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东生解说质疑声中的TC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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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05日 19:09 中国经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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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侯雪莲，刘元煌 中国有句古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处在巅峰时刻的TCL在迎来鲜花与掌声的同时，也招来了各方质疑：有来自学界的关于“产权改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质问，有来自传媒的“TCL国际化跃进资金链吃紧”的担忧，反映到资本市场上，则是股价连续走低。
尖锋时刻的李东生，又是怎样一番心境？ 任何人都不是神 主持人：近期，包括联想、海尔、TCL在内的一些国内优秀企业，受到外界较多的批评声音。其中颇引人注目的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然伴随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评论，在业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而去年完成了产权改革的TCL也被圈入了漩涡之中。你对此作何评价？ 李东生：企业产权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从一些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过程失控的话，很容易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是事实。但具体到每一个方案怎样做才好，我也不能做具体的评价，但就TCL的方案而言，我认为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 TCL及其团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改制伊始，我就充分考虑到对社会的责任，对企业发展需要承担的责任，在整个方案的制定和操作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和尊重。 这个过程是很清晰的，而且这个资料我们在上市过程中都已经公告，我们也不保密。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的录制现场，我曾经见过郎咸平，他表示对TCL产权改革的情况很感兴趣，问过我一些问题，我还专门为他解释了TCL产权改革的情况。我相信大家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就知道目前的一些批评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这些不负责任的说法很容易给企业的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通常，我们所尊敬的经济学家会更深入地研究一些问题，基本的调研是必须的，这样的研究结果才是对企业、对公众负责任的。而有些人对企业最基本的了解都没有，只根据传闻妄作评论，这样批评的意义在哪里，是帮助企业更好地发展，还是为了促进整个产业体系更加健康，或是另有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我没想到改制会有这么好的结果 主持人：我在年初采访海信董事长周厚健时，谈及TCL的整体上市，周总说曾经认真看过TCL的上市资料，他认为“水平很高，但是海信无法操作”。从某种程度上说，TCL的产权改革具有不可复制性，你怎么看？ 李东生：TCL产权改革的全部资料在集团整体上市时，都做了非常充分的披露，整个过程是非常清晰的。是得到政府各级监管部门的认可的。 TCL产权改革的这个模式，我们曾向所有的政府监管机构汇报，他们都认为非常难得。广东省政府考察以后也认为，这种改革模式非常成功，对其他企业改革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客观地讲，现在再参考我们1997年开始的改革模式，已经是比较难了。 TCL当年3亿元的资本，盘子比较小，资产增值的幅度相对较大，对增值的资产也比较容易按比例分享。如果现在才开始做，资本的盘子就太大了，难度就会增加许多。 主持人：TCL产权改革的不可复制性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个是启动时间比较早，从1997年开始；第二个是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敢于尝试——近几年成功改制的样板绝大多数都在广东。 李东生：算起TCL产权改革的起点，应该是1997年之前，大概在1992年至1993年间。 TCL本身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国有企业。当时我就认为，企业的体制问题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在企业整体改制前，TCL内部就设立了若干试点单位，第一步是从对销售系统的改制开始，在1992、1993年间，当时西安公司是第一个试点。1994年我们开始在TCL下面的二级公司进行了尝试。总体而言，效果比较明显。 主持人：国有企业在进行产权改革方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企业就在改革的进程中被政府“叫停”而前功尽弃，你是否考虑过这样的风险？ 李东生：以前总说“无产阶级革命者”，正因为是无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损失，所以才必须“革命”。最大的风险在哪里？就是1997年在决定改制时我交给政府的50万元风险抵押金，最大的损失就那么大。 主持人：那50万元都是你自己的吗？ 李东生：我拿出了当时全部的30万元现金，另外的20万元是用我及我父亲的宿舍做抵押，凑够了50万元，这就是我当时的全部积蓄。 主持人：虽然现在还是“纸上富贵”，但你的身价也因此达到过十几亿元，上涨几百倍。 李东生：当时我真的没想到改制会有如此好的结果，我预期改制的结果一定是正面的，但能达到如此好的结果，市场增值会如此之大，却是我始料未及的。 拿到股权和企业改制是互为因果的。不改制，我敢肯定地说，TCL那种资本增值的能力不可能那么快。在改制的过程中，整个企业体制的构架、员工的工作心态、工作的激情，以及整个企业经营体系的完善，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能力也在大幅提高。 我与股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主持人：TCL集团(资讯 行情 论坛)分拆上市，在内地股票市场上，股价波动很厉害，你怎样看？ 李东生：TCL集团分拆上市，我个人认为对整个集团是十分有利的事情。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香港的资本市场要比内地成熟，我们前几天发了公告以后，香港的股价上涨了许多。这次分拆对香港及内地投资人的影响是一样的，但香港投资人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事情，但内地却跌得很厉害。市场的观点、角度不一样，对同样的事情反应也不一样。 摊薄的另一个效果，可以拿到大笔资金。上市时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要在电视产业、手机产业做到全球最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再次扩大规模。企业发展中，现有的资源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微软、日立、松下、三星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在上市路演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TCL现在的规模是不达标的，无论是营业收入，还是资本结构，都必须要比现在大几倍、甚至几十倍。而这种大几十倍的过程是不可能单纯靠企业盈利来实现的，与全球几乎所有的大公司一样，一定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只要企业拿到资本市场的钱，给股民以合理的回报，那就是很正面的事情了。从产业来讲，我们定位于这个目标，就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从宏观上来讲，资本市场不断发展是个大方向。但还有重要的一条是，拿回的资金要对企业的业绩有贡献。我也是TCL集团的股东，我的利益与股民的利益是一样的。 主持人：在证券市场上存在道德风险，因为企业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东生：在信息批露方面还要做更多的事情，让投资者能够理解我们。目前中国资本市场还不是特别成熟，所以更多地要靠企业自身发展的业绩、表现去证明，而不仅仅是说。 企业领导人的信誉与诚信的建立需要时间，需要业绩支持，需要持续稳定的增长来证明。 国际化的机遇不是随时都有 主持人：今年以来，中国彩电出口遭遇了很大的障碍，继欧盟、美国之后，土耳其也向中国企业发起了反倾销诉讼。由于中国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未来中国彩电出口将面临更多的相同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国际化战略问题对家电企业来讲已经迫在眉睫了。 李东生：从战略上来讲，国际化是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竞争的全球化与格局已经逐渐形成。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市场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国际化的竞争。我们的对手也几乎全是国际公司，他们的经济规模、经营能力及市场配置，都是全球化的。目前我们只是在中国这个区域市场里与之竞争，但从长远来看，未来中国企业若要在这个领域内生存、发展，就必须是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这一点，我们在几年前就意识到了。从1998年起，TCL就在不断地推进国际化进程。尤其是去年开始的与阿尔卡特及汤姆逊合作的动作比较大。 主持人：今年TCL收购了阿尔卡特公司并和汤姆逊合组全球最大的彩电集团TTE公司。在TCL之前，中国家电业的国际化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以海尔为代表的海外建厂，一条是以格兰仕为代表的OEM(贴牌生产)，那么TCL通过资本的手段控股外资公司，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家电业国际化的第三条路？ 李东生：国际化的道路有很多种，TCL也曾经尝试过自己在海外建工厂，并取得了成效。去年TCL彩电出口总量是380万台，其中一半是替一些国际品牌OEM的，也有一部分以自己的品牌为主。销售TCL自己的品牌在一些新兴国家市场比较有效，如东南亚、俄罗斯、南非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最近准备力攻印度市场和南非市场。 但在欧美市场推一个全新的中国品牌，我觉得成本太高，风险也比较大，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而且彩电这个产业很成熟，很难有那么高的利润。欧美市场比较成熟，格局基本已经确定，接受一个品牌空间不是很大，打自己的品牌意味着你要在一个已经成熟的市场中挤出一块份额，难度很大，所以我更加倾向于利用当地的资源。相继收购施耐德、阿尔卡特、汤姆逊都是基于相同的考虑。 主持人：德国施耐德是当地一个非常小的彩电品牌，有人认为，收购施耐德对TCL拓展欧洲市场意义不大。而阿尔卡特及汤姆逊就太大了，TCL不一定消化得了。 李东生：德国施耐德的确是当地比较小的品牌，就TCL当时的实力来讲，大得像飞利浦这样的品牌我们也买不起，在当时的情况下，1000万美元这样的级别以下，我们支付得起，所以施耐德就纳入了我们的视野。虽然小，但它毕竟是一个欧洲当地的品牌，一定会比TCL的认知程度高，而且我们也有能力控制。 收购阿尔卡特和汤姆逊这两个项目带有很强的机遇性，按照TCL自己的步骤是不会这么快走到这一步的。如果当时没有这个机会，让我自己选时间，我想三年之后再做可能最好。 在最终拍板之前，我们请了两家国际知名的顾问公司为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市场调研和评估工作，两家公司的结论竟然完全相反，一家顾问公司认为可以收购，TCL能够通过兼并当地的品牌，获得一定的网络资源及相当的产业基础，加快国际化步伐。而另一家顾问公司则认为不宜收购，风险太大。的确，对于TCL来讲，汤姆逊全球几十亿欧元的销售额，全球几千员工，这对管理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但最终让我下定决心的只有一点：国际化的机会不是随时都有的，机会稍纵即逝，根本不会等你，错过了也许就没有了。总体而言，这两个品牌与TCL在国际市场上有非常强的互补性：汤姆逊的优势在北美和欧洲，阿尔卡特的优势在中国及新兴市场；TCL的生产基地在中国和亚洲，他们的生产基地在欧洲和北美；他们比较擅长在DPL技术，我们比较擅长在CRT技术，大家整合以后的协同效应是比较大的。 八卦老板 你如何应对工作压力？ 学习和共担责任。只有善于学习的人，才能化压力为动力；也只有善于学习的人，才有不断追求进步的愿望，才能承担更大的责任，才会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成功机会。古人倡导“学而不厌”的精神，我认为仅此还不够，作为企业，我们还要求员工都要有终生学习的习惯，“生有涯学无涯”。事实上，人一生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大部分都是在工作和学习中积累起来的，只要我们树立终生学习的决心，抱着谦虚诚恳的态度，具有学而不倦的精神，善于在工作中学，在书本上学，向同事学，向竞争对手学，就一定能不断提高自己，成就我们共同的事业。 听说你个人比较喜欢曾国藩这个人物？ 在中国近代史中，曾国藩是一个颇有影响和争议的人物。由他一手创建的湘军是一支有很强战斗力的队伍。曾国藩如何能将一批文雅的书生和务农的乡民练就成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总结其中的成功之道，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扎硬营，打死仗”。所谓“扎硬营”，就是营垒坚固，号令严明；所谓“打死仗”，就是要有压倒对方的勇气和破釜沉舟的拼搏精神。正因为曾国藩用这样的精神治理军队，所以湘军往往能以少胜多，屡克强敌，让对手望而生畏。当然他帮助主子镇压太平天国我们不赞成。在市场残酷的竞争中，我们也需要培养这种“扎硬营，打死仗”的企业精神。扎硬营，就是要把企业管理的基本功练好，在企业竞争力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流程都按最佳的标准和要求把工作做到位，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打死仗，就是要培养一种拼搏精神。 李东生 1982年，刚刚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分配到TCL集团前身TTK公司做技术员时，李东生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车间主任”。 2004年6月，TCL全球招聘大会现场，李东生率领旗下十位高层集体亮相，放言TCL将向全球招聘2200名具有国际化背景的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以打造一支“国际化部队”。在此之前，他刚刚完成了两笔大交易：和法国汤姆逊合组全球最大的彩电企业；收购跨国电信巨头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部门。 同低调神秘的海尔总裁张瑞敏相比，他一直健谈开放，并且不断制造着新闻；通过集团上市的“阿波罗计划”，而今他已经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国有企业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他的亿万身家足以让好几代的国企老总们羡慕不已。 主持人的话 边走边练话 再多的质疑也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产权改革方面，TCL的李东生可能是继联想柳传志之后惟一的一个功德圆满的人物。这一点使TCL与原本同一起点的国内同行拉开了距离，从而最终获得了与汤姆逊、阿尔卡特谈判的筹码，真正进入全球化竞争的舞台。 TCL的员工向记者说过这样一件事，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当天早晨，李东生在每天历行的晨训上，对TCL员工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大使馆之所以被炸，被人欺负，是因为中国不够强大，中国不够强大是因为中国经济不够强大，是因为中国没有一批有实力、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大企业。所以这件事我们有责任，在于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没有打造出有世界竞争力的大企业！” 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柳传志、张瑞敏、倪润峰、李东生在内的这些创业型的企业家，骨子里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永远的商业利益第一，在他们身上背负了相当多的民族责任感，正是这种企业家精神支撑着他们在海外市场攻城拔寨。 在刚刚结束的第28届奥运赛场上，刘翔的男子百米跨栏、孙甜甜与李婷的网球女子双打这两项中国人很少进入决赛的项目，双双冲顶、赢得金牌，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评论界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个项目准备充分，并频频参加世界级赛事，以赛代练，在与世界强手的较量中得到迅速提升。 这与中国家电业的状况颇为相似，中国绝大多数家电品牌还没有实力入围“奥运会”的决赛。因此，在国际化道路上，李东生开始“边走边练”。他坚信国际竞争能力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中培养起来，仅在局部市场地区开展国际竞争力，慢慢地扩展，不可能突变。因此所有企业都是在实战中慢慢地将能力提高。于是便有了与汤姆逊、阿尔卡特的合作，于是便有了全球最大的彩电集团TTE。 运动员的金牌代表着国家的实力，企业界的金牌同样代表着国家的实力，国际化不仅是企业自身的选择，更是国家的选择。 同刘翔、孙甜甜们频繁地赴海外参加大赛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一样，与汤姆逊合并重组的TTE公司由于规模的扩大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于是便有了TCL移动的分拆上市。所不同的是，刘翔们的资金投入，至少在奥运会前，大部分是靠国家投入的；而TCL的资金则来自于内地及香港的资本市场，如何让投资者对未来盈利有信心，这是摆在TCL面前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 家电圈里很多人认为李东生是一个“政治家”，其中的含意就是，李东生很善于处理方方面面人的关系，包括在TCL内部，多方势力始终能够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这是李东生的高明之处。想必这也是TCL能够顺利完成产权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李东生要处理的是国际方面的关系，不知国内的策略是否还会奏效。 打高尔夫球是李东生的一大爱好，曾有过“一杆进洞”的好运气。李东生的好运气成就了TCL的产权改革，这个好运能伴随他在国际化道路上边走边练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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