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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来，全球原油价格高居不下，一度冲破70美元大关，近期虽然有所回落，但油价仍维持在60美元以上，大大高于去年水平。剔除飓风的短期影响，主要产油国伊拉克、伊朗等地政局的不稳，未来原油生产仍存很大变数。从石油需求来看，全球经济的减缓并不如预期的严重，包括中国等的需求量不会减弱。高油价仍将维持下去。
德意志银行公布的石油调查报告，探讨了全球高油价对中国宏观经济以及重点行业所
造成的影响。本报对该报告的作者、德意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进行了独家专访，马骏博士认为，在60美元的价位附近，中国政府油价改革有相当的难度，中国限制油价的政策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他建议，中国政府应理顺下游价格传导机制。
《21世纪》：你估计未来几个月内国际石油价格会怎么走？未来一两年呢？
马骏：我估计，最后一个季度内石油价格仍将往上涨，未来几个月石油价格很可能高于60美元。我们的石油分析师预测明年的布伦特石油平均价格会在58美元左右，比原先估计的45美元要明显来得高。今年石油价格曾一度冲到了70美元大关，已经大大突破了人们的心理防线，使得人们对供求的判断比以前更为悲观。
估计今后一两年内油价会继续保持高位。从供给方面看，伊拉克政局不稳，伊朗的核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委内瑞拉全民公决造成的政治动荡，优尼科事件等，使得实际上对产能构成了较大的风险。而且即使短期内委内瑞拉的政局可恢复平静，优尼科事件也有望获得解决，OPEC的石油供给也不会有显著增长。从需求方面看，全球经济比预期要强。美国、日本、中国均比年初的预测要高。目前大部分经济学家已经把美国经济增长从年初的3%-3.5%修订为4%；而中国仍然不会出现令人担忧的硬着陆风险，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将达到8%-9%以上；在此情况下，石油需求不会减弱。
《21世纪》：在高油价的刺激下，会不会引发全球性的石油生产热潮？目前各石油生产国的产能或是炼制能力还有多大的提升空间，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马骏：炼油能力需要一定时间恢复，但相对来说，更大的约束因素来自原油供应的瓶颈。在上个世纪90年代，OPEC国家石油生产能力曾经一度相当过剩，但是目前情况却不一样，这些国家的石油生产能力基本饱和了，增产的前景至少几年内并不大。目前的勘探工作一直在进行，但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会有产能的提高。
《21世纪》：有人认为当前的高油价由非OECD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需求引起，也有人认为应该归罪于对冲基金，你的观点是什么？
马骏：中国的需求仅占7%，从这个静态意义上看，对全球石油需求影响并不大，但从动态来看，过去几年中国对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贡献有30%，今年虽降至20%左右，但仍是很大的数字，而今年美国对石油需求增长贡献只有10%左右。当然，其他地区对国际油价也有推动作用，应承认中国对全球石油需求增长有作用，但是也不能夸大它的作用。
对冲基金的作用更多的是短期性的，如果你看到几天内油价有较大的波动的话，很可能就是基金在推动油价上涨。但如果说3至5个月油价的持续上涨，应该是反映基本面的因素更多一些。对冲基金对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很难量化。
《21世纪》：正如你报告中所言，限制油价政策给一些行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那么你觉得中国的限制油价政策还能挺多久？会不会发生像东南亚某些国家那样最终被迫放弃油价补贴的政策？
马骏：目前中国的油价限制反映了来自至少农业、航空、出租三个用油行业的压力，三者均涉及很大的就业市场，国家必须考虑。农业更是政府需要重点考虑的，在粮价不涨的情况下，如果油价上涨，就违背了政府提高农民收入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油价限制政策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远远超过了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范围，它必须考虑到对方方面面的影响，如航空业是否能灵活执行燃油附加费，地方出租车定价是否会更有弹性，这些方面的配套政策都应该执行，这些问题并不是发改委一家就能解决的。
我估计中国限制油价的政策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只有当油价下跌时，政府才会比较容易处理这些事情。如当国际油价下跌时，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可以保持不变，这样可以缩小国内外的成品油差价，使国内公司向外出口的动力减小，也可以保存更多成品油在国内。另外，国外原油价格下跌后，国内炼油公司的利润会有所恢复，使它们更愿意生产成品油，在这种条件下，成品油价格的改革会比较容易。当然，在目前60美元的油价情况下，政府的改革还是有难度的。
《21世纪》：不少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应逐步改革石油补贴政策，但是大家并没有对具体的步骤给出一个评论，你可否谈谈，这些步骤应该怎么进行比较合适？最终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准？
马骏：最主要的问题是各行业政策的协调性与同步性，如出租车行业就应有比较自由的定价能力，在成品油价格调整的情况下，各地如果比较尊重市场机制来定价，就不会构成一个反对油价调整的利益集团；航空公司也是如此，如果燃油附加费要通过层层审批，拖延很长时日，对航空公司肯定是不利的。简单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要理顺下游的价格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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