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创新基因

　　一个创业国度的阳光与暗流

　　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经验有目共睹，但以色列会拥有自己的“诺基亚”吗？

　　文 | 本刊记者 李岷

　　有的角落祥和宁静，有的地方热闹活跃、生气勃勃，12月的金黄阳光下，中东之国以色列好像一个完全与战火、纷争脱离了干系的正常国度。——如果你只是在位于以色列中西部的政治首都耶路撒冷和经济中心特拉维夫之间穿行。就在上个月(2007年11月)，在美国安纳波利斯举行的巴以和平会议被视作几方争取和平的又一次失败的尝试。

　　典型的地中海气候给以色列的冬天带来了相对的湿润与温暖，忽晴忽雨。飘忽不定而总体宜人的感觉和远在8000英里之外的美国加州有几分神似。

　　这里正是硅谷火种在全球最好的承接者与复制者之一。以色列，这个面积仅2.2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将近700万的沙漠中小国，人均GDP在2007年已逾2万美元，最近十多年来其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尤为引人瞩目，在电信、IT、生命科学等多产业领域涌现出一批具有拥有领先技术与产品的新兴公司。现在，以色列是美国之外在纳斯达克拥有最多上市公司的国家，出口的产品超过一半都是高科技产品。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常年追踪高科技创新与创业的安娜李·萨克瑟尼安教授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曾说，犹太移民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他们频繁在两个国家之间的穿梭，硅谷、波士顿128号高速路技术园的经验模式与文化也随之在以移植、落地，以色列从而形成和硅谷互补的产业集群。

　　“技术移民”、“商业移民”的洄游效应只是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原因之一。到访以色列的人们很容易发现，是以色列国的政策支持、社会资源、人民禀赋等多层面的要素，综合发酵出了这个国家的创新势能。

　　如果把1993年当作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兴起的元年(那一年以色列政府启动意在鼓励发展风险投资产业的Yozma计划)，以色列政府所设计的——以美国来源为主的VC资金结合本地创业精神、技术资源——的道路已走过将近15年。而2008年，还是以色列建国60周年。

　　在这个时点，当《中国企业家》实地探访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时，记者感受到的，除了以色列人对过去15年经验一以贯之的骄傲与自豪，还有以色列商界内部对接下来的15、20年的某种思虑与不安：以色列公司注定了就是创建、长大然后被美国大公司买走的命运吗？同样是高科技小国，芬兰和瑞典可以托起一系列全球知名的消费品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创建出以色列的“诺基亚”？高科技产业到底将在以色列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它会促进以色列社会内部各种力量的融合与共生，还是成为加剧贫富差距、令少数创业者与VC独肥而无益于国家与人民总体利益的力量？

　　政府的角色

　　Oded Distel是以色列产业贸易与劳动部下负责国际投资的政府官员，也是以色列政府于2006年6月为促进水产业发展而启动的“NEWTech”项目的负责人。据他说，他日常工作50%的时间周旋于以色列院校、本地企业、VC和跨国公司之间，加强水产业的相关信息在院校、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交流；另一半时间则做一件事——帮助以色列的水技术寻找与开拓全球市场。

　　“我们主要是为新兴的水技术提供一个创新平台，比如说某项技术可能因为有市场风险，VC不愿投，我们就想办法促使院校和企业共同投入R＆D，然后支持它率先在本地市场展开应用，有了相关经验后再推往全球。”Oded解释说，“只要是有关水技术开发的一切，任何人都可以凭着他的一个想法来找我们，不用什么商业计划书，我们有委员会对他的想法或技术进行评估，评估时最主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市场’。由于以色列本地市场很小，所以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思考。”2006年，以色列水技术出口额为8亿美元，2007年上升为11亿美元，以政府希望这个数字在2008年能达到20亿美元。

　　NEWTech项目只是以色列政府积极介入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小小例子。

　　以色列政府早于1973年就在产业贸易与劳动部下成立了“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简称“OCS”)以鼓励与促进企业研发，并且于1984年通过鼓励产业研发的法律。以色列高科技界最知名的传奇人物、曾经的创业者、现在的风险投资家Yossi Vardi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70年代起，以色列开始意识到高科技立国的意义，“这是从国防领域开始的。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下令对以色列实行军事产品禁运，这使我们意识到，必须发展与拥有自己的技术与产业。这是像我们这样国土有限、资源缺乏的小国的求生必需。”

　　但在1970、1980年代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政府促进科技发展的意图并没有对以色列社会与人民产生普遍的激励作用，只停留在国防军工等少数领域。当时整个社会体系与文化并不支持个人创业与创新。RAD数据通信公司创始人、董事长Zohar Zisapel于1981年离开军队里的高级职位与其兄弟开始创业时，“我周围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疯了，他们不明白我在做什么。当时以色列人既不会给小公司打工，创业者也拿不到钱——没有VC，银行也不会借钱给我们。”Zisapel对《中国企业家》说，80年代的以色列经济被控制在几个大的控股集团里，它们有的属于银行，有的直属于政府，有的属于工会，“那时的以色列社会不是像现在这样开放的经济体，而是中央集权。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体制下，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所幸那样一个体系随着以色列国有企业私有化、银行不再被允许持有企业股权等一系列进程逐渐瓦解。

　　1990年代初，各种要素风云际会推动以色列真正进入一个创业创新的社会。其中一大变量便是前苏联解体后，从前苏联涌进来的一批犹太技术移民。这批移民以及以色列国内原来大量的技术人才往往极具技术天份却缺乏创业资金与商业技能，针对此，“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下很快成立了非盈利目的的“技术孵化器”项目，专门为技术创业者提供从资金到商业建议、管理团队、办公地点与设施，以及寻求私募的一系列服务。现在该项目在全国各地拥有24个孵化器，运行着200多个项目，每年总投入3500万美金。每个项目85%的预算资金由政府出，其余资金与资源则来源于个人捐赠、院校、地方政府与知名企业家。一般来讲，孵化器与创业者、项目管理团队依据20%、70%、10%的比例在项目中持股，此外，孵化器会根据最终的销售额来提取3%的佣金，再返回用于孵化器的运营中。

　　“我们是带创业者进入商业的‘真实世界’的人，”该孵化器现任负责人Rina Pridor说，“孵化器的一大功能是去帮助创业者明确市场需求在哪里。”和前文所写的NEWTech项目一样，孵化器主持者对项目的遴选与监控同样是强烈的出口导向，基本上，只有那些有海外市场前景的产品与技术，才有可能入围。据统计，该孵化器成功率约为一半。所谓的“成功”，即是项目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私募、从而孵化器退出。Pridor称，从2002年至今，在380个项目从该孵化器中“毕业”，207个企业项目融资额超过10万美金。

　　政府挑头并投入资金、吸引市场化资金进入与之风险共担、一旦盈利后政府资金撤出的思路，贯穿在以色列政府扶植高科技产业的方方面面。历史性的Yozma计划是这一思路在VC产业里的体现。政府独资成立Yozma风险投资公司，并寻求与市场化VC的合资合作，从而带动了更多资本流入以色列境内，以色列的VC产业自1993年后一跃而升。

　　所有到访以色列、特别是受政府部门邀请到访以色列的人，都对以色列政府在该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进程中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印象深刻，甚至会产生一个感觉，以色列高科技二三十年的发展，是在政府的一手规划、推动下促成的。难道就像岛国新加坡，这个中东小国的经济发展方向、模式与进程也同样由强势政府一手主导？

　　如果方向选择对、政府够清廉与效率，“小国＋强政府”倒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是这样的吗？

　　一切创新归功于人民

　　“哈，政府也许是想借机给自己添点光彩吧！”已届58岁、但身上仍带年轻创业者一般的活力、身着牛仔裤的Zohar Zisapel这样说，他可不同意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成功是源于政府的远见与推动。

　　“政府是做了些好事，比如建立OCS和Yozma，但是它们并不是(高科技产业)这事的发起人和创立者。OCS现在的支持重心是小公司，但这在80年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当时OCS大部分钱主要投向大公司，小公司很难从OCS那儿争取到钱。事实上，是一些VC先到以色列来，逐渐推动了一些公司上市，然后政府才有了Yozma计划，加速引进VC进入以色列。政府永远是这样的，它们不会是‘创业者’、‘企业家’，打第一枪的人。”Zisapel不忘幽默一句，“也许在中国，它们是。”

　　Zisapel说，“以色列人骨子里就是企业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比他人做得更好。”

　　和Zisapel一样，Yossi Vardi也更愿意将以色列今天的高科技繁荣归功于以色列人民自身。Vardi是比Zisapel更早白手起家的人。早在1969年、他26岁时，Vardi便创建了以色列最早的软件公司，后来又陆续创办过一些能源公司、高科技公司，直到1996年，他投资创建了后来发明ICQ的Mirabilis公司，这成为他创业和投资史上的一大亮点。

　　“是文化与精神而不是知识与技术决定了以色列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技术对于高科技产业是很重要，但是你看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技术也不差，但那儿的企业家精神跟这儿相比则完全是两回事。犹太文化本质里有对卓越、成功、冒险的渴望，以及对独立的向往，这就是企业家精神，而它跟互联网精神特别契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能看到上千家互联网公司而在其它国家不一定看得到。”Vardi对《中国企业家》说。

　　Zisapel说，美国人也很富有企业家精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相当一部分创业者其实是移民或者移民后代，大部分美国本地人还是在为大公司打工。他笑着说，“如果你去美国，你会发现美国人开车还是比较守规则、速度稳定，交通状况也不错，而以色列人开车……”哈，Zisapel说得没错。在以色列采访期间，借着一个偶然机会记者搭上了一个普通以色列人的私家车。那个以色列小伙子对限速与红灯的毫不在意、与同路车辆相互抢道甚至彼此咒骂，其状之“疯狂”令人不免瞠目。

　　由于耶路撒冷浓重的宗教色彩，耶城始终是个独特而坚硬的存在；而特拉维夫的国际化氛围也许会令你一时觉得以色列不过是欧美西方社会的一部分。但是错了，犹太人虽跟一般西方人一样拥有理性、冷静、重契约的气质，但又有后者不具备的灵活性与应变能力，以及他们基因中那种永远在挑战极限、追求完美的冲动。后两者的叠加使得犹太人在各个领域都时时成为规则的重订者、先锋前沿的探索者(一句题外话是，率先对破坏性创新的“企业家精神”进行研究与表述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正是个犹太人。)。

　　VC公司JVP的执行合伙人Erel N.Margalit认为，犹太人从某种程度上是“文化变色龙”，不像欧洲人那样保守而顽固，而是应时而变。他对《中国企业家》说，上世纪80年代一批美国公司选择到以色列来开设研发机构，也带来了美国的公司管理文化。这对以色列社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启蒙和感染，为以色列社会在90年代的创业潮铺垫了某种基础。

　　在说到以色列的高科技创业浪潮是如何形成时，Zisapel和Vardi都当仁不让地指出，其中一大关键点是他们这些标志性创业家的成功，这极大鼓舞了其他以色列人紧随而来。比如1991年RAD数据通信集团第一家公司的上市、1998年Vardi把Mirabilis在创建仅19个月后以4亿美元价格卖给AOL——这些都是当时以色列高科技界令人瞩目的大事件。

　　是的，即便同为企业家、创业者，中国人的个性与风格还是相对内敛很多，而像Zisapel和Vardi这样的以色列企业家，却毫不遮掩“我的风格与价值难以替代、我走我路”的商业性格。

　　Zisapel介绍，他创立的RAD集团既有别于常见的控股集团公司、亦不同于VC，一方面集团和下面的公司不存在紧密的战略与管理关系，每家子公司高度独立运作，另一方面它也不像VC那样拿着钱到市场上去找创意与商业计划，而是关注与扶植集团内部的新商机与创业，并且会给每家子公司提供行政、法律、销售等一系列服务平台。

　　“很多公司想模仿我们的模式，都失败了。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是我们取得成功。我和我的兄弟(RAD另一个创始人)之所以选择这种模式不过是在跟随我们的天性。你必须做你喜欢和擅长的事。我很难说我会投资什么，我只能说我不会做什么，那就是我绝不会做与别人、其他VC一样的事情，人家觉得好，都在讨论的热点行业、热点地区，我就不做、不跟随，好的创意于我而言是别人没有想到过的。”

　　和Zisapel半艺术气质相比，Vardi更像一个不修边幅的老头。这个老头看上去随和随便，而稍加交谈便知其个性同样突出而坚硬。迄今为止他已投了60多家公司，数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现在聚焦在互联网与移 动互动应用领域。这是一个自称厌恶PPT与商业计划书的投资家，“那些对我来说都没什么意义，天才是最重要的资源，”他说，“这也是为什么我只在以色列投资的原因之一，这里像一个小村庄，有人会向我推荐天才人选，而我也方便求证。这是我作投资时惟一会做的事情。”

　　今年已65岁的Vardi喜欢跟各种来源的、有专长与创意的年轻人混在一起。在记者刚刚落座开始采访时，他便提出，“嘿，明天晚上我跟一群Geeks(注：一般指对IT、科技怀抱热情、并且很愿意奉献，帮助他人的电脑玩家)在一个车库有聚会，你们感兴趣吗？这些人都有一些打破常规的想法和做法，有时周围的人甚至看不明白他们在干嘛。得提醒一下，那可不是什么优雅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