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日战争 四十年祭

　　本报评论员 刘波

　　本周适逢1967年中东战争 (也称“六日战争”)爆发四十周年，这个特殊的时刻再度引发人们对久拖不决的阿以冲突进行历史反思。在多次阿以战争中，“六日战争”可以说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这场闪电战使美国成为以色列的坚定盟友，使中东各国力量对比的天平发生了巨大倾斜，从而重塑了中东乃至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

　　在评价“六日战争”的历史影响时，今天的人们往往强调它促进和提升地区稳定的一面。这一观点的要点是，在1967年战争爆发之前，阿拉伯国家的主要目的是消灭以色列，把局势恢复到1948年之前的状况。但1967年战争的结果却是，不得不接受以色列的存在，并把政治目标降格为恢复到1967年之前的状态。

　　这似乎给和平的实现铺平了道路。后来埃及和约旦分别在美国调解下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似乎也为1967年战争是“和平催化剂”的判断提供了论据。

　　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冲突的局部解决。在某种意义上而言，1967年战争是一场尚未结束的战争。交战期间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等阿拉伯土地的占领，仍是目前阿以冲突的症结所在。而且上述观点忽视了“六日战争”所带来的两个更加严重的后果，即巴以冲突的加剧，以及伊斯兰世界极端主义的崛起。这两个趋势正在使中东地区乃至世界陷入更加不稳定的境地。

　　首先从以色列的改变谈起。这场奇迹般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以色列的国民信心，一方面使许多以色列人相信维持武力威慑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另一方面信仰宗教的右翼犹太人更加相信在“应许之地”建国是上帝的意志，从而开始了向被占领土的移民运动。到了今天，被占领土上的45万犹太定居者，已经成为影响以色列政局举足轻重的力量，并足以阻挠任何和平协议的达成。

　　在巴勒斯坦方面，“六日战争”使巴勒斯坦民族运动脱离了阿拉伯联盟的羽翼，走向独立。1967年之前，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一直为埃及总统纳赛尔所掌控，但战争的失败让埃及信誉尽失。不久之后，阿拉法特就成为巴民族运动的独立领导人。从那之后巴勒斯坦人逐渐走上了舞台的中心。阿拉伯正规军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逐渐平息，巴勒斯坦武装和以色列的冲突却愈演愈烈，陷入了恶性暴力循环的境地。日复一日的暴力仇杀，让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们感到沮丧。

　　而“六日战争”对中东局势更为深远的影响，则是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的逐渐消解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1967年之前，以纳赛尔为代表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宣扬的是通过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的方式，“解放巴勒斯坦”并走上现代化道路。但战争的惨败使这一理论破产，在纳赛尔死后，没有人能再度举起阿拉伯团结的大旗。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解释——失败是因为阿拉伯人背弃了纯洁的宗教道路，开始在下层民众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在纳赛尔时代曾遭受严厉打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再度崛起，并为哈马斯和“基地组织”提供了精神支持。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阿以冲突中阿拉伯一方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明显。在这一过程中，哈马斯、真主党等难以预料、难以控制、意识形态偏狭、顽固的“非国家行为者”取代了古典的阿拉伯民族政权，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主要因素。以色列在1967年取得了大胜，但也有人认为，在政治影响力方面，过去40年里胜利的却是原教旨主义者。

　　与1967年的中东相比，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逐渐消解，今天的中东更加支离破碎，不同族群、教派之间的矛盾也更为激化，内战阴影笼罩在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六日战争”并不是中东和平的催化剂，反而是中东的巨大伤口。这个迟迟得不到包扎的伤口正在发脓、溃烂，释放各种偏见、仇恨与暴力。在政治家看来，“维持现状”可能是最容易、最保险的道路，但为中东的长久和平起见，根据“土地换和平”的国际共识解决1967年战争的后遗症，才是惟一正确的出路。而且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以放心地说，“六日战争”真正结束了。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