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提案背后的府院不同调

　　陈之罡

　　汇率调整不是解决贸易逆差的办法，美国政府对此并非不清楚。美国财长保尔森的中国事务特使霍尔默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就减少贸易逆差来说，其他方法，尤其是贸易均衡增长，可能比汇率调整更有效

　　美国国会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有“挫折感”，但也了解保持两国关系处于正确方向上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包括保尔森在内的美财政部高级官员都花了大量时间与国会议员交流

　　中美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结束才3周，美国参议院几位重量级议员就提出新提案，再度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发难，这显然令美国政府尴尬。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的中国事务特使、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方主管官员霍尔默日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则对于刚刚结束的本轮对话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美方对此次对话是满意的，认为得到了保尔森在会前期望获得的“切实成果”。

　　尽管美方官员认为

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中美贸易矛盾中仅具象征意义，对于解决美方的逆差作用有限，但美国国会在这一问题上不可理喻的顽固态度，却让两国经贸关系日渐滑向一个难解的困境。

　　美府院评价对话态度迥异

　　霍尔默说，美方是从3个不同角度来理解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性的：首先，考虑到参与对话的官员之多、层级之高、议题之广泛，对话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没有先例的。对话为两国高级官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了就各种议题交换看法的极好机会，是极具建设性的。

　　其次，中美双方对于中国的改革原则和长期目标没有分歧，而评估对话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是中国能不能因为对话而加快经济改革步伐。美方认为对话取得了这样的效果。

　　此外，如保尔森所说，对话对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路标”作用。对话不只是一年两次的活动，还试图在整体上创造一个环境，以在长远范围内达成持续的、实质性的成果。美方很高兴地看到，对话前后中方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

　　但是，美国国会并不像霍尔默那样对此次对话感到满意。一位美国前贸易官员针对霍尔默的看法表示：“要知道美方是否满意还太早，但可以有把握地认定：这次对话没有消除国会对美中贸易或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焦虑。”

　　美国制造业协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米尔斯也持同样看法。她说，两国多个部门的高层官员坐下来，就很多议题进行交流，的确很有效果，但对话成果并没有令美国国会满意，尤其是在汇率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

　　美国参议员舒默就是这些不满的声音中最响亮的一个。目前是民主党在参议院第三号人物的舒默，是13日参议院人民币汇率新提案的主要推手。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结束当天，他就发表声明说：“很多年来，我们听到了给予美国金融机构更大市场准入(空间)的含糊保证，但它们在中国却似乎很少变成现实。”

　　令舒默不满的一个主要由头，正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声明中，他指责白宫在推动

人民币升值方面不力，说：“白宫的新闻稿中有一处明显的遗漏：8个字母的词：currency(货币)。”

　　美政府并不放过汇率问题

　　实际上，白宫从来没有放过人民币汇率问题。对话期间，美国总统布什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后就对媒体表示，他在会见中强调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正在非常密切地观察中国是否会让人民币升值”。

　　布什当时说：“在我们表示非常珍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的同时，(去年)233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必须得到解决。解决办法之一就是货币重估。”2330亿美元是美方统计得出的去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中方数据为约1400亿美元。

　　其实，汇率调整不是解决贸易逆差的办法，美国政府对此并非不清楚。霍尔默接受本报采访时就承认，就减少贸易逆差来说，其他方法，尤其是贸易均衡增长，可能比汇率调整更有效。

　　但霍尔默强调，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变化，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标志”，并且的确将对美国制造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这一议题在美方的议程上占有重要位置。

　　正因如此，霍尔默表示，此次对话的不足之处有二：一是人民币没有得到显著升值；另一个是在金融服务业方面，外国金融服务公司在中国同类公司中持有的股份比例限制的问题没有得到关注。美方对此感到失望。

　　霍尔默说，这是两个美方将继续努力的领域。他说，美方很高兴看到中方为解决这些问题正在采取适度而积极的步骤，包括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但他也强调，重要的是中方能持续﹑长期地使用目前扩大的浮动区间。

　　美国会内部亦存分歧

　　即便在美国国会，也并非所有议员都持与舒默同样的态度。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的两位联席主席就都认为，国会更关注的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其次才是人民币汇率问题。

　　联席主席之一拉森对本报记者说，如果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不持续改进，美国在华的投资就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美国就无法继续在中国投资。至于

汇率改革，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并与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紧密相连。

　　拉森说，美国的巨额对华贸易逆差以及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是众多因素造成的，汇率只是其中之一，“并不比其他因素更加重要”。

　　拉森来自美国最依赖对外贸易的华盛顿州，他对一些制裁中国的贸易提案不予支持。他说，国会应小心处理这些提案，任何贸易战对美国的经济都没有帮助。

　　但他承认，并不是其他所有国会议员的选区都像他的选区一样，与中国有着“充满活力、强劲”的经贸往来。因此，议员们对于对华贸易的态度千差万别。有些选区的确受到对华贸易的很大冲击，他很难预测那些针对中国的贸易提案会走多远，而且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必定是热门议题。

　　另一位联席主席科克则说，针对中国的贸易提案能否在国会通过，取决于美中经贸关系将来的发展，如果不能取得进展，很可能出现双方都不乐见的结果。

　　“我们想和中国做朋友，因此(两国关系)仍然取决于中国。”科克这样说。

　　对话机制有利有弊？

　　但问题是，中国还要做多少，才能和美国或者说美国国会成为朋友？

　　类似疑问正在引发对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另类思考。前述美国前贸易官员就对本报记者说，他认为这一对话机制可能对两国经贸关系造成与其出发点相反的效果。

　　他说，两国贸易的不平衡主要是两国国内因素所致，但这种高规格、大规模的对话，反而使得美国国会更关注两国的贸易问题，而不去关注背后美国国内的问题。

　　但这位前官员的看法并未得到广泛认同。拉森就表示异议说，中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市场，两国“需要这种持续、进行中的对话和讨论”。

　　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也直言，即使没有这一对话机制，国会也一直在高度关注中美经贸问题，而对话才可以使得双方关系走向平稳，并迫使国会无论考虑什么提案，都必须是建设性的﹑与世贸组织规定一致的。

　　这位官员说，国会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有“挫折感”，但也了解保持两国关系处于正确方向上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包括保尔森在内的美财政部高级官员都花了大量时间与国会议员交流，向他们解释财政部的想法及对话的重要性。

　　他说，国会反映了美国选民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美方选择在国会会期中举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原因——吴仪副总理及其他中方官员可同美国国会议员会面，这样，中国官员可以直接听到美国国会的观点，美国国会也能直接听到中方的观点，“这非常非常重要”。

　　这位官员乐观地表示：“我认为国会有一定的耐心，而且国会对保尔森及对话机制都有很强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