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币的流星岁月

　　本报记者 李明三

　　汪敬虞老人今年88岁了。

　　他是湖北蕲春人，1937年那个夏天，就在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夜空的时候，他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梦想——如愿考上了国立武汉大学。但接下来的战争，却打断了他平静的读书生 活。

　　随着战事的吃紧，学校已无法正常上课了。在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里，汪曾北上保定从军，但部队却一路退到信阳；后来他又回到武汉，参加救亡运动，前后断断续续上了不到1个月的课。第二年4月19日，武汉大学西迁到四川乐山。汪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在那里，他依靠学校补贴的每月4元(法币)的伙食费，开始了紧紧巴巴的大学生活。

　　法币也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通行：根据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制定的《供给制标准》，这些生活费作如下分配：粮食2元，菜金9角，津贴1元。

　　也就是说，上至边区政府主席，下至一般的文书、勤杂人员和乡村干部，他们的生活费比国统区一个普通的在校大学生的伙食费还少1角钱。难怪汪敬虞说：“每月的伙食费上交学校后，还有一点盈余。”

　　围绕法币展开攻防

　　汪敬虞说这番话时，并没有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可怕。这主要得益于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稳定法币的政策。当时，法币不仅是国民政府金融制度的基础，还是对日经济斗争的重要武器。

　　为了把占领区的中国经济纳入日元区，日本人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竭尽全力向法币发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猛烈攻击，千方百计破坏中国作为近代民族国家必须具备的统一货币体系。他们一方面在占领区发行联银券、军用票、储备券等日系货币，取代法币；一方面又在上海金融市场抛售在战争中夺取的法币，兑换外币；同时大量伪造法币套购大后方的战略物资。

　　这些打击法币、夺取外汇的手段，对中国战时经济构成了很大威胁。以致于香港一位英国官员致函本国政府时说，战争的成败几乎取决于货币战，如果法币崩溃，日本会随意支配中国的贸易和经济。

　　面对日本人猖狂的货币战，国民政府想尽各种办法保持法币的坚挺，主要是维持法币的

汇率。1935年币制改革推出法币时，法定汇价是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无限制地供给，这一政策一直沿用到抗战初期。在货币战中，虽然国民政府实行外汇审查制度，但汇率仍保持不变。为此，从1938年6月开始，中国银行和英国汇丰银行投入了巨额外汇，进行市场操作以维持法币稳定。直到1939年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相对于美元和英镑的下跌，法币在上海市场上不跌反升。

　　在国民政府的努力下，直到1940年初期，法币大体上处于上升势头。在与日战区联银券、军用票的较量中，法币也始终处于上风，虽然日本强行压低法币对联银券的汇率，国民对法币的信用并未下降，法币在华北仍然通行，联银券在市场上无法获取物资。1939年3月日军禁止法币流通时，联银券应声狂跌了30至40%。

　　汇率的剧烈变动，从汪敬虞的一次坐黄包车经历中也是可见：他有一天早上坐黄包车出门办事，将手中的银元换成法币付车钱，晚上回来时再将法币兑成银元。“结果手中的钱还多了。不但车白坐了，还小赚了一笔。”他笑着说。

　　物价乱象初现

　　1940年3月，日本在南京建立汪精卫政权，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不管是日占区还是沦陷区，物价开始大幅上涨，民众生活日渐艰难，而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则在国民政府停发军饷之后，拒绝法币流通，代之以边币和各种抗币，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这一年，由于物价腾跃，原有薪水“不独不能瞻养家庭，个人生活也不能解决”，紧邻战区的湖南省开始普遍给

公务员加薪。县长月薪由156元涨到180元，县长秘书由70元加到90元，科长由原来的56至70元不等加到70至80元，一般科员拿35至45元，最低的雇员每月也拿到20至24元。

　　1938年确定的保甲制度这时在湖南各县得到普遍推行，各县保长的办公费，当年预算为每保5至8元，因为物价高涨，保务纷繁，不敷应用，每保增至5至10元；甲长也开始支取办公费，每月1至3元。

　　而在抗日根据地，除了每人每日供应1斤半粮食和4分至1角钱的菜金外，八路军参谋部给各机关部队规定的生活津贴是：最高一级的主席、参谋长、政委、局长等，每月5元，最低的勤杂人员和战士每月1元。当时在延安鲁艺任教的冼星海，每月可领到5元津贴，与一般工作人员每月1元2角的津贴相比，已经算是特别的优待了。

　　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室主任郑起东研究员测算，1940年法币尚未贬值，一法币相当于一银元，而当时的物价，每石米(约160斤)80元左右。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当时物价已初显乱象：湖南米价

行情在全国是最低的，政府收购价为20元／市石，市面交易价则为每石85元；四川物价最高，每石100元，重庆市面价达到240元。

　　生活随法币贬值

　　大后方的生活这时开始成为大问题了。

　　以昆明的西南联大为例，学生厨房的伙食标准，一般早上是稀粥就咸萝卜丝再加点花生豆；午餐和晚餐8人合吃，可吃到四个菜加米饭。但到1940年时，学生食堂的伙食供应就改为每天两顿饭了，而且经常是渗水发霉的黑米和见不到油盐的白水煮青菜。许多学生被迫休学，有的时断时续，甚至读了六七年才得以毕业。

　　汪敬虞就是其中一例，他前后读了6年大学，到1943年才毕业。他说：“大学期间搞坏了身体，没办法，中途休学了一年多，到重庆养病。”汪的大哥汪敬唐当时供职于重庆卫戍司令刘峙的部队，长驻重庆市区，为了给弟弟养病，他特意在江北的乡下安排了房屋。

　　鉴于“学生营养不足，影响健康至巨”，1940年5月，教育部专门发文，要求在每生10元至16元不等的基础上，再次提高膳食贷款，以保障“各地学生获得营养必需条件”为限。

　　教授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1940年以后，时局艰难，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教授的实际收入大幅下降。

　　以成都地区为例，从1940年1月到1942年6月，职工平均工资增长2至4倍，而物价则上涨10倍，大米上涨35倍，伙食费也由4元提高到100元。1941年上半年，一个教授平均月薪700元，相当于战前银元27圆，直线下降了12倍，仅及一个码头搬运工的水平，而当时月薪200元的青年教员，还不如一个扫马路的清道夫。

　　西南联大资深教授陈寅恪月支双俸(每月薪俸600元，学术研究补贴费1000元)，买不到两石(320斤)大米。由于法币的持续贬值，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西南联大即跟踪市场米价发放最基本的生活津贴，大致每位教授、讲师补助一石白米，权充五口之家的口粮。

　　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抗战中后期，法币开始走上崩溃之路。1941年，紧随政府的“田赋征实”政策，四川学校普遍开始“征收学米”制度：高小学生收米一斗，初小学生收米五升。

　　1943年，汪敬虞大学毕业时，他们的工资就不再以法币计价了，“你这个月得了几石米？”成了人们见面常用的问候语。汪当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到李庄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做学术研究，二是进重庆的中央银行。

　　“做研究，月薪是一石八斗米，进银行却能拿到五石米。”出于对做学问的偏爱，汪放弃了五石米的高薪，最终选择了师从巫宝三先生做社会的经济调查。作为回报，四年之后的1947年，他们的学术成果《中国国民所得》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年年底，面值100元以下的法币被人当废纸收购，每斤作价2000元，而旧报纸每斤售价是6000元。

　　8个月后，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法币，近代中国第一张统一货币，在短暂的辉煌过后，终于像流星一样消逝在历史的星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