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放式社会的创新

　　一个开放式社会的创新

　　次日晚上八点半，在Vardi的安排下，一辆出租车如约等候在记者所住的饭店门口。司机在GPS的指引下，足足开了四五十分钟，才开到Vardi给他的地址。这里已是特拉维夫的市郊。偏僻而寂静。而当GPS指示目的地已到时，出租车司机还是搞不清是几楼几号。不怪司机，聚会地点是道路边小路上一个毫不起眼的破旧仓库。

　　Yuval Tal是这个名叫Gararge-Geeks(“车库怪人”)的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这个年轻的软件工程师对《中国企业家》说，为了营造聚会氛围，发起人专门寻找到这个废弃仓库，并弄来辆二手车放里面，以供那些有各种稀奇古怪想法的人们聚会、社交、展现他们的想法创意与作品。在这个100多平方米的破地方，除了半辆已破烂得看不出形状的车，还四处胡乱摆放着各种奇形怪状的装置，有的似乎是电子小玩意，有的则纯粹只是玩一个造型。

　　准确地说，以色列大名鼎鼎的IT投资家Yossi Vardi加入的这个组织并不是一个商界创业者组织，而是一个汇聚了在电子、软件、机械、艺术、设计、音乐、游戏和黑客等多个领域创意与精力均很旺盛的青年人的社区。他们不但寻求网上交流，而且通过每月聚会，玩电子音乐、制造机器人、做装置艺术。总之，快乐地摆弄一切有创意的东西，分享创造的乐趣。

　　全社会有创意的人应该联合起来。这可不是个性老头Yossi Vardi的个人意见。JVP的执行合伙人Erel N.Margalit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也说，“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创新绝不仅仅跟商业有关。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在每个领域都有创造力，需要给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不管你是记者、还是公务员，或者医生、商人。这最终对商业是有利的。”他说，“你知道奥斯汀(注：美国德州首府)市长是怎么让他的城市成为一个高科技中心的吗？他把音乐带到奥斯汀！音乐让奥斯汀变得时尚、性感，然后高科技就跟着来了。如果你让国家图书馆变得令每个年轻人着迷，如果你把大学带到城市中心，激荡学生们的头脑，给艺术家和那些有创意的人们某种方向感，在两三年的时间里，你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

　　听上去，这是不是像一个市长竞选人的施政演说呢？谁说不是。在以色列坊间，这两年来一直流传着Margalit未来将竞选耶路撒冷市市长的传言(他坚持将JVP设在以色列政治中心耶路撒冷而不是VC与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特拉维夫，或许早表明了他对于政治或者这个国家的某种诉求与抱负)。精明的Margalit以“我只是一个商人，如果你从北京给我拉来100万张选票也许我会参选”的玩笑回避了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这位雄心勃勃的商人兼政治爱好者所倡导并推动的“开放式创新社会”，也许能唤起各个领域的以色列人普遍共鸣。

　　无论他是在魏茨曼科学研究院还是在“基布兹”(Kibbutz)集体农庄。

　　魏茨曼科学研究院材料与界面系的David Cahen教授是个思维天马行空、滔滔不绝的科学家。坐在他那个前面伸出两个支架可供半跪、非常有利于电脑工作者脊柱的灵巧转椅上，Cahen从魏茨曼学院的历史讲到他如何教育他的儿女们独立思考。据他说，魏茨曼学院独有的一大特点就是院系之间的墙很低，四处都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从而营造各院系之间合作创新的气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个系足足比美国同类院系晚成立30年，现在却能与之并肩的重要原因，因为材料与界面研究涉及到大量基础学科的合作；此外，魏茨曼学院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没有像欧美大学那样设立“教师俱乐部”(Faculty Club)，因为设了这个俱乐部意味着学生与学校的其他行政管理者无法入内无法交流，这种姿态与文化不是魏茨曼学院的风格。

　　除了内部的开放，对外，魏茨曼学院也在打掉围墙。要知道，为以色列输送高端科技人才的魏茨曼学院是一个不设本科、只有研究生与博士生院的科学研究院，从逻辑上来说，很难与社会、普通公众对话。不过2001年魏茨曼学院却成立了Davidson科学教育学会，意在消除纯科学与普通大众(主要是面向一些中学老师和青少年)的鸿沟，让魏茨曼学院里精良的教育资源被以色列社会更多分享到。在Davidson学会举办的那些课程与活动中，有大教授来谈“音乐的物理与物理的音乐”，从心理、历史、哲学与技术各种角度来讲物理原则与音乐世界的关系；还有一个活动是“通过科学教育让年轻人去冒险”，专门针对那些中途脱离了正规教育的高中生，开设诸如“科学与音乐”、“科学与玩具”、“测量的艺术”等课程……好玩吧？

　　基布兹同样是这个开放式社会的一部分。开放式社会可以容许各种生活方式、价值观的独立存在。

　　奉行各尽所能、平均分配原则的“基布兹”集体农庄当年曾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产物在以色列风靡一时，现在在以色列社会却已边缘化，生活在全国200多个基布兹的人口仅占以色列总人口2%。尽管一些拥有独特农业技术、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基布兹——比如记者到访的Hatzerim——仍然有资本骄傲于他们平等、集体的生活方式，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基布兹二代出走而不返回，基布兹普遍面临的一大挑战是能否吸收外部社会新鲜血液、维系长期活力，这“血液”有可能是年轻人才，也有可能是外部资本。Hatzerim的经理Naty Barak对记者说，他们准备将该基布兹的灌溉技术产业拿到境外上市。

　　事实上，基布兹在今天的以色列还能维持运转的一大原因，是因为它并非完全封闭，不管怎样它仍然给人以选择权，你可以进入，你也可以退出。人民因为有了选择权、流动权而使这个社会变得多元，从而富有创造生机。

　　此外，Margalit和Vardi都强调对“失败”的允许与宽容是一个开放商业社会必备的要素。“在日本，失败是不被允许的，失败者甚至不得不自杀，”Margalit对《中国企业家》说，“在欧洲也是，一切都被组织好了几百年了，如果你失败了，那是非常糟糕的事，可是不允许失败同时意味着对冒险与创新说‘不’。”而Vardi则曾在Techcrunch.com于2007年9月举办的论坛上充满激情地引用了西奥多·罗斯福1910年在巴黎演讲的两段话，他对记者说，那正代表了他的“失败”哲学：

　　“强者不是批评家，也不是对那些有才干的人如何失足、对创造功绩的人如何做得更好品头论足的人。

　　“光荣归于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脸上沾满尘土、汗水和血迹；他奋勇前进；他也犯错误，并有种种缺点，因为任何努力都包含着错误和缺点……”

　　高科技成为社会的孤岛？

　　不过，Vardi先生，这位以色列互联网产业的标志性人物最近其实更愿意谈点“非高科技”的话题。

　　Vardi去年获得了以色列制造业联合会颁发的2007年度产业奖荣誉。在9月举办的颁奖仪式上，Vardi如下陈述，“尽管高科技产业这些来取得了强劲的发展，并且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但问题是我们(高科技)只提供了7%的人口就业，却得到了93%的高度关注。是时候改变这样的比例了，政府是时候加大对传统产业的研发投入以助其升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他说，以色列社会必须重新定义高科技产业的功能，“高科技不能仅在软件和电子产业里发挥作用，而且应该在包括传统产业的所有产业里。我们是需要高科技，可是我们这些身在高科技里的人能感觉到，我们没在创造就业，大部分就业还是传统产业创造的。”

　　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Vardi再次表示了他的担忧。他认为，庞大的GDP数字掩盖了以色列已经分裂为两个“国家”的事实，GDP误导了人们；一个“国家”(高科技产业)是高收入、高GDP，生育率很低，而另一个“国家”，在以色列国土的周边城市与农村，在传统产业密集的地方，情况则与之相反。“如果任其这样发展而不拿出解决方案，国家内部的分裂会加深，这样的现实让对高科技领袖们也不是什么好事，最终会影响到高科技。”

　　“我们曾经说高科技是推动以色列经济的动力，但是现在也许高科技在成为推动以色列走向分裂的力量。”

　　“我们要寻求一个平衡。人们需要思考的是怎么能让另一部分人也分享到高科技发展的好处，我们每个人都做得不够，高科技产业里的人并不经常考虑他们可以为社区做点什么。”Vardi对《中国企业家》说，“也许中国、印度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只不过以色列更显著。”

　　Vardi并不是第一个表示此类担忧的商人。JVP的Margalit早在200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说，有一天他在他位于耶路撒冷科技公园的办公室里突然意识到，“我更频繁地跟东京、上海、伦敦保持联系，却少有和我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邻居交流。征服世界是很过瘾，可是当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开拓时，你的成就、诀窍以及你的创新却没有化作涓涓细流汇入你自己的社会。”

　　“这个国家巨大的能量与创造性只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区域、社会的某个阶层里，”Margalit说，“我不相信它只能被关在以色列高科技三角区里。我们需要为Negev(注：以色列南部地区，相对较落后)制订商业计划。”

　　Margalit同时批评以色列前任政府只顾为投资者创造便利条件，却忽视了上百万的以色列人民，“他们不懂得创新进程不能只是属于百万富翁和工程师，也应该属于技工和老师。”“我们本可以不必如此。芬兰的诺基亚就是个例子，这家公司的影响与利益遍及芬兰各个地区和社会阶层。”

　　可是，关于以色列是否擅长建立大公司大品牌在以国内是一个富于争议性的话题。迄今为止，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的发展路径基本上就是“VC投资-快速长大-挂牌纳斯达克或者卖给美国大公司”的模式。被美国大公司买走自然无法独立成长，而即便上市的以色列企业其产品与技术也大多集中在比较狭窄的领域，不是大众消费与制造品牌。

　　崇尚创业精神、小公司文化的Zisapel说，尽管以色列一些公司已成长起来了，但他不认为以色列会出现诺基亚那样的大公司。“这是由以色列人天性决定的。做大公司要求纪律性，而以色列人不喜欢这个。”

　　Vardi也持类似的看法，“这非以色列人所长，大公司要求官僚体、等级制度，可是以色列公司都非常扁平化。”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售小公司可以获得更大的价值。”

　　不过记者采访的Margalit以及以色列双子基金的合伙人、以色列风投协会主席Orna Berry都认为，和以色列的DNA无关，以色列公司跻身财富500大只是时间问题，以色列高科技不过才发展15年而已，假以时日，再过15年，随着以色列国内资本的累积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色列一定能成长出一些世界级品牌与公司。

　　一位叫Joel Bainerman的记者常年追踪以色列高科技产业，他曾经撰写长文批评在美国VC推动下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认为以色列企业过度倚重VC，而VC都是追求快速获利者，高科技企业去纳斯达克上市不能将利润与国内人民分享，而卖掉公司又不能为以色列培养一批有世界级管理能力的经理人，后者的缺失将成为以色列产业下一个十年发展的一大短板。他提议政府应该为高科技产业“去美国化”(反之不妨与欧洲走得更近)，鼓励以色列企业内部的兼并组合而不是卖给美国公司，鼓励以色列企业进行内部创业创新而不是一味引进美国VC。

　　全球化、资本化拯救了很多曾经积弱、边缘的国家与社会，但是相应的困惑与挑战也随之而来。中国是这样，以色列也是。

　　以色列政府会投入多大的关注到高科技产业与以色列社会的鸿沟问题上呢？至今尚无明显的迹象。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宗教国家，以色列内部的各类移民、各派宗教势力都有深深的对立、分歧与矛盾，这些无不在撕裂着这个国家的统一性。或许它们，是令以色列政府在建国60周年之际更头疼的问题。

　　(本刊记者侯燕俐对本次报道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