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应增加贫国声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主席米歇尔·康德苏：

　　本报记者 刘波 北京报道

　　本月于河北香河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部长会议上，布雷顿森林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成为一时的热点论题。联合国改革已经引起全世界 关注，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于60年前成立的这两个机构，如何适应新的世界，履行稳定世界金融和货币市场的职能。

　　法国人米歇尔·康德苏也许是回答这些问题的最权威人选。他曾在1987年-2000年担任IMF主席长达13年，此前曾担任法兰西银行总裁。他在国际金融界属于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现依然在欧洲各国政府当中担任金融专家的角色。退休后的康德苏也更加关注贫困、发展、环境和文化问题，他还是英国首相布莱尔成立的援助非洲的“非洲委员会”委员。

　　近期康德苏受法国方面之约访问中国，并就世界金融问题、水资源保护、非洲未来和全球化等问题发表了多场演讲。10月25日，康德苏在下榻的酒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世界经济不平衡、亚洲经济发展、

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在游戏规则内改变

　　《21世纪》：作为IMF的前主席，根据你的工作经验，你对布雷顿森林机构目前的状况作何评价？

　　康德苏：尽管我从那一职位上退休已经好多年了，但我相信它们都是很好的机构，拥有最好的雇员和非常高的可信度，能够服务于全世界的利益。

　　但我的想法是，如果进行资本基础和管理方面的改革，它们可以变得更加有效，更能应对世界过去20年间发生的变化。在这20年间，包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崛起中国家地位迅速上升，因此尽最快速度在这些机构的资本基础中反映这一现状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完全不是说是为了改变什么，而只是遵守游戏规则，是这些机构的宪章所要求的。类似地，如果最贫困国家在这些机构中的发言权能够稍微增长的话，它们也将更信任这些机构。因此我认为，对它们进行改革将会使世界受益。

　　《21世纪》：你所称的资本基础方面的改革，具体是指什么？

　　康德苏：我相信近期非常重要的是这些机构重新审视和决定自己的资本基础，换用正式的说法，就是每个国家的“配额”。完成这一工作后，再对调整不同国家的发言权做出决定，我相信能够取得进展。而且我们应当利用这一机会，就是现在欧洲国家希望用一个声音说话。美国和欧洲可以在执行董事会各自保留一个席位，它们的利益完全可以通过很多助理、代表等得到体现。这样做的结果是将会有3或4个席位能够空出来，从而使崛起中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利益能够得到较好的体现。

　　《21世纪》：那么管理方面的改革呢？

　　康德苏：实际上就是要明确，到底是谁在这些机构中承担最终的政治责任。应当是这些机构内部的部门，而不是执行董事会上的代表。在这些机构中有不同层次的部门，如IMF的执行主席和世界银行行长，他们负责执行。我以IMF为例。其中有一个部长级的机构，是国际货币与财政委员会(IMFC)，各国部长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但会议的建议却是咨询性质，而非决定性质的。执行董事会却有部分决策权。

　　我的观点是应当扭转这一状况，做出这样的决定：执行董事会应当享有日常的执行权力，并对更加战略性的事务提供咨询，而把战略事务的决定权留给部长们。然后把国际货币与财政委员会变为决策机构，并改名为理事会(Council)。

　　这些安排早在1976年的IMF的牙买加协议中就已经做出，只是实施日期一直没有确定。现在形势已经成熟，是时候实施这些改革了。它可以和对执行董事会组成的改革同时进行，届时各国部长和公众舆论将知道IMF中到底是谁在做决定，全世界所有人都会感到IMF更好地代表了他们的声音，这将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欧美应当让出领导职位

　　《21世纪》：你认为还可以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

　　康德苏：另一个重大方面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应当放弃他们任命IMF的执行主席和世界银行行长的特权。这种安排没有在任何文件中写明，却是从60年前这些机构产生时就一直存在的。这样的状况持续太长了，现在已经不合理了。因此我相信这一特权应当放弃，他们的任命应当通过执行董事会的投票进行，我希望能够看到非美国也非欧洲的人领导这些机构。如果有一天一位中国人担任IMF主席，而一位拉美人领导世界银行，这样才更民主。

　　另外，G8是很重要的国际组织，但我们可以说G8只代表了世界的一半，一些重要的国家，如印度、中国、巴西和尼日利亚都没有加入。这样的状况应当改变。改变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开放大门给印度、中国，或者再加上巴西，然后关上大门。这实际上是不能使大家满意的。我认为应当将其开放给在IMF执行董事会拥有席位的24个国家，因为他们确实能够代表世界。或者可能比24个稍少一点，因为欧洲国家可能愿意用一个声音说话。

　　这些改革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革命性的，而是温和的建议，但考虑到世界的现实，它们确实也是非常雄心勃勃的。不论如何，世界将因此受益，因为这些机构将获得更大的合法性，而且崛起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机构中将感觉更舒服，更有家的感觉。

　　《21世纪》：美国一些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布雷顿森林机构的作用不应加强，而应削弱，你对这一观点如何看待？

　　康德苏：我完全不同意。这些人就是告诉中国“让你们的货币升值”的那些人，用他们开出的药方将带来灾难。需要改革的是这些机构的机制，从而使它们更加强化。如果有人要取消IMF和世界银行，总有一天他会发现，将不得不恢复它们。

　　世界经济不平衡应多边应对

　　《21世纪》：这样的改革如何和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问题协调一致来进行？

　　康德苏：我相信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证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如果要采取重大决定，你需要合法性和可信性程度最高的机构。选择G8不怎么合适，因为G8各国不能代表足够的声音。就像我刚才说的，在IMF得到改革后，你将会发现这里是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问题更好的地方。

　　但不论如何，即使我们没有开始这些改革，IMF仍然必须关注这些全球不平衡问题。我的判断是，应当邀请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和IMF坐在一起寻求合作的解决方案。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不论是美国、欧洲还是中国。世界经济不平衡部分表现在美国的巨额预算赤字上，如果美国不做出改变，就有可能触发世界经济大衰退，从而使中国也遭受损失。如果美国人说，这个问题要由中国人解决，通过他们所要求的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这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麻烦，因为中国会突然失去国际竞争力，而其影响会扩展到全世界，包括美国。所以各方都必须为解决问题做贡献，必须采取多边的方式。

　　《21世纪》：世界经济不平衡的诱因之一是保护主义的抬头，对于保护主义你有何看法？

　　康德苏：保护主义是世界每个国家所常见的，各国都会自发产生这一倾向。所以各国应当以一种合作精神来抵制这种倾向的抬头。12月将在香港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作为多哈发展议程的重要步骤，我希望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处在谈判的初期，但所有人都知道，各方都必须做出妥协，才能实现对所有人利益都最优化的决策。应当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保护主义，尤其是那种损害世界最贫穷国家的保护主义做法，包括农业补贴，虽然它在我的祖国法国根深蒂固。

　　东亚经济仍有问题

　　《21世纪》：你当时参与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你对目前这一地区经济恢复的状况和前景如何看待？

　　康德苏：我必须说，中国在那个时间发挥了很大作用，在那次危机中非常负责任，抵制了一些人呼吁人民币贬值的建议。那样做将预示着灾难，而中国明智地拒绝了建议，即使是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们的建议。

　　韩国、印尼、泰国等国受到直接损失最大，它们当时采取的改革措施确实带来了一些激变和困难，但当时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而其控制和解决的时间之快也是创下历史记录的。这些国家现在呈现积极的趋势，泰国和韩国的复苏都非常显著。但仍有一些问题，尤其是印尼。

　　关于中国经济，我看到政府也已经通过决定，现在是时间改变增长率至上的政策，并解决贫富不均、最贫困人口问题、城乡差距问题、沿海内地差距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我认为这都很重要，我相信如果朝着这些方向富有成效地前进，中国将会实现更和谐的发展。

　　《21世纪》：关于目前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你是否认为中国保持现状是有利的？

　　康德苏：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中国货币仍有很大的升值空间。我预见到中国像往常一样将会遵守自己的承诺，按照合理的步骤来继续使货币升值。这不只是因为做出了承诺，或者有来自国外的压力，而是因为

汇率改革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应当尽快实行最能反映市场力量的汇率。如果中国承担它的责任，美国提高储蓄率，减少预算赤字，欧洲和日本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加速发展，它们都将为解决一国所不能解决的经济问题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