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晓薇 北京报道

　　5月24日-25日，豪华阵容组成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

　　对话首日，由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领衔，财政部长盖特纳、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商务部长骆家辉等数十位涉及不同领域的政府高官组成的200多人“全明星”队在通过长安街时用了34分钟。

　　漫长的等待和庞大的阵容最终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对于这个成果，中方事后用“充分肯定”予以描述。甚至，5000多字的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书、8项合作协议、26项具体成果也未必能够完全体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战略意义的提升。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双层结构：既有显性成果，也有隐性成果。而“美方承诺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因为其中充满复杂意味，尤其令人关注。

　　承认程序复杂

　　存在媒体误读

　　从3月美国政府出台新一轮出口计划起，到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当天，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都在不断表示，美方将考虑放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扩大对中国的市场占有率。“美国正在寻求放宽对中国输出军民两用高端技术的限制，有关的放宽措施有望在今年夏天出台。”骆家辉在对话结束后仍不断向记者解释。但是无论在26项具体成果中，还是在8项合作协议中，美国均未实实在在给出有可能放宽对中国出口管制的具体项目。在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达成的《中美高技术贸易重点领域合作行动计划》目前仍是一个“空壳”。尽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是事务性谈判，但是高科技解禁方面的语焉不详，仍然与美方庞大的对话阵容形成怪异反差。

　　“高科技出口管制的放开是一个具体落实起来非常难的问题，关键难点在于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博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同行业对于放开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态度迥异，在武器制造业方面，由于冷战背景，美国的武器出口已经受到了很大阻碍，在后危机时代，在奥巴马出口翻番的目标下，在中美就各自安全达成谅解的情况下，军民两用高端技术是高科技解禁的一个突破口，而航天业、飞机制造业对于向中国出口高科技后造成竞争局面的担心非常严重，美国国会承压很大。由此，放开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在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制定上还将耗费更长的时间，并不是一轮、两轮对话就可以解决的。”

　　更为怪异的表述是美方承诺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作为此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中最大的亮点之一，表述却给外界留下了相当弹性的解读空间。在陈凤英看来，这更是此轮对话中比较虚的一个成果。“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就一直在谈判的一个问题。也是中美对话中美方屡次主打的一张王牌。但这王牌到底会不会像美方承诺的那样迅速落地，并没有我们预计的那么乐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汇率的市场化，资本项目的开放、价格的形成机制尤其是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都是有待解决的复杂问题，这一过程今年内很难完成。”

　　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非是中美双边的问题，而是一个多边问题。“美方的态度也将会决定欧盟、日本等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态度。美方会非常慎重。”陈凤英说。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持相近看法。他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2-3年都不会实现的虚话。“这个成果被媒体有所误读，在英文稿件中，此条的原意是将通过协商方式加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过程。”孙哲说，“这一成果的重点是在于加速承认过程，也就是说奥巴马政府有可能会加速推进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但是这一法案是否会在国会通过很难确定。在11月中期大选之后，即使共和党没有在参议院翻盘，奥巴马的立法也很难被顺利通过。”

　　“在承认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中方自身的垄断行业改制、对内开放等方面也仍有不足，加之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所能承认的也许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在美国法案中更是需要制定单独的立法条例，这都需要一个不断的时间，在这个经济范畴的审议中，也许美国还会提出别的政治条件作为交换，例如反恐合作方面。”

　　在2016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期限到达之前，为完成奥巴马政府目前最重要的目标，提高就业、扩大出口，在2013年前，中美贸易产生摩擦时，美方还有“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和“特保”等工具可以使用。

　　“在此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说的最响亮的两个议题，恐怕在一年中都很难实现。”这是陈凤英的结论。

　　不被关注的议题更易推动

　　与对华高科技出口解禁和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高调表态相对的是，在此轮中美对话前争议的沸沸扬扬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并没有被再次“吵热”。

　　5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讲话，首先为此轮对话中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定调。“作为国家主席，胡锦涛重申中国将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改机制的改革的表态已经表明，中国政府正在重启灵活的汇率机制。这也意味着，在汇率的形成机制确定后，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将由市场决定。”陈凤英说。

　　美方也清晰地领会了中方的这一姿态。从4月15日，中方表态反对大张旗鼓地压迫人民币升值后，这一敏感问题已经进入到了“静默”模式。“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美双方已经达成了相对默契，双方都会在以尊重对方核心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为彼此政策留出空间和时间。”陈凤英说，“美元持续升值，欧洲的债务危机，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都为中国汇率政策提供了放弃紧盯美元，增加篮子里其它货币的权重，回归一篮子货币的最好时机。”

　　“在人民币汇率的这个问题上，现在已经不是中美怎么谈的问题，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美国在已经完成了舆论布局的情况下，又做好了市场技术铺垫。目前人民币升值与否，更多的因素还要看美元。美元的持续升值让人民币盯紧美元的货币政策已经面临巨大压力。”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民币对美元已经有一段时间维持在6.82水平上，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市场来看，人民币的升值已经形成趋势。”

　　5月25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8279，创下了4个月以来的新低。

　　“G20峰会之前是最好的时间点，中国应该尽快让人民币汇率由管理变为浮动，至于浮动之后我们就有了向上或向下的选择余地。”孙哲说，“目前，人民币升值已经是时不我待，在国际与市场双重压力下，早升早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