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去达沃斯

　　在达沃斯的通勤大巴上或酒店里，与他人巧遇并自由交谈本身就有价值

　　-约翰·加普(John Gapper) 文

　　每年这个时候，2500名左右的商界人士、政界人士、艺术家以及刚刚被冠以“全球领袖”头衔的人，外加1万名左右的后援团队、记者和随从，会登上瑞士的某座山峰。

　　去达沃斯听起来就像去度假。但实际上，这与游览水疗胜地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与会者必须早早起床赶赴早餐讨论会，白天他们还要在雪地中一路跋涉到接下来的会议地点。这样的“度假”，时不时会让人想起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感觉。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劳神费力地来这里？

　　东拼西凑的与会者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始于1971年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是一项难以置信的活动。达沃斯既是一个谈论工作的地方，又是一个全球政策论坛；既是聚会和晚宴的场所，又是逃离办公室的借口。它已经成为政治与商业日程上的固定节目。

　　如果达沃斯年会从来都不曾存在过，也没有人会觉得迫切需要发明这种东西。不过，既然达沃斯的发明者是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而这位仁兄本人就是位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物，因此达沃斯年会的名声和影响也一直在稳步增长。直至数年前，达沃斯年会变得如此出名，以至于被反全球化的抗议者们指责为全球化精英的论坛。

　　从那时起，老谋深算的施瓦布开始邀请一些他的批评者参加聚会，加上中国和印度逐步崛起为全球贸易的明显受益者，关于达沃斯的争议已有所消退。世界经济论坛则逐步发展为一个年度的智库会议和地区经济峰会的组织者。

　　从表面上看，作为经济学家和前商学院教授的施瓦布没有理由能请到以下这些人物：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美国前副总统及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戈尔(Al Gore)以及爱尔兰摇滚巨星和活动家波诺(Bono)。所有的这些人都会到达沃斯来参加今年的年会。

　　与其他组织了各自类似于达沃斯的活动的人相比，无论是作为政治明星的魅力，或是在金融界的影响，施瓦布都不及他们。比尔·克林顿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克林顿全球倡议大会”(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于每年秋天在纽约召开。另一位则是金融家兼慈善家迈克·米尔肯，他的米尔肯研究所(Milken Institute)会议于春季在洛杉矶召开。

　　但今年70岁的施瓦布仍是一位劲敌。他把智力与娴熟的逢迎技巧和作秀功夫结合在一起，这种方法获得了成功。他深谙不断制造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实际意义的活动的必要性，并且通过邀请名单的安排来达到上述效果。

　　不过，就连施瓦布也无法制造奇迹。达沃斯的与会者可以说是东拼西凑。科技公司的领袖们，例如谷歌(Google)的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会到场，但大型媒体集团的领袖们则很少参与。制药业的老板们会现身，但其他产业的人则踪影罕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