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福勇 改革历来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更何况是改变全球的金融规则。

　　上周，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一篇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似乎吹响了一次漫长改革的号角。G20伦敦峰会在即，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张一出，就引发了全球的回应与争议。

　　这场争议，从一开始就只有对立的两方，一方是西方国家的原有规则制定者们，一方是为寻求更公平公正与合理制度设计的新兴市场国家。对于周小川建议的创造美元之外的“超主权”新储备货币，俄罗斯、巴西等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立即表示赞同，而美国和欧洲等一些西方国家则表示强烈反对。

　　在笔者看来，支持也好，反对也罢，此次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所暴露出全球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陷是个不争的事实，不论有多大的阻力，任何人包括反对者也深知必须改革或完善原有的货币制度体系。

　　彻底的改革固然是未来的问题，也是一个时机的选择问题。而当前面临的机遇正是这一目标的提出——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并且为全球所有国家所接受，尽管明知这一点只有在未来的时间过程中逐步实现。

　　就“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而言，周小川只不过是明确提出了这一说法与建设性的理由。而事实上，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已经在不断地进行了。不论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在强调加强和改善全球金融监管并为之做出努力，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言献策以及可能的改革也在不断推进。即将召开的伦敦G20峰会预计将会对相应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达成一定共识。与此同时，全球许多国家在贸易中开展的货币互换协议，以及区域范围内的非美元货币结算等，也都在尝试着避开旧金融体系的危害。

　　即使是作为反对方的西方经济体，也不得不承认，“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事实上，周小川文章传达的意思非常明确，“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更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而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

　　从本质上看，当前世界各国所做出的努力都催生着一个能为全球各国所接受的新国际储备货币。即使这个货币仍叫“美元”，这个“美元”的发行者也不应再是美联储，而是一个由全球各国参与并认同的“国际银行”，如同欧元区的欧元一样，不再由哪一个国家的央行独立发行而缺乏监管。同时，这个“国际银行”担负着应有的责任与义务，从而实现国际储备货币“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理想目标。

　　当前，美元仍是不可替代的国际货币，在新的国际监管体系尚未形成、新的全球金融意识尚未达成，以及相关的国际金融组织未得到完善之前，人们正在呼吁的、正在进行的改革都是对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完善过程。只有当所有的条件基本成熟时，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才会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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