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化”真的存在吗？——真实的拉美经济

　　胡祖六：外资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动力

　　编者按　去年下半年以来，“拉美化”一词频频被国内经济界人士所提及。在一位敏锐的、善于营造概念的主编把它做成封面文章之后，“拉美化之忧”一时之间更是成为中国经济的主题词之一。但是，“拉美化”究竟是什么？拉美经济是否真如国内某些人士所描述的那样，已经沦为外国资本的附庸？遍览国内媒体的报道，答案却不甚了了。如是，中国 经济忧自何来？由“拉美化”演绎而来的思辨是否压根就是一个“伪命题”？

　　为了给这些牵挂人心的疑问提供解答的思路，本报特约了资深拉美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江时学先生撰写此文，并且专访了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先生。希望他们的观点能为关心上述问题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一个进一步思考的起点。

　　□　江时学

　　拉美的发展成就不容忽视

　　经过独立以来近两个世纪的发展，拉美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在世界银行确定的中等和低等收入地区中，拉美的人均国民收入最高，达3580美元(见图1)。此外，拉美国家的经济总量高达18760亿美元，在世界银行确定的中等和低等收入地区中遥遥领先(见图2)。

　　在拉美的主要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等国，经济基础已相当雄厚，有产阶级不断扩大，某些领域中的科技发展水平已居发展中国家前列，甚至在国际上也是引人注目的。例如，巴西的水坝设计和施工技术、阿根廷的食品加工技术、古巴的生物技术以及墨西哥的病虫害防治技术，已达到或接近世界水平。巴西等国还在研制人造卫星和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

　　拉美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已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制定了宏伟的科技发展计划。因此，可以预料，在21世纪初，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拉美国家会在一些领域取得世界级的科研成果，拉美在科技领域中的国际地位不容忽视。

　　19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毋庸置疑，拉美在发展道路上也遇到许多很难解决的问题，如国内资本积累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弱等等。但是，这些问题不是利用外资的结果，倘若没有外资，这些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

　　外资在1960年代之前是拉美经济的引擎

　　19世纪，在实施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拉美国家引进了大量外资。外资帮助拉美国家建设了港口，铺设了铁路，修筑了公路，甚至还办起了种植园。外资还使拉美国家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毫无疑问，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之一就是外国直接投资。

　　20世纪30年代后，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国家从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向进口替代发展模式转换。发展模式的这一转换同样得益于外资的作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等主要拉美国家的汽车工业和其他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及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是依靠外资发展起来的。外资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六七十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勃兴。与此呼应的是，拉美和非洲的理论界出现了激进的“依附论”思潮。“依附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的根源在于：贸易上，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工业制成品，换取廉价的初级产品；投资上，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跨国公司从被投资国榨取了高额利润。“依附论”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处方是：用“脱钩”的方式来改变这种不平等的贸易条件；此外，还应该缩小跨国公司的活动范围，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加以限制。

　　在“依附论”思潮的影响下，拉美国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国有化运动，即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外资企业，将其收归国有。毋庸赘述，国有化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和信心。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拉美地区的外资明显减少。

　　1970年代，拉美国家把利用外资的重点转移到举借外国私人银行的商业贷款。然而，外部条件发生的不利变化(如利率上升)，与进口替代模式长期积累的缺陷结合在一起，终于使拉美国家在1980年代陷入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外资从经济增长的“引擎”变为“桎梏”。

　　1980年代 ：“失去的十年”

　　1990年代：重新拥抱外资

　　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1980年代被称作拉美的“失去的十年”。债务危机使拉美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信一泻千里。拉美国家不仅得不到经济发展必须的外部资金，而且还要支付巨额外债的本金和利息。而严酷的经济形势则损害了跨国公司对拉美的信心。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拉美人自己，都把“失去的十年”归咎于外资流入的减少，因此都在盼望拉美能再次受到外资的“青睐”。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拉美国家实施了范围广、程度深、影响大的经济改革。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修改外资法，放宽对外资的限制，不再设立禁止外资涉足的所谓“战略部门”，从而使外资的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申报和审批过程中的行政程序也更加简化。此外，拉美国家还通过提高利润汇出的额度和允许外资参与私有化等方式来吸引外资。

　　还应该指出的是，1990年代大量外资进入与国有企业私有化密切相关。为了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弱化政府的“生产者”作用，拉美国家在1990年代实施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在阿根廷等国，“整个国家都被卖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拉美国家宽松的外资政策和明显改善的投资环境，使该地区再次成为外资“青睐”的投资场所。

　　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19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2.4％。这一绩效的取得，外资大量流入功不可没。外资弥补了拉美各国国内资金不足的缺陷，引进了先进技术，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扩大了工业制成品出口，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说，拉美国家已经摆脱了“失去的十年”的阴影。

　　外资的“双刃剑”作用

　　拉美国家之所以如此严重地依赖外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智利是例外)的储蓄率比较低，国内资本积累能力比较弱。因此，19世纪以来拉美经济的发展轨迹表明，外资的流入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正相关联系。正如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所指出的那样，“资本流入有助于提高拉美的增长率，而外资流入量的急剧减少和逆转则对该地区的经济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这些变化导致危机的情况下，消极影响会更大”。

　　当然，外资也是一把“双刃剑”。

　　首先，无论在19世纪的初级产品“出口繁荣”时期，还是在20世纪的工业化建设大潮中，外资在拉美都获得了巨额利润。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多年中，有些年份的外资流入量没有增加，但利润汇出却有增无减。

　　其次，跨国公司不愿意将关键技术转让给东道国。跨国公司进入拉美的目的，一是利用拉美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二是占领东道国的市场。因此，它们不可能向东道国转让关键技术。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拉美制造业所需的技术和装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因此，这种工业化有时也被称作“改锥工业化”，即外资对拉美国家的贡献仅仅是使得工人会使用手中的改锥。

　　第三，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拉美后，拉美经济出现了所谓“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的趋势，即跨国公司在拉美经济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1990年，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占拉美500家大公司销售额的25％，现在这一比重高达36％。1990～1994年，跨国公司的出口额占拉美200家大公司的25％。目前，这一比重已上升到42％。拉美经济已经离不开外资。

　　有选择地保护民族经济

　　对外开放是拉美参与全球化趋势的主要途径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拉美的民族工业面临着跨国公司或进口商品的激烈竞争。几乎在所有拉美国家，尤其在开放度较大的墨西哥等国，民族企业因不敌外来竞争而陷入困境或倒闭的事例屡见不鲜。这就向决策者提出了一个如何处理开放与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综观最近几年拉美国家对民族经济的保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对本国已具有一定竞争力的部门以及技术密集型部门给予较少的保护。(2)鼓励外资与民族资本兴建合资企业，以便利用外资在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带动民族企业的升级。(3)对一些外资企业(尤其是拥有100％股权的外资独资企业)采用“市场保留”政策。根据该政策，外资企业必须将东道国的一部分市场“保留”给民族企业。换言之，外资企业不能将自己的所有产品全部在东道国市场销售。(4)利用关税的调节作用，控制进口商品的流入量。在必要时，甚至对一些进口商品课以反倾销税。

　　这与它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时采纳的保护，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第一，过去的保护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过度的，而且，除了试图向任何一个希望得到保护的部门提供保护以外，毫无经济上的合理性可言。现在的保护程度则大大降低。第二，过去的保护涉及面广，在不少国家，几乎整个民族工业都得到保护。而现在的保护则是有重点的选择性保护。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