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伦敦峰会即将召开，能否如期推进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改革，启动世界经济复苏程序，备受全球瞩目。

　　当今的伦敦峰会不可能重蹈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的历史覆辙，但也有令人不安的问题。从刚结束的G20财长会议看，虽然就处理不良债权、尽早恢复金融系统功能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围绕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改革则各有主张。G20峰会能否协调政策，实现“全球政策的同时性”，仍难乐观。

　　去年11月的华盛顿峰会明确了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主张以IMF为中心推进全球金融改革，也提出了强化国际评级公司信息披露等30项具体措施，呼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多哈回合谈判。

　　但会后，美国出台“买美国货”法案，率先破坏了反贸易保护的承诺。据统计，G20中有17国出台了贸易保护措施，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风潮再起。与此同时，美欧日各自出台于己有利的政策，如政府、央行大量回购国债、企业债券、商业票据乃至商业银行持有的股份，扩张资金供给，促进本币贬值。在国际金融系统尚存严重缺陷的形势下，强行启动“刺激资产价格回升的政策”，不仅呼应了贸易保护主义，也给国际金融系统留下了更加危险的祸种。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继3月18日出台回购国债，扩张流动性政策后，近日又出台了官民共同收购“有毒金融商品”的政策。日本也跟随欲出台回购日本“次级债券”政策，并重新使用“捆绑证券化”手段向国际市场转移风险。而围绕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改革，日本一方面宣称支持美元霸主地位，甘当美国的“海外财政部长”，另一方面暗中推动“亚洲共同货币单位”，试图主导国际货币体制的一极地位。欧盟则开始正面挑战美元体制，主张强化IMF对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机构实施“直接监管”，扩张IMF的实质权力，进而利用长期占据IMF主席地位掌握国际货币体制的控制权。同时，欧盟首脑会议主张插手全球的“金融避税区”，强化域外监管权，限制世界资金的无序、无税移动，控制世界资金移动秩序权。

　　显然，面对危机，各国的政策主张日趋内倾化。在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财长盖特纳呼吁各国协调财政支出，并确定额度为GDP的2%，但在金融、税收、雇佣以及贸易、投资政策的协调上，则闪烁其词，极力回避。大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和政策矛盾，必将阻碍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导致国际秩序的失衡。

　　从此次金融危机的特点看，这场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根源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破绽，直接表现为“证券和银行并发的金融系统危机”。危机前支撑世界经济繁荣的“全球资金剩余”快速演变为“全球资金紧缺”，大国资本的“政治博弈”拉开序幕，世界经济步入高危期。为此，本届峰会无法回避三个问题，即不良债权的处理、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以发达国家为主的不良债权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带毒金融资产”发酵引发的不良债权；二是金融系统危机带来的“新增不良债权”。发达国家不主动处理不良债权问题，国际金融系统则无法恢复健全。为此，G20峰会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协调政策，推动发达国家真实剥离、消化不良债权，摘除肿瘤，阻止危机恶化。

　　金融体制改革虽是长期战略问题，但关乎国际秩序的改革方向，且直系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刻不容缓，必须尽早明确方向、健全制度，确保公正、合理、公开、透明而有效，实现“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国际新秩序。

　　眼下，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且手法翻新，越演越盛，日趋“法制化”、“标准化”、“低碳化”、“环保化”乃至“安全化”。如美国国会不仅通过了“买美国货”法案，而且直接破坏美国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则扩大欧盟指令范围，在传统的质量、安全标准之外，又增加“气候标准”、“环保指标”和“废品回收承诺”等。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滥用WTO诉讼程序，打着反垄断、反倾销名义大行贸易保护。而针对新兴国家产业快速发展，发达国家更是搞起了“知识产权保护联盟”，抬高市场门槛，排斥新兴国家产品。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发达国家的“选举政治”紧密相连，与本土的经济民族主义相伴而生，堪称发达国家“选举政治的危机”表现。近年来，发达国家迎来集中选举期，而政党政策趋同，“就业”、“社会差距”、“社会福祉”成为各政党竞相承诺的焦点，给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政治土壤。

　　面对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必然带来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世界产业链条断裂，甚至可能引发国际政治矛盾和民族冲突。为此，作为规划未来国际秩序方向的政治舞台，G20峰会应发挥政治影响力，积极主张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持WTO宗旨，倡导有管理的自由贸易体系，协调政策，协调战略，共建“和谐、有序的贸易、投资体系”，拯救世界经济。(刘军红)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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