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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华中炜/文
在韩国开完会之后，热情的会议主办方安排我到汉城周边游玩，谈及韩国不断改善的环境，韩方接待人员一句无意的、但是也许是事实的一句话深深刺痛了我，他说，近年来韩国环境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许多重污染的行业被转移到中国，因为中国在积极追求经济增长。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令人自豪。但是，市场经济条件的一个基本的准则是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我们为了取得这样一个快速的增长，究竟付出了多大的成本？这样的权衡不仅在全国层面、在宏观层面要计算，在微观层面、在企业层面同样也要计算。在不少人的习惯性思维中，违法排污只是那些小造纸、小化工等“五小”企业所热衷的事情，一些大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都非常注意公司的社会形象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断与违法排污无关。但是，从淮河等有关地区的调查情况看，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
从企业监管的角度看，信息透明可以降低企业经济活动所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对社区造成的不利影响。环境信息披露已经在西方各国取得巨大进展。一些政府则以立法的形式来促进企业提高环境报告或者在财务报告中披露环境信息。例如，丹麦1995年通过《绿色账户法案》，以确保公众可以获得企业在环境业绩方面的信息。但我国目前有关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法规却少之又少。2003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下发了《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但其内容过于空泛，没有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具体要求和操作指导，而且提出的要求主要集中于对公司初次公开发行企业，而对于上市公司的定期报告很少有关于环境问题的具体披露要求，对于临时报告等其他形式的规定更是几乎不存在。
一份对于我国上市公司2002年、2003年年度报告中环境信息披露现状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各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比例明显偏低，总体的环境信息披露比例只有34.39%和36.99%，而作为强污染行业的几个行业的披露情况也不尽理想，披露的比例都仅在50％至80％之间，重污染企业的总体披露比例也仅为56.40%和62.47%，这显然与这些行业的行业特点不符。而对于环境信息的披露内容不独立，很大一部分只是在报表的附注中对某些会计科目中存在的环境信息做了一个简要说明。另外，披露的众多内容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对过去发生的事项进行反映，而缺乏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的说明，并具有较大的随机性，缺乏固定、规范的形式，信息的实用性也较低。
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健全环境法律法规，制订环境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加大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强制力度，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环境信息的地位和作用，使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法可依，并为环境信息披露提供统一的标准。另外，还应确定重污染行业及重污染企业名单，建立全国性的企业上市公司环境报告数据库，加大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报告的透明度。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有一个前提就是求得企业的长远生存。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了求得企业的长远生存，应该关心的是企业长期资本收益率的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承担社会义务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指的是企业对社会合乎道德的行为。CSR在中国是一个崭新理念，它随着大批跨国公司进入而来。美国的CALVERT SOCIAL INDEX和伦敦的FTSE 4 GOOD INDEX等社会责任指数，入选的公司必须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方面达到一定的标准，主要是包括对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员工培养、抗艾滋病和对公众及股东的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
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美国星巴克咖啡在世界咖啡市场价格降到40美分到50美分1磅时仍然用1.2美元来收购咖啡。星巴克同时不忘与国际环境组织合作，向农民们宣传，只要是绿色咖啡，星巴克就愿意出高价购买。星巴克咖啡的CEO奥林.史密斯说：星巴克的最大成绩之一，就是说服顾客付3美元的高价买一杯“有社会责任的咖啡”。对于历来倡导“以义谋利”的中国来说，我们何时能啜饮到一杯醇香的“有社会责任的咖啡”？
(作者巴曙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作者华中炜单位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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