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的冷漠：气候变暖逼出百亿美元排放权市场

　　王慧卿

　　目前，排放权交易在国际市场发展迅猛。据世界银行估算，2008至2012年全球每年的碳排放配额需求量将达到7亿到13亿吨。如此大的排放量形成了一个年交易额上百亿美元的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德国试图让全世界就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的做法达成一致；美国则不喜欢欧洲人希望世界签署严格的减排目标这个计划，反而提出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分别进行谈判；环境保护论者批评美国在减排问题上避重就轻。这种格局正类似于美国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时的样子。

　　商界的态度变化

　　然而仅凭这个就断定一切都没有变化，那就错了。在过去六年中，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商界的态度。

　　直到前段时间，商界还对气候变化有着消极的态度。气候变化这个概念暗示着工业损害了地球，因此也应当为此负责。由于企业界看不到所谓的它们造成的伤害，因此大多数企业都倾向于认为气候并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情况不再是这样了。近期商界人士竞相显示自己是绿色环保者。这部分是因为美国政界对气候变化的态度迅速改变。美国国会已经就此提出了5个法案，预计还有更多的法案即将出台。加利福尼亚州已经在减排问题上走在前面，其他一些州也打算仿效。而对企业来说，只有支持减排法案，才能在具体法规制定中拥有发言权。因此，显示自己环保是非常有必要的。

　　道德和经济压力交织

　　是什么推动了商界态度的转变呢？首先是道德压力。由于科学证据、“卡特里娜”飓风、欧洲酷暑、戈尔的警告和北极熊被饿死，对抗全球变暖才在名人支持下兴起。

　　其次是经济压力。政府日益接受应对碳排放收费的概念，对能源安全的担忧也促使政策向有利于气候变化的方向转化。很多国家希望减少对中东和俄罗斯油气资源的依赖，这意味着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增加国内能源供给。后者除了开发煤炭资源外，就是依赖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了。

　　道德和经济压力交织，促使企业进行清洁能源投资。不过，企业界并不是单单因为害怕而转向环保。清洁能源意味着新技术，以及新的盈利机会。要更好地把握控制碳排放的未来，商界需要的不仅仅是与环保人士的合影：他们需要向清洁能源技术投资。

　　投资空间还是有的。2003年，美国电力行业(全世界最大的污染源)对清洁能源研发的投入占收入之比，比

　　根据新能源融资公司(New Energy Finance，研究机构)提供的数据，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生物燃料和低碳技术的投资已经从2004年的280亿美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710亿美元。清洁能源公司的股价也在飙升。硅谷的风险投资正涌入这个行业，坚信他们能描绘出革命式的新技术图景，降低能源价格，并且对能源行业的新发展负有当初扶持软件业发展那样的责任。

　　风险投资家热捧新能源

　　能源已经成为风险投资家和大学热捧的新领域。麻省理工学院校长Susan Hockfield创立了“能源动议”，促进替代能源、能源储藏和净化传统能源利用的研究。在过去5年中，研修能源相关课程的学生增加了两倍。

　　GE、西门子等公司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已经显示出商业机会。他们出售发电设备、飞行器和火车发动机。而要求企业采用清洁能源的规定意味着资本品的更换速度加快，从而让设备生产企业获利。

　　大型设备购买者也日益认识到，虽然气候变化提高了它们的成本，但是也会带来新的机会——新的市场，新的技术，新的业务和新的利润增长点。如果碳排放控制收紧，那么对此做好准备的企业将会快速发展。在电力行业就意味着大量投资核电等可再生能源的企业将会发展，而依赖煤电的企业会遭受打击。而在石油行业，热心可再生能源的BP等公司将会受益，而埃克森美孚则会受损。在汽车行业，生产节能型车的公司如丰田，则会比

　　随着每一次飓风席卷美国，美国采用配额分配和交易制度的可能性都在增加。而对碳排放的直接控制，比如设立汽车燃料效能标准等，在全世界都在加强。然而碳排放量仍在增加。如果要稳定碳排放总量，就必须向碳排放收费，或者建立促进清洁能源使用的机制，或者两者同时进行；要提高碳排放收费，或者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配额制度，或者两者同时进行。如果这样的话，清洁能源投资的收益就会进一步上升，那么现在已经投资的企业就会走在前列。

　　如果更多企业像GE和BP那样投资于清洁能源技术，那么清洁能源的成本也会降低。一瓦特光电的价格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20美元左右，降低到了2004年的2.7美元。风能的价格也从上世纪70年代的每千瓦时2美元，降低到现在的5至8美分。煤电的价格是每千瓦时2到4美分。更多的投资将会进一步降低价格；而且，随着差价的降低，从污染能源转向清洁能源的成本也会下降。

　　然而，商界对清洁能源的热情依然脆弱，太多因素能够击碎这些热情。比如，

　　排放权的商品化

　　政府鼓励清洁能源投资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污染企业为二氧化碳排放缴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研究显示，对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收20美元到50美元的费用，就能在本世纪末前，把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安全范围内。若按50美元/吨收费，美国汽油价格将会上升约15%，电价约会上升35%——这与近期的价格相比并不难以接受。IPCC认为，把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大概让全球经济增长每年放慢0.1%。

　　对碳排放收费可以通过税收的方式进行，也可以延续欧洲在签署《京都议定书》后所采用的配额分配与交易制度。税收可以让企业在投资前明确知道成本，但是税收这个词无论在商界还是政界都不受欢迎。而配额分配与交易制度也能够起作用，但是价格要定得能够影响商业决策。而欧洲现在的配额价格变动剧烈，而且也没有高到足以影响投资模式。

　　目前这种制度在欧洲已经相当成熟。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同时为全球创造出了一种新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权(也称“碳排放权”)。碳排放权自出现后迅速实现了商品化。在《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中，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发展最快。欧盟在2005年1月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根据这一机制，企业每年从本国政府获得一定的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如果当年排放量超出配额或低于配额，企业则可以从市场上购买或卖出配额。

　　除在获得配额的企业之间交易外，企业还有另外的途径获取配额。《京都议定书》为签字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获取配额的“灵活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DM)，主要内容是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既符合可持续发展政策要求、又产生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投资，由此换取项目所产生的部分或全部减排额度。

　　目前，排放权交易在国际市场发展迅猛。据世界银行估算，2008至2012年全球每年的碳排放配额需求量将达到7亿到13亿吨。如此大的排放量形成了一个年交易额上百亿美元的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但是单靠欧洲不能拯救整个星球。美国在减排中起着重要作用，不仅仅因为它是最大的碳排放国，而且因为没有美国的参与，其他碳排放大国也不会积极行动。由于美国不受《京都议定书》的约束，CDM项目的合作市场已经成为买方市场，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尽量压低价格。

　　对抗气候变化最大的好消息是，商界已经正式开始投资于清洁能源。但是只有在政府对碳排放收费之后，这种投资才能蓬勃发展。

　　碳排放大户已经开始把配额价格纳入了投资决策，因此风能和太阳能的利用得到了很大的促进。可再生电力的价格正快速下降，交通业则在加紧投资能够使用生物燃料的汽车和电力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