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合组织秘书长：建繁荣清洁和公平的世界经济
本刊记者 魏革军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首先请您分析一下此次金融危机的最新演化和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
古里亚：年初几个月的数据显示，全球经济正在衰退，信贷紧缩、源自房地产和证券价格暴跌的负面财富效应以及普遍的信心丧失都不同程度地对各地的经济活动带来不利影响。我预计今年世界经济的收缩将进一步加剧，全年世界经济将下降2.75%，其中经合组织成员国2009年的经济可能会收缩4.3%。我们还预测2009年全球的贸易量将萎缩9%，2008年国外直接投资额下降了20%，而今年可能会以这个速度进一步下滑。世界经济可能会在2010年逐渐重新获得动力，但这一预测含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中主要是下行的风险。贫困国家的发展援助也将受到威胁，而移民侨汇的降幅更为剧烈。
亚洲经济受到的冲击最大，最近的产出下降幅度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中国也未能完全避开这个冲击，虽然目前中国的增长仍然足以让世界羡慕，但从2007年的13%迅速收缩到2008年的9%也是惊人的。随着原材料价格的暴跌，通货紧缩的威胁逐渐浮现。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的不景气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很大，并有可能会造成社会危机。根据我们最近的分析，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失业率在2010年将逼近10%，而2007年这个数值为5.6%。这意味着将有2500万劳动人口加入失业大军，并有可能会成为经合组织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经历的最为严重的失业浪潮。危机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极快，国际劳工组织预计，至今年年末，世界范围的失业人口将增加4000万人。
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世界经济下行的深度和时长将远远超出我们在2008年底的预测。随着衰退进程的深化和偿付危机事件的增加，金融机构进一步崩溃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
首要的工作是立即采取一致的策略，应对金融市场的紊乱。要果断处理好银行业资产减值以及公众对银行偿付能力质疑等棘手问题，以恢复信贷供应和重建市场信用和信心。从这个角度说，盖特纳的计划是值得欢迎的，其成败关系重大。而宏观经济刺激对于缓冲经济下落、防止通货紧缩螺旋式下降意义重大；货币政策应该使政策利率趋于零，中央银行增加流动性的政策也能部分抵消金融环境收紧的影响。上述政策如果辅以必要的失业和社会保险政策，其作用将比较积极，世界经济也许能及早走出困境。
记者：重新审视了此次金融危机之后，您认为世界经济怎样才能真正走出阴影，避免未来重蹈覆辙，并实现长远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目标？
古里亚：如何以政策应对当前的危机，并兼顾长远？我认为要有三大支柱的支撑。首要的一个、也是最迫切的一个支柱是恢复银行的借贷能力，这是使经济重回增长之路的关键。
我们都知道政府及其货币政策制定者已经实施了空前的援救行动，以期挽救金融市场信心、恢复货币和资本市场功能：接近零的利率、流动性注入、设立银行业拆借保证金、为问题机构注资等等。这些措施的确有效地防止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但还不足以使金融机构恢复正常的投资中介功能，也不足以真正提振行业信心。
要达到理想的救援目的，我们需要更为系统性的稳定措施。首先就是要在注资之前区分清楚好的资产和坏的资产，减少市场参与者对资产真实价格的预期不确定性和监管方面的政策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要鼓励支持长期发展目标的金融政策，防止在未来再发生类似的危机。具体来说有这些：提供更为充实和对称的金融信息，减少流动性危机的风险；修正金融体系的监管措施和激励机制，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处理好“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问题；确保国内和国外市场参与者公平竞争。
第二个支柱是就是全球各国通过一致的、持续的努力来扩大需求、减缓经济下滑的趋势。我们都知道最近很多央行把利率降到了接近零，除此之外央行还有一定的运作空间，可以采取其他临时措施来支持经济的增长。
财政刺激方面，中国最近通过了很有魄力的刺激计划，的确，未来的两年是经济刺激政策大有可为的年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刺激财政只要占GDP的2%就可以了，但是这是在危机充分显现之前，目前而言我认为是不够的。
财政刺激效果最终要看财政乘数的大小。根据我们的分析，经合组织国家的刺激财政平均占GDP的2%左右，2009年将产生0.6%左右的GDP真实增长，2010年的效果为0.5%。而基础设施的投资应该是最有放大效应的投资方向，从长远来讲，这比减税要强。因为，减税主要是针对低收入家庭，而直接投资效果更明显。中国的财政政策是有双份红利的，它对于经济的恢复有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还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结构性调整。比如说，中国作出决定降低增值税，把出口产品的增值税降到了零，这下就完全和国际接轨了。当然，不论危机与否，这种调整都是要进行的。你们把这场危机也看作一个机会，来作出这样的调整，这使中国在危机之后会变得更强大。
国际协调能实实在在地提高财政政策的乘数效果，这在贸易和金融活动非常密切的经济体之间尤为显著。国际协调能使各国的财政刺激方案的出台时机和调整方向保持一致性。不久前，新加坡、香港、瑞士、奥地利、比利时——它们有些并不是经合组织的成员——都宣布要遵守OECD的规则，交换税收信息，可见，这一理念正在逐渐得到世界各地政策制定者的认可。当然，协调并不意味着趋同，具体手段还要各国和地区自己掌握，确保长期战略的实现。
国际协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退出”战略方面。尽管过去半年来的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缓冲了危机的伤害，支持了经济活动，但一旦危机真正过去，这些政策就应该退出。单独国家的退出行动往往是十分困难的，国际协调因此十分必要。
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金融援助和宏观政策支持以外，我们还必须重新审视世界经济的运作，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行动支柱。我们的目标是要认知金融体系失败的根源，并努力使我们的经济更加繁荣、清洁和公平。
繁荣，是指各经济体更富有弹性，能持续生产物质福利造福人民。清洁，不仅仅是从环保角度而言，而且包括所有全球化负面的问题的解决。公平意味着经济成果应当更公允地得到分配。
首先，为了实现经济的繁荣，我们需要增强它的生命力，为此，必须提高监管水平，强化公司治理，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鼓励贸易、投资和公平竞争。事实证明，拥有更加开放市场的国家，其经济繁荣程度更高，而目前经合组织和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市场开放度提高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我们还必须让经济更加清洁，使人们恢复对全球化进程的信任。为此，我们要提高市场交易和政府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完整性，要与腐败行为和洗钱活动作持续斗争，并严厉打击逃税。经合组织一直关注这些领域，为各国政府处理上述问题以及打击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提供标准和政策指引。
我们还应该努力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式的清洁。尤其是在目前的经济危机期间，更应该牢记环境的挑战，并化危为机，推广绿色增长。经济的刺激计划绝对不意味着那些低能效、高污染和不清洁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可以卷土重来，而应该让清洁的产业伺机而入。在这个方面，我很高兴中国政府的刺激方案中给予绿色项目以很大的比重，而韩国也将其刺激计划中的80%给予了绿色项目。
为了确保经济的公平性质，我们应该分享繁荣的成果。危机造成了大范围的失业，全球几千万人失去了供养家庭的机会，对此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包括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范围、强化社保网络、提供足够教育和医疗服务、保持经济增长等。
记者：请您分析一下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新动向。
古里亚：面对来势汹汹的经济危机，很多政府都不得不作出迅速和强有力的反应，用短期救治方案刺激经济，挽救民意。在此期间，它们可能会忽视一些长期的经济目标，忽视一些政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如果我们对此掉以轻心，全球的危机就会逐渐演变成一场可怕的“全球化的危机”。
历史的教训时刻在提醒我们，上世纪30年代的以邻为壑政策固然不是大萧条的直接原因，但毫无疑问恶化了当时的经济危机。有鉴于此，G20领导人在华盛顿峰会和伦敦峰会上纷纷表示要尽力减少新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同时，一系列多边的、区域的和双边的法律条文限制了政府的随意行为，政府之间的协调能力也大为提高，大萧条时代的关税战似乎并不太可能出现了。
贸易方面，反倾销案件的数量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但2008年上半年的新发案例比上一年增加了不少。反倾销措施通常针对的是某一国家某一领域的出口商，但反倾销措施的滥用造成的积累效应以及由此引发的目标国家的报复性措施对目前的世界贸易而言肯定是雪上加霜。
不仅如此，很多世贸组织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其正常时期的进口关税往往大大低于世贸组织的要求。如果这些国家将其目前的关税水平提升到规定的合法峰值，对于那些出口国家而言，其面对的关税水平就会增加一倍甚至两倍。
对于贸易政策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各经济体的刺激方案。“国货条款”旨在提升国内刺激方案的最大效用，但根据往年的研究结果，这些条款对刺激国内就业增长作用十分有限；而且，这类政策极易遭致其他国家的针对性措施，使得些许的好处进一步被抵消，因此是很不明智的。
政府对于某些行业的救援行动也应当严密监视，防止这些行动导致不必要的行业重组和演变为国家间的补贴战。
外商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风险似乎不太明显，但可能会造成比贸易保护更为严重的后果。通过救助行为，政府实际上显性地或隐性地扮演了一部分企业的管理者的角色，因此对其长期的投资决定会造成不小的影响。我们应当确保这些受援企业在区域和全球视野里仍然保持其灵活性——这对于这些企业本身的生存也是尤为关键的。我们还应该确保政府的介入不会干扰这些企业为资信良好的国际投资者所接管。
总之，如果紧急措施未经深思熟虑就草率出台，它们可能会导致危机的深化和蔓延，造成恶劣的远期影响，例如，很多国家的贸易在GDP中的比值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面对这些短期和长期的风险，我们怎么帮助政府和政治家们作出正确的选择，怎么确保今日之举措与长远目标相一致？如果不希望政策对世界经济稳定造成长期的伤害，公开市场便是最关键的一个原则。
经合组织在此方面大有作为，也大有可为。2008年我们发起了一个贸易承诺，对保护主义可能造成的威胁提出了警告，并重申了挽救多哈发展议程的重大意义。在投资方面，经合组织一直是协调投资政策的重大平台：我们为资金吸收国开发了一系列关于引进主权财富基金的指引，以发挥后者在这个紧急时期的重大作用；我们还正在主持一个“投资进程自由”的活动，帮助各国政府满足公开的国际投资环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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