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诺斯演讲：资本主义与经济增长（全文）

　　

2004年8月24日，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教授在北大演讲。

　　200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之际，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教授赴北大演讲，主题为“资本主义与经济增长”。

　　本次演讲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诺奖得主系列演讲”的第五场。

　　以下为演讲全文：

　　道格拉斯.诺斯：非常感谢林主任，我又来到这里，我在这儿能够作这个演讲，我也觉得非常荣幸，而且非常骄傲，你们也应该觉得荣幸，是因为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很多重要的活动。

　　刚才林主任讲到，我们现在拥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便了解对经济制度的变革。刚才和林主任吃午饭回来的路上还在交流，他说他在美国的一个同事给他打电话说，要他做一个课题演讲，他认为资本主义一直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但是有一些地方资本主义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比如在拉丁美洲或者其他一些地方。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所以我给大家作这个演讲，卡尔.马克思在他的共产主义宣言中的一个论断，一直到现在大家也将其作为引用为什么资本主义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它的成果是有好有坏，在次撒哈拉地带，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亚洲一些地方，却获得了飞速发展，尤其是在名义上进行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国。那么怎么样来解释这种现象呢？在这个演讲中，我会先分析一下非常具体的历史状况，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有些地方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其他一些地方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制度和经济绩效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就会分析必要的经济制度，并探讨一下创新的机制。最后要讲一下分析经济学能促进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从落后地区一跃成为世界的霸主。

　　这其实是说，人们的关注是从关注物质世界的变化转移到关注人文世界的变化，因为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复杂的人文环境，而且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环境更加复杂，一个互相依赖的社会体制也必须要应运而生的，西方国家慢慢的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亚当.斯密说，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是专业化分工以及市场的规模决定的，那么他只是非常模糊地看到了，实现这一目标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需要经济社会制度的变化，因为这些经济制度必须要适应非常快速的、飞速的变化。

　　我曾经同经验主义学派进行合作，我们在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进行一些实验，然后看一些基本的经济现象，主要是人类的互动、人们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是这种合作的一种结果。我们也认识到了，我们要通过科学的发展来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所必须的经济和政治机构一直在不断的变迁中，但是这些制度都必须要能够来促进、鼓励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我在这里想强调一下，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市场，还要有一个经济市场，这两者是必须的。机构的变迁必须要跨越人们多年以来与生俱来的一些传统和观念，而且我们必须能够在那些仍然是以人与人之间交易为主的国家中创造一些条件，有一些国家中缺少我们通常与资本主义所联系起来的自由市场，所以，他们就缺乏美国所拥有的发展的潜力，我本来准备了一个表格，现在就不给大家看了，尽管这些数据确实是夸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是这个结果还是让人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种差异一直持续存在。

　　在一些仍然以个人交易为主的国家和一些以非个人交易为主的国家中，差异是实际存在的。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制度是必须的，但是只不过不知道如何来建立这种制度。我们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就会看到有很多问题，主要的经济绩效实际上是取决于人类之间的互动和合作，而且我们必须要了解社会机构起到的作用，也必须要分析这些机构为什么起到的作用不尽如人意，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就没有什么麻烦了。但是，实际上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很多问题。

　　然后我们还要研究、解释一下这些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它们在经历什么样的变迁。我们已经有很多新的进展，像新制度国际协会的研究成果，也让我们看到了有巨大的发展的前景。待会儿我会分几个部分讲，有的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转换成非个人交易、知识产权，等等。

　　说起制度来，有正式制度还有一些非正式的各种限制，正式制度就指的是宪法、法律，非正式的制度指各种各样的规章和限制，这种制度的执行可以说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还可以是第三人称的，第二人称是报复。这三者结合起来，组成了游戏规则。

　　举个例子，以美国的职业橄榄球赛为例。比赛的规则有正式规则和一些非正式的限制，比如你不能够随意攻击对方，由这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组成了比赛规则。很明显，比赛取决于这些游戏规则如何得以执行，还是取决于你犯规以后的惩罚到底有多严重，但是如此以外，我们还必须了解有关各方的情况，以便对整个游戏、比赛进行架构。正规的规章制度是由一些政治团体制定的，我们认识到政治团体的作用，如果是这个政治团体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促使游戏规则，那么他也能够有足够的力量牺牲利益来换取个人利益，我们必须要对此加以限制，而且社会竞争使个人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但是是什么样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必须通过价格和市场的竞争很好理解，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选择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尽管面临着同样的不确定性，但是经济学上会有不同的学派，9.11之后，人们发现在认识的过程中要有很多路要走，以便利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活动，这些一方面能够产生出伟人，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伟人，另一方面也可以产生中像希特勒这样的败类。现存的信仰并不只是个人信仰，也包括一些支持恐怖活动的社会背景。

　　制度实际上保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个能够不断促进创新的激励机制，这需要一个信仰系统，以便提供必要的条件，有一些企业家们必须不断的提供激励机制，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变迁非常巨大，所以我们没法从过去的历史发展中找到一些证据，或者是推理的理由，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基本的机构让我们能够拿过来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所以这个基本机构现在没有。如果有这种机构的话，我们就能够不断发展新的理论来解决新的问题，这些决策者他们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但是，即使他们了解，他们可能发现这些变化正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存，在美国相对的成功，是因为那里有一个非常灵活的机制机构，这种结构是从很长一段时间演变而来的，而且是要取决于很多强有力的非正式的一些规则。有一些政治群体，他们在不断的追求个人的利益，也就是寻租行为，由此会导致经济的停滞。他们无法提供对于今后的问题的一些正确的指引，如果是有不同的信仰冲突的时候，有一些组织，他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变化是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存，所以他们就会阻止这种变化。

　　在我的新书里，我曾经写了苏联的兴起和解体，我在那儿主要是想和大家讲一下，从1917年-1920年这个阶段，他们有什么样的经验，这是很容易做的。但是为什么他在衰退？原因是非常直接的，我跟很多苏联的学家也进行过探讨，是因为苏联的一些机构不允许这种试验，一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看起来好象还是非常有活力的经济，在历史上，你可以看到这种事情不断在发生。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其他国家，你会觉得很有趣，从个人转向非个人的交易，不止是在历史上，而且在现今都产生了一些阻碍。非个人的一些交易使得人们之间加强了联系，尽管他是一个陌生人，也会对你的行动产生一些影响。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从落后发展到20世纪成为霸主，这是一个变化，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分析这些条件，找出交易成本的一些基础，因为经济越来越复杂，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历史的交易成本占美国GDP的比例从25%增加到了30%，这就说明在这种不断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人和人之间交易的重要性。有很多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市场的扩大，执行这些协议。

　　现在我再详细讲一下，第一个就是分析某一项事情的多用性，还有产权。第二个就是第三方的执行，这包括了一些制度的变化。第三就是这些制度的执行，也和一些历史因素的变迁是相关的。第四是知识的融合，分工越细，知识就越来越多地分散到不同的部门中，所以要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我们必须要发展一种比较统一的度量系统，而且要加强司法系统和执行体系，这些制度和机构就必须要在一些司法的裁判系统下执行。但是这种成本的增加的副作用会被生产成本降低大大抵消。

　　在美国的交易部门，我们现在认识到，交易成本的上升和生产成本的下降，在美国经济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而且如果看一下交易成本，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也有这种情况。鲍莫尔对使资本主义成为经济发展动力的一些具体的条件进行了一些分析，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促进这种经济的发展呢？他进行了很多研究，发现了以往文献中有很多不足之处。他分析了企业家的一些经营行为和世界的经济机构，有许多变量，所以不能把它们孤立地进行分析。

　　鲍莫尔说，“一些历史过程中，资本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只有资本就是足够的，而是需要由自由市场来提供一些变化，而且使那些变化能够直接转化为促进生产的因素”，这就是说对于这些机构的定义。

　　现在我再具体讲一下在鲍莫尔的模型中是什么因素使得资本主义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有一些执行机制，它的交易成本非常低，但是个人之间交易的机制是跟这个模型相反的，在阿根廷有一些政治团体，90年代在阿根廷花了很多时间。我在那儿有个朋友，他邀请我，和我一谈论经济问题，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他说这个人不可能当选总统，他的朋友告诉他，现在一些规则都变了，如果政治制度能够被一个人来操纵换取个人的利益，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产权和机制之外，我们要看它的技术，在一些高科技企业中，他们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工具，因为要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他们的发展。谈到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活力是非常巨大的。第二就是要把这些技术创新活动变得制度化、常规化。第三是这些企业家们要促进创新。第四就是法制。第五是技术交易和贸易，也就是说要主动地去寻求一些技术创新的机会，而且通过许可这种方式来租用技术。这些生产的企业家必须有一些激励机制来推动，但是真正的激励机制是与新古典理论中的模型不一样的。

　　我对以往的一些资料进行研究，发现资料中有很多不令人满意的地方，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种激励机制。我们现在仍然没有非常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我这儿引用两个经济学家的话，在美国20世纪产权的一些变化，它确实提高了企业内部和外部获得创新的行为，激励创新、司法制度以及从外部来寻求发展，这些因素都起着作用。有一些企业也在从外部获得一些技术。我们举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当这些技术应用于德国的化学工业的时候，美国的一些创新主要是来源于大学的一些科研活动，首先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他们的化学系有很多化学工程，他们把这些知识应用于实际的工作中，也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而且把大学和公司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变革，这是鲍莫尔模型中经济发展动力的来源。

　　那么，说到司法系统的变革，有很多需要说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文环境，而且要把这些知识分散到各地，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机构的形式以及一些制度，它们在知识的转化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有时候会在研究黑匣子效应，我们也不理解知识外溢现象。现在我想再强调一下，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是和中国密切相关的，其他国家都一直在鼓励创新，但是要在一个知识不断分散的社会中把知识集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而且对此，人们的研究也不多，我们一直在研究价格系统，我们想价格系统一个就足够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因为也很多因素在阻止人们自动整合知识，我们要用一些非常简单的价格系统。有一些人来自孟加拉等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他要到美国学习的话，价格是非常高的，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把这些知识和其他知识结合起来的话，社会学家已经作了一些分析，但是社会学家这种网络分析所研究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和网络，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研究复杂的关系，转基因的研究，他想要看这些因素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他并不是只研究一个公司，这些因素并不是植根于某一个因素中，而是在影响其他机构的活动，而且这种联系是非常复杂的。

　　鲍莫尔在他的模型中作了很多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些制度和机构的变迁，这种转化从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在向前发展，机构变更，19世纪带来了机构的变革，在美国一些富有竞争力的大学机构的变革也有很大影响，在立法把这些变革要结合起来，这是20世纪的一些政治和经济活动，在欧洲来讲，他们都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有一个非常有创新力的机制，知识经济的社会历史上的来源，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路要走，来分析人们如何来理解经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