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美记者 宰飞  

　　全球经济有多糟糕、人们对未来有多焦虑，看看最近一次媒体采访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过程也许就能知道。

　　虽然不在政府任职，但克鲁格曼已经成为最热门的经济人物。纽约外国记者中心组织媒体对他的集体采访尚未开始，气氛已经点燃。

　　外国记者中心通常会不定期给注册的外国记者发送电子邮件，通知活动安排。但是这次，除了按惯例在几天前预告采访时间地点外，在采访的当天，外国记者中心又给记者发来额外提醒：“参加这次活动的记者将非常多，会后可能没有一对一的采访机会。如果要携带摄像机，请提前到达。” 记者提前了15分钟到达，发现会场后排已被摄像机堵得严严实实。

　　下午2时，克鲁格曼准时出现。“噼噼啪啪”的快门声霎时响成一片。没有寒暄问候，克鲁格曼开门见山：“我没有准备演讲稿，今天只想讲金融危机，开始问吧。”记者提问也是直奔主题，第一位提问的中国台湾记者问了一般采访结束才提的问题：“请给我们一些走出金融危机的建议。”

　　与其说是记者招待会，不如说更像“名医坐堂”。各国记者争先恐后向这位难得一见的“大夫”请求治疗“疑难杂症”的良方，希望克鲁格曼的只言片语能够指点自己的国家走出这场危机。

　　中国记者问“中国如何避免经济风险”，东欧记者问“匈牙利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应当怎样利用IMF的资源”，南非记者问“经济实力较弱的非洲国家应当怎样救市”，巴西记者问“金砖四国如何增加在国际体系中的发言权”。

　　面对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问题，克鲁格曼都要给出处方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难怪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克莱因说：“克鲁格曼变得越来越直率。他说的很多东西可能是错的或者未经考虑的。”

　　不过，记者们喜欢的正是克鲁格曼的直率。每个拿到话筒的记者似乎都要用足机会，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有两个问题”。整个采访过程，记者席上举着的手自始至终未见减少。下午3时，约定的一个小时招待会截止，主持人抱歉地说“可能再来一个小时也不够。”

　　(本报纽约4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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