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IMF新决定通过表示遗憾

　　本报记者 郭凤琳 北京报道

　　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葛华勇，日前就该组织通过《对成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答记者问时表示，由于拥有大量投票权的少数发达国家和基金组织管理层的推动，新决定还是获得了通过，他对此感到遗憾。

　　与1977年《汇率政策监督决定》相比，葛华勇说，新决定更加突出对成员国汇率政策的监督，针对汇率水平变动因素的指标更加具体。如新决定中引入了“汇率根本性失衡”的概念和“大规模、长期的经常账户赤字或盈余”等指标，都是为此服务的。

　　葛华勇表示，过去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发生的最重要变化是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调整以及科技进步等，基金组织的监督应立足于这些基础性变化，以新的思维方式讨论

汇率在经济中的作用，并且把对汇率的监督置于这一整体框架之下；其次，基金组织的监督应把握好外部稳定与内部稳定的关系，任何国家制定和实施经济、金融和货币等政策时，都要首先考虑内部稳定，并以此促进外部稳定，以牺牲内部稳定为代价而实现外部稳定是不可持久的，实现“系统性稳定”的最有效和可行的方式应当是促进与内部稳定相一致的外部稳定；再次，新决定引入的概念和指标应清晰准确，否则会引起许多争议，也容易被误用，这方面的情况还远不能令人满意。

　　他认为，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决定，实施中可能会带来以下问题：一方面，由于对一些重要问题和基本概念存在认识上的不一致，可能导致对政策的评估和政策建议的认同出现较大差异，特别是如果使用不严谨、非公认的概念和方法，基金组织的信誉和监督作用将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新决定下实施的监督会使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承受更多压力，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不大，监督的公平性未能体现。如果从世界经济格局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对全球“系统性稳定”有关键影响的，主要是发行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新决定中没有体现各国事实上对“系统性稳定”影响力的差别，使基金组织可能在实践中对监督有系统性影响的、发行国际储备货币国家重视不够。

　　葛华勇称，中国愿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与基金组织开展合作，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三项原则继续推进中国的汇率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