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研究员 张健雄/文

　　欧洲联盟是战后发展起来的一个区域集团化组织，是欧洲联合的一种形式。欧洲联合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康德、威廉·本、卢梭、圣·西门等思想家都提出过欧洲联合的设想，但其实践却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推动起来的。一战后，法国外长布利昂于1929年提出建立“欧洲国家联邦联盟”的主张，希望通过建立欧洲统一的联邦制国家以防止再次发生战争。二战爆发后，欧洲联邦主义重又萌发：被墨索里尼关押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斯皮涅里和罗西，在监禁地文托腾捏岛起草了《文托腾捏宣言》，呼吁建立泛欧联邦；被誉为“欧共体之父”的让·莫内，于1940年拟订了“法英联盟计划”；丘吉尔也于1946年在苏黎世发表演说时主张建立“某种欧罗巴合众国”。

　　1948年，欧洲联邦主义委员会在海牙开会，探讨欧洲联合的形式。来自16个国家的750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但因意见迥异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这次大会表明，建立泛欧联邦制国家有两大障碍：一是民族国家不愿向某种欧洲联邦式的超国家机构让渡主权，二是各国公民长期形成的对本国的忠诚难以转移到本国之外的某个超国家政府。为了跨越障碍，让·莫内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替代办法：把欧洲各核心国的煤钢工业联合起来。在其思想推动下，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1958年，又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这三个共同体和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欧洲联盟，都是根据功能的需要，在具体领域里以搭积木的方式，将民族国家的主权逐渐上交给超国家机构，并借此将各成员国公民对本国政府的忠诚，一点一点地转移的超国家机构身上。这种依功能需要逐步实现主权和忠诚转移的办法，叫作“功能主义”或者“部门一体化途径”。与联邦主义不同的是，功能主义不预先设定一体化的终极目标，而是摸着石头过河，根据一体化进程的发展需要，一步步深化欧洲联合。

　　在欧盟几大机构中，欧盟执委会的任务，是在各项条约和理事会授权范围内作决策和主持欧盟的日常行政工作，执委会是行使成员国所上交主权的超国家机构，是联邦主义色彩很强的机关。欧盟的重大事务，涉及成员国未上交的那部分主权事务的决策，则是由欧盟理事会或部长理事会来作的，即由各国政府首脑或有关部长协商决定。这种决策原则，称作“政府间主义原则”，它突出各成员国的独立性，是与联邦主义相对立的。议会本来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但欧洲议会没有立法职能，它的权力仅限于对重大立法发表意见，最后审批欧盟非规定性开支，以及监督执委会的工作。欧盟的立法职能主要属于欧洲理事会和执委会。

　　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欧盟前途的讨论由来已久。德、法、意、比、荷、卢是坚决的联合派，希望继续深化欧盟联合与统一，英国、丹麦、瑞典、奥地利则不同程度地希望欧盟维持一种松散的结构，其余成员国游移于这两派之间。在深化联合派中，对于欧盟改革的终极目标意见也不一致。德国外长菲舍尔去年5月发表讲话，要求把欧盟建成“有一个政府、一个议会和一部宪法”的实体。德国总理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在今年4月推出题为《为欧洲承担责任》的改革方案，主张将欧盟执委会提升为“欧盟政府”，将欧盟理事会改为“国家参议院”，提高欧洲议会的权限，并将欧盟一些共同政策下放给成员国。德国的方案实际上是将欧盟改造成一个联邦制国家。按照这个方案，欧盟理事会一旦改造成参议院，欧盟机构中政府间主义特征将基本消失。

　　一向主张深化的法国反对德国方案。法国同意制定一部宪法，但不同意欧盟联邦化，更希望将欧盟建成一个高层次的邦联，以便在强大的德国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法德轴心是欧洲一体化的传统核心。冷战结束前，该轴心的重心偏向法国，冷战结束和两德统一后，这一重心已向德国移动。欧盟一旦成为德国模式的联邦，法国惟恐沦为其主导下的欧盟的一个“邦”。尤其是德国建议将欧盟的一些共同政策国家化，有明显甩包袱的企图，因为德国是共同农业政策的最大出资国，法国是该政策的最大受益国，这是法国断然不能接受的。奥地利、丹麦、英国、葡萄牙也公开反对德国方案，其它成员国大多持保留态度。

　　在欧盟前途问题上法德间分歧尚且如此，与其它成员国间的分歧就更大了。从整体看，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政治和文化传统差异也很大，在一体化深化方面很难齐步走。早在1992年欧共体内就开始“双速欧洲”的讨论。法德主张让一部分条件较成熟的成员国在一体化方面先走一步，形成一个“核心”。其余的条件成熟一个，进来一个。该建议遭到多数成员国特别是英国和意大利的强烈反对，欧洲议会也否决了这个动议。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欧盟面临新一轮扩大，成员国将发展到28到30个，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差距更大，如果在深化问题上继续强求一致，必然会拖一体化特别是政治联盟的后腿。因此，各成员国在“多速欧洲”问题上开始有所松动。特别是欧元区的出现，事实上已经开创了“双速欧洲”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