，期间，他主动申请到福克斯、ABC、华纳兄弟等公司观察现代传媒工业运作机制，“美国的传媒工业是怎么回事，投行扮演什么角色，基金扮演什么角色。他的心里是有这样一张图的，回国以后就开始实践。”上述人士说。

　　自由媒体董事长约翰·马龙是黎瑞刚的精神偶像，前者是投资美国有线电视网络，扶持独立电视台，打败了传统三大电视网的“西部牛仔”，“中国传媒行业的种种困境，与美国上世纪80年代有线产业遇到的境况何其相似。”黎瑞刚在SMG担任董事长时，多次将《约翰·马龙传》这本书推荐给高管。他迫切希望能像约翰·马龙一样，将SMG从上海一个地方传媒集团向全国横向扩张，却撞得头破血流。

　　刚上任不到两个礼拜，黎瑞刚就飞到银川，签下了宁夏卫视，约定由SMG派人负责宁夏卫视的运营，双方约定广告收入按照保底分成的模式合作。即使在今天，这个动作也算得上胆大妄为，始料未及的是，当地主管部门提出质疑，第一例跨省合作告吹。

　　“事后我总结，这件事情操之过急了，没有注意策略。”黎瑞刚从此很注意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他又去了内蒙古卫视、青海卫视，先跟当地主管部门谈好，再与地方广电谈。结果谈得差不多时，中途闯进来另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黎瑞刚又一次无功而返。

　　几年里，SMG先后与甘肃、山西、西藏、海南、新疆建设兵团等卫视谈过合作或收购，每一次总是在最接近成功的时刻，跳出来一个阻力让一切努力化为泡影。直到2010年他终于戏剧性地回到了起点，拿下了和宁夏卫视的战略合作，第一财经的节目上星了。

　　“那个时候他常常是差点绝望了，但第二天只要一听机会来了，马上又兴奋起来。”一位熟悉黎瑞刚的老同事告诉本刊记者，黎瑞刚极其好胜，因为不甘心在节目内容上输给因“超级女声”风光无限的湖南卫视[微博]，他甚至不惜采用“不那么光彩”的手段，将湖南卫视的龙丹妮及其团队挖走，并打造出《加油，好男儿》。

　　很快，湖南卫视台长欧阳常林赶到上海，跟了龙丹妮足足三天，“动之以情”劝回了手下爱将。黎瑞刚沮丧之余，给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局长魏文彬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分析了广电江湖大势，并循循善诱——“你不要把我当作敌人，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一起把体制的天花板往上推一推。”

　　老练持重的魏文彬没有回应这个有些天真的提议。他们之后的故事的确如黎瑞刚信中所说，都在破解体制命题上各自努力，只是选择了不同路径。

　　2004年，正当黎瑞刚左奔右突却看不到丝毫希望之际，遇到了UT斯达康创始人吴鹰。当小灵通遇到瓶颈后，吴鹰率领团队发明了IPTV的技术，他当时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卖设备，但当他向黎瑞刚展示了如何通过宽带传输电视节目信号，并可以实现“点播”、“时移”和“回看”功能，黎瑞刚一下明白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可以“跨媒体、跨地域、跨领域”的全媒体项目。他离约翰·马龙似乎一下更近了。

　　他立刻决定与吴鹰合作推广IPTV项目。据吴鹰透露，当时IPTV项目总投资为1.579亿元，由UT斯达康提供核心技术并出资1亿元，本来他希望上海文广出资5000万元，但顾虑到新媒体风险太大，黎瑞刚申请的5000万元最后只批准了100万美元(按照当时汇率计算为790万元人民币)，如果不是吴鹰后来找到一家民营企业出资5000万元解决了资金问题，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要胎死腹中。

　　尽管上海文广只付出了100万美元的代价，看起来仍十分冒险：直到2009年10月SMG实行制播分离以前，SMG所有收入都需要上缴给“大文广”，并且没有独立资金支配权。即使通过融资引入资本，因为属于国有性质，不能让国有资产亏损和流失，换句话说，如果IPTV项目失败，黎瑞刚就有“身败名裂”风险。当时，在上海也一直有一种指责，说，“黎瑞刚不务正业，SMG为什么不能像湖南卫视一样，打好阵地战，好好做节目呢？”

　　黎瑞刚那段时间感觉常常是在“悬崖上行走”。既要为襁褓中的“IPTV”项目争取政策的支持，又要打消上级单位对于前途不明朗的疑虑。最大的挑战，当时不同的省、市、县都有各自的一张网，不像电信行业经过重组，基本实现了全国一张网络。地方电信和广电是“死对头”，要将他们拉到一起，难度可想而知，广电常常把来劝服的黎瑞刚视为“叛徒”，而电信则对出身于广电系统的黎瑞刚充满怀疑。

　　IPTV的第一个试点是哈尔滨广电。当时哈尔滨广电自己发展了一个IPTV的技术，广电部门跟当时的网通打得非常激烈，互相都想让对方退出。黎瑞刚选择了“各个击破”的方式，先是跟网通谈判，说服了网通跟SMG合作，当地广电却不干了，就出现了本文开篇中的一幕。

　　这一年，黎瑞刚的飞行记录达到了200多次，要么是为了IPTV争取牌照，要么带领手下的张大钟、李怀宇等业务负责人到处喝酒，或者就是因为触犯了某个地方广电的利益，去主管部门作检讨。他对自己的朋友说，没有哪一个电视台的台长，像他一样每周都在飞机上度过。每次回来靠一点点小惊喜，或者一点小支持撑下去，而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十年。

　　“黎瑞刚韧性超出常人，很多人遇到了一点阻力会退下来，但他会坚持。他骨子里是一个想做大事业的人，这一点跟马云[微博]、跟马化腾等互联网企业家没有任何区别，但他还有很深的人文的理想与文化情怀。”黎瑞刚的大学师兄韩国强对《中国企业家》杂志评价。

　　背负着“广电罪人”沉重负担的黎瑞刚，6年后才赢得了解脱——2011年12月，IPTV通过借壳上市，更名为百视通(BesTV)，成为国内第一家实现广电新媒体可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的公司，目前市值接近400亿元，用户规模超过1500万户。按照投入回报比计算，黎瑞刚创造了七八十倍的回报，这是一个国有媒体投资的奇迹。

　　2003年至2009年，黎瑞刚推动的合作项目达到上百个，他为SMG改革破局争取了最多的政策支持，例如国内的第一张IPTV牌照、第一个广电企业办财经报纸的先例，第一个专业财经频道呼号等等，这些牌照几乎覆盖了传媒产业整个链条。SMG也从单一广告业务的模式转变为多元化结构，广告收入增长了近10倍，利润翻了30多倍。他离开SMG时，传统媒体的广告收入占比已经下降为47%。

　　在一次次与体制碰撞磨合的过程中，黎瑞刚学会了一件事——不碰触底线，不丧失信念。

　　黎瑞刚曾经如此解答一名员工对他推行改革的疑问，“我始终认为，锉刀比匕首更锋利。”他的理解是，虽然锉刀看起来慢，但“不断前进，稳扎稳打”。

　　少年维特最终选择了自杀，黎瑞刚当然没有，虽然他曾一度对未来感到心灰意冷，不过与资本联姻又让他找到希望。

　　他在2009年无意中看到天津渤海产业基金挂牌的消息，“人民币也可以做基金了。”这让在体制的框架下倍受束缚的他“眼前一亮”，“这或许是个突破口”。

　　2009年底，华人文化产业基金由他牵头成立，2010年启动运营，首期基金募集规模为20亿元人民币，主要出资人为国有背景的国开金融、上海大众集团资本股权投资公司以及SMG等。

　　2011年，SMG的制播分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刻，而华人文化产业基金与梦工厂的谈判也接近尾声，就在这时，他又迎来一个没想到的新挑战：他要升官了。

　　他被提拔为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兼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稍微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这对于一个40岁刚出头的人意味着什么，离开国有企业去政府担任要职是诱惑，不过黎瑞刚自述他对运作传媒产业更有热情。

　　据说接到了让他离开SMG去政府工作的调令后，他曾找到当时上海市一位主要领导，请求“收回成命”。该领导觉得黎“很有意思”，从没见过来辞官的，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黎瑞刚又说了一番自己的传媒产业梦想和情怀，还写了一封长信。在《中国企业家》杂志面前，黎瑞刚拒绝谈起与政府工作相关的细节，而接近他的人透露他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

　　从政一年多，他终于“如愿以偿”辞去政府职务，专心运作华人文化产业基金。虽然他仍在原SMG主管单位上海广播影视集团担任总裁，但只是挂名。“他只去过SMEG一天，就是上任那天，从来不参加会。”上文中的匿名人士透露。

　　华人文化产业基金总部位于上海徐汇区繁华地带的长乐路世纪商贸广场36层。白色主调、智能视频系统和全部为英文的提示，处处显示出国际范儿。前台的会客室里却不同于其它基金公司摆放着《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会议室的资料柜还放着厚厚的十几本《中国传媒产业年鉴》，以及旧得发黄的《约翰·马龙传》，这本书是他从SMG带走的为数不多的东西。

　　这次决心全力运作基金后，黎瑞刚跟原来SMG的旧同事一起在食堂吃了顿饭。“今天吃完这顿饭，你们就不要把我当作SMG的前总裁，也不要把我当作SMEG的现总裁，我就是王中军，我就是王长田，即使有合作一切按照市场规律办。”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但即使黎瑞刚告别得再决绝，无论好莱坞大亨还是国内伙伴，仍能从他身上嗅到体制的味道。他依然是正局级，黎瑞刚自己也承认，华人文化产业基金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这意味着他仍然有着体制的背景与资源，吊诡之处在于，那些黎瑞刚当年竭力想摆脱的束缚，一旦他跳出体制外，就又变成了有力的背书。

　　“我不会去做政策不允许的事。”黎瑞刚在“不允许”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所有我现在做的项目都是政府批准的。为什么？最后要得到政府批准，一定要讲得出你的道理出来，为什么政府会这么支持我跟美国梦工厂的合作？”

　　有熟悉黎瑞刚的人认为，他让政府看到了在境外推广“中国文化”的需求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完成。“过去我们官方电视台出去做一些美洲台、非洲台落地，可人家会觉得你这是舆论管控，代表官方背景，天然就有抵触。而我们现在有梦工厂，有默多克的星空传媒，质疑声音就少了许多。”华人文化产业基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表示。卡森伯格当然也了解中国方面的需求，《功夫熊猫1》其实就是他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也许，这正是黎瑞刚能够嫁接体制与国际、国内资本的最核心秘密，“我讲出了政府想要的故事，对整个行业乃至中国有帮助的故事。”这个故事，帮助他拿下了百亿的融资支持，另一方面，他也讲出了市场最需要的故事。

　　“黎瑞刚是企业家和事业家的结合体，这在中国传媒行业里尤其少见。”《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对本刊评价。他把黎瑞刚在广电体制内部推行的产业化改革称为“黎瑞刚式创新”，认为他是国有文化体制内最具有前瞻意识和市场眼光者之一，并感叹，“十年后，我们竟然还是在他当初的布局之内，一步也没有走出黎瑞刚。”

　　下篇

　　盗梦空间

　　一票难求。从傍晚五点到深夜十点，忠诚的观众与勤奋的黄牛在体育馆外仍然苦苦等待入场的机会。而在录制现场，仅能容纳400人的观众席早已坐得满满当当。

　　这是7月初的上海宝山体育馆现场，随处可见巨大的转播车和严格的安保系统，《中国好声音》第二季要在这里录制。

　　去年夏天，《中国好声音》引爆了电视屏幕。一个电视综艺节目的制作费上亿，完全按照一流大片的制作水准，颠覆了以往电视综艺节目的粗制滥造和低成本，也创造了收视率“破五”和广告破10亿的奇迹。

　　梳理一下其出品方灿星制作的股权结构，其背后的大股东是星空华文——从名字就可猜出与黎瑞刚的关系，华人文化产业基金控股星空华文53%股份，星空传媒占有47%股份，灿星制作核心团队全部来自黎瑞刚麾下，创始人田明是黎瑞刚同班同学，也是黎瑞刚在SMG时代的副总裁，掌管东方卫视综艺板块，东方卫视综艺节目《加油！好男儿》和《中国达人秀》全部出自他手，这是黎瑞刚用十年时间精心“孵化”的团队。

　　“谁说我做不好节目？《好声音》一出，没有人再会说黎瑞刚不会做节目。”坐在《中国企业家》对面，他掩饰不住那种得意。他出生于甘肃，小时候在大西北长大，骨子里有一种“狼性”，在他的一些前SMG同事看来，黎瑞刚是那种平时挺温和，发起火来能把你扔到窗外的领导。在与湖南卫视竞争最激烈时，他曾在开会时对同事说，“跟他们打！谁不拼我就把谁下掉。”

　　如今他获得了更多空间，在黎瑞刚看来，华人文化产业基金还在热身。他把基金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还在SMG当总裁，基金团队只做了一个案子，即拿下了默多克的星空卫视；第二阶段，他进入政府，基金处于延续期，这个延续过程中，星空得到了发展，做了“好声音”、“达人秀”等节目。同时，签约了梦工厂，但由于他还在政府里，基金并没有完全爆发，“完全爆发开是我离开政府以后，我专注于这个领域，严格来讲，是从去年的七八月份到现在。”黎瑞刚说。

　　黎瑞刚透露，基金成立三年来的成绩已得到了投资人的认可，他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精力都在这个基金上，百分之一百地往前跑，未来二期基金已经在筹备，而他们希望架设一个更大的投资平台。

　　黎瑞刚不用掩饰他的庞大野心：成为“大文化”产业的操盘手。他新的计划是，基金平台在原来星空传媒和TVB等内容的支撑下，进军旅游、演艺领域，并且向新媒体平台延伸。

　　上海长乐路世纪商贸广场，如果从36层往远处眺望，可以透过360度玻璃幕墙，看到夜色中通体璀璨的海事瞭望塔。塔下是一片难得一见的占地8.4平方公里的平整工地，位于徐汇滨江地块，这里一个盛大的“造梦计划”正拔地而起。

　　这个暂定为“梦中心”的项目，是华人文化产业基金与国开金融联手运作的第一个文化地产项目，总投资约150亿元，香港兰桂坊也是重要的合作方。这是黎瑞刚在去年引进梦工厂成立“东方梦工厂”合资公司的又一个落子——在他的规划中，与“功夫熊猫”一起落地中国的，还有这个“梦中心”。

　　在令人目眩神迷的描述中，“梦中心”将打造成一个集娱乐、旅游、媒体于一体的“综合集聚区”，由剧场、IMAX影院、画廊、美术馆等组成，而“梦中心”的另外一层功能，是以东方梦工厂和梦中心作为核心，周围辐射湖南卫视、TVB、腾讯等传媒巨头的西岸传媒港。

　　“在中国，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88个，开玩笑，美国人听了都吓死了，欧洲人听了都吓死了。”黎瑞刚斜靠在沙发上，用手在空中比划着，“这样的城市具备休闲、旅游的消费潜力，作为一个投资文化产业的基金，你要不要去关注这样的可能性？”

　　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默多克、李嘉诚、方逸华(邵逸夫之妻)、王雪红等人的名字频频出现，按照黎瑞刚的布局，这些人都可能成为潜在合作伙伴。

　　黎瑞刚还想尝试“现场娱乐”的商业模式：在一个大商场中间，引入小型主题公园。与迪士尼这样的大型主题公园不同，这种在逛商场时可以顺便游玩，而不用去单独花费整天的时间，在国外也被称为“中途岛”模式。他也在探索音乐和地产的结合途径，比如将“好声音”选手的小型演唱会放在某个大型商场，选择约800个座位的厅，配备顶级音响，这样连锁形式的“Live House”，未来甚至可以成为豆瓣网上的一些独立歌手的发片平台。你可以想象，如果他真将这种模式付诸实践，将会遇到一个强劲的本土对手——万达。

　　“有三块屏不会消失，包括手机、Pad在内的移动屏，汽车里的屏，电视屏。未来不是内容为王，也不是渠道为王，而是掌握用户资源和喜好的界面为王。”黎瑞刚说，华人文化产业基金主要的投资方向是内容，但他也不讳言，“平台依然是会重点关注的方向。”毕竟他在SMG时代的成功，都是基于一个强势的传播平台基础。

　　在互联网渠道上，华人文化产业基金已经与腾讯合作，共同关注一些早期内容的开发，不只是娱乐内容，还包括体育经纪，据说前一段时间孙正义来找过他，有意整合几个互联网视频公司。黎瑞刚最后拒绝了，理由是现在不是时机，但会密切关注。

　　黎瑞刚透露，未来会投资关注三个方向，第一个是类似“梦中心”和“中途岛”这样的商业地产，偏轻资产的管理运营；第二是内容项目，比如电视节目制作和分销、电影的生产制作；第三个是渠道，偏向新媒体的渠道整合。

　　这是黎瑞刚搭起的盗梦空间，几大构想环环相扣。“他的真正想法隐藏在理想主义背后，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假如取得成功，就是结合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传媒帝国，从这个角度来说，黎瑞刚是一名野心家。”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传播学研究学者告诉记者。

　　如果把黎瑞刚的人生分为上下两幕，上一幕是他在体制内如同堂吉诃德般的博弈与战斗，下一幕他继续战斗，却能左右逢源，正如熟悉他的人评价，“黎瑞刚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在上一幕中，他从梦境中惊醒，发现还是身在梦中，在下一幕中，他肯定希望醒来回到已经美梦成真的现实。

　　黎瑞刚未来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还是身份，目前他依然处于体制内外的过渡阶段，按照上海市局级干部的标准领薪水，而在合资公司东方梦工厂里，黎瑞刚不拥有任何股份。这曾是卡森伯格跟他合作时最大的困惑。

　　“你为什么不能担任东方梦工厂的CEO？”卡森伯格曾问道，而且他希望黎瑞刚能在东方梦工厂占有股份，这样的利益绑定机制最稳定。不过，很快，这一身份转换的难题将解决。

　　在SMG时代，黎瑞刚也一直想以资本和产业的方式破解束缚，他一直想推动SMG整体上市。这个目标直到他离任也没有实现，如果给他充分的时间，黎瑞刚能破这个局吗？

　　“不能。”黎瑞刚迅速而冷静地做出了回答。“资本不能破体制的局，你不要有幻觉，以为投资投到最后，就能变成平台的拥有者。”这简直是对他前十年职业生涯最清醒的回顾。

　　“但是，”他又沉思了一下，补充了如下的一段话——

　　“你就在这个行业中间，参与这个行业，你获得你的投资回报。同时在这个行业变革中你是一个推动者，技术在进步，平台在演化，受众在更替，制度在创新，有一天体制的设计者顺势而为，调整思维，你有没有机会呢？”他顿了顿，“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比别人更懂，你比别人做的更难。”

　　其实，黎瑞刚在那封给上海市领导的信中想表达的就是——“我就是想证明，不走这条路，我仍然是一条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