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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走出了内敛性极强的本土化樊篱，脱离了原有的亚洲区域分工的“雁行模式”，走向世界。中国不仅事实上，而且制度上正在实行全球化战略。
中国从事实上的全球化战略，到制度性的全球化战略。
中国在近20年来一直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战略。到2000年，中国进出口额在世界上的排名上升到第8位和第7位，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3.6%，进出口总额占其GDP的比重为43.7%，中国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5%。2001年，中国出口美国、日本、其他亚太经济体和欧盟的商品，占其出口总量的比重分别是26.5%、14.3%、36.4%和14.6%，可见，中国进出口市场，也从以亚洲为主，进一步向欧美开拓；外资流入中国的规模也很可观，中国外资来源也不再局限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还有欧美等国家。这些事实说明，中国一直在实行全球化战略。
制度上的全球化战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从制度上确立了全球化战略。为什么要从事实上的全球化战略转变为制度性的全球化战略呢？也许人们会说，参加多边贸易所得到的经济福利的提高，完全能够通过双边贸易协议，甚至是单边减让关税实现。但不要忘了，与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相比，多边自由贸易协议至少有两个优点：第一，世贸组织虽不具有强制机制，但是它可以将违约者的行为昭示于天下，如果成员国重视长期合作的收益，必将对自己的行为自律；第二，当双边贸易关系中地位不平等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多边贸易谈判优于双边贸易谈判。另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除可获得贸易自由化的好处外，还有其他潜在收益，这一收益就是可以引进竞争，加速国内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某些垄断性行业的改革。这一结论来源于奥尔森的国家兴衰理论。奥尔森认为，在边界稳定的社会中，要打碎阻碍经济增长的国内既得利益集团，一种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开放政策破坏边界稳定的状态，借助国外的竞争压力制约国内利益集团。尽管事实上的全球化战略也能够起到这种作用，但其效果远远不如制度性的全球化战略。因为，后者的好处是通过公开化提高政府的公信度，使得公众对政府的改革方向有稳定的预期。中国政府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向全世界宣布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不会动摇的决心，这就会给国内的利益集团一个信号，即政府如果不执行改革将付出巨大的成本(即在公众中威信的降低和世贸组织的惩罚)，所以最好死了心，不再去试图贿赂政府继续保护其既得利益。这就是博弈论中常说的，绑起自己的手得到更多的自由。
我们预期，中国实施制度性全球化战略之后，贸易结构将更加多元化，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联系将更加密切，中国将更多地在全球性的经济事务中发挥作用。
中国已脱离了区域分工的雁行模式，全面融入全球化。
“鲁海一杯水，难容横海鳞。”中国经济发展并没有从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中受益很多，相反，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导致原本对东亚经济起飞有重要作用的雁行模式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期，东亚经济中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即所谓的雁行模式。在雁行模式中，日本扮演了技术来源和投资来源的作用，日本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并将进入成熟期和大规模制造期的产业转移到更有成本优势的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之后，这些行业进一步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东南亚各国和中国沿海地区。这种环环相扣、逐级转移的区域分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东亚经济不断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主张雁行模式的学者大多忽视了美国的因素。事实上，整个雁阵的最终产品大多是销往美国的，如果没有美国巨大市场的引导，雁行模式将迷失飞行的方向。而美国之所以愿意为东亚经济提供市场，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可以借助美元独特的国际货币地位，用美元的回流(日本对美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但日本挣来这些美元之后又回到美国投资)弥补其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从历史背景来看，美国慷慨地为东亚经济提供出口市场还是因为有冷战的背景，因为日本、亚洲四小龙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均处在冷战前线，美国希望扶植其发展以遏制共产主义阵营。这注定了东亚经济的起飞是一种特殊背景下“邀请的发展：想参加晚会的人很多，能够拿到邀请信的却寥寥无几。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雁行模式趋于解体，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经济的衰退，雁阵失去了头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衰退。整个90年代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75%。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经济更是陷入了负增长。元气大伤的日本不再能够在雁行模式中充当技术来源和资金来源，雁阵失去了头雁。
美国经济的下滑，雁阵失去了方向。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独领风骚，并掀起了新经济的浪潮。在电脑和互联网等新兴领域，美国和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等东亚经济之间，形成了新型的垂直分工格局。发展中国家的模仿，刺激了发达国家进一步开发新一代产品，从而展开了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赶超赛跑。遗憾的是，新经济之舟遇到了暗礁，美国经济自去年四季度以来迅速恶化，9·11事件更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原本紧追美国新经济浪潮的亚洲国家(如新加坡、韩国)也遭受沉重打击。展望未来，亚洲国家迷惘了。
中国经济的崛起，打乱了原有的阵形。中国产品出口数量的增长，尤其是出口结构向机电产品升级，电脑、电信和辅助产品的出口大幅度增加，这些新的变化都冲击了原有的雁行模式。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经济进入了没有雁阵的萧瑟秋天。在雁行模式解体之后，各国均在思考如何整合本地区的资源，构建新的分工模式。但是，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依靠在国际分工中的独特地位，中国将很快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全面而直接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中，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脱离原有的区域分工的雁行模式。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呼声很高，但背景复杂，目的各异，真正目的还是全球化。
亚洲的区域合作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迂回推动全球化，而不是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形成有效的排他性的区域贸易集团。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差极大，传统上又过于依赖美国的市场(美国并不是东亚国家，但是它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身就不具备形成自由贸易区的条件。所谓的“开放式地区主义”，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解释而不过是一种自相矛盾。
双边贸易协议已走出区域，面向世界。APEC内部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兴起的原因在于东亚金融危机之后APEC的发展受挫(比如1998年的吉隆坡会议没有通过部门早期自由化计划)、1999年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未果而终以及美国对APEC的态度渐渐冷淡。从双边贸易协议的兴起，也可以看出东亚经济失去凝聚力之后的涣散局面。而且，双边的自由贸易协议基本上是围绕日本和新加坡两国展开的。在已经达成的谈判中，日本、新加坡更多地是与亚洲之外的各国如新西兰、澳大利亚、秘鲁等国达成合作，这一切其实是在全球化。
我认为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并不会给中国带来直接的收益。中国与东亚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之间缺乏建立分工合作的基础；只有在中国未来开放资本账户之后，区域货币合作的真实收益才会凸现出来；即使区域经济合作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依靠区域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增长和抵御外部风险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一项研究表明，欧盟由关税同盟创造的效应，增加的经济福利只占其国民产值的0.15%。同时，从9·11之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到，即使区域经济合作达到了欧盟的程度，仍然要受到世界上其它地区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
当然，我们要清楚，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全世界尤其是亚洲邻国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出极大地关注。许多国家担心中国的崛起将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带来威胁。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需要以建设性的姿态积极响，这将有助于在崛起的过程中减少摩擦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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