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二氧化碳：利与弊的博弈

　　善于利用CDM(清洁发展机制)，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机遇。从长远看，当我们将大量温室气体减排额通过国际市场交易，变现为具有货币价值的财富时，不确定因素会使面临的环境治理压力和贸易摩擦压力越来越大。

　　伴随《京都议定书》的生效，CDM的影响正在逐步释放。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未来5年，它将给我国带来一个数十亿元的融资机会，目前上海已有2～3个CDM项目正在酝酿。

　　大市场

　　今年2月，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减排提供了三种灵活机制：联合履行、清洁发展机制和国际排污权交易。其中，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清洁发展机制，即CDM。

　　所谓清洁发展机制，是一种跨国的贸易-投资机制。发达国家为了避免高额削减成本，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在削减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既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又有助于产生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投资，换取投资项目所产生的部分或全部减排额度，作为履行减排义务的组成部分。

　　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必须在2008年至2012年间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据世界银行测算，发达国家通过CDM方式抵偿自己在公约中规定的减排份额，全球二氧化碳交易(简称“碳交易”)的需求量在这5年间预计为每年7亿～13亿吨，由此形成了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亿～650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贸易市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未来5年，每年碳交易量超过2亿吨，CDM潜在市场份额约占全球的一半，市场地位可以相当于石油市场中的沙特。清华大学清洁发展机制研究小组的研究表明，预计2005年

　　CDM项目将会使外国投资净增加19.6亿元，2010年达到39.4亿元。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帮助下，中国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项目已经开始实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企业对在华购买减排额度的热情很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甲烷回收和利用，已被确定为我国CDM项目的优先领域。截至7月13日，通过国家CDM审核理事会国内审批的项目有3个，一个是北京安定填埋场垃圾填埋气收集利用，一个是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以及南京天井洼垃圾填埋气发电，还有一批项目处在报批阶段。而上海至今还没CDM项目获得国家批准，目前正有2～3个项目酝酿申请。

　　大契机

　　不可否认，《京都议定书》生效，给我国带来了现实机遇。

　　CDM是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契机。引进符合我国产业政策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CDM项目，可使我国企业提前获得先进技术，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我国工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地要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从目前的各种预测看，我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源需求在31亿吨标准煤左右，其中煤炭约23亿吨。由此带来的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十分突出，我们最终都需要使用其它形式的能源，如太阳能、潮汐能、风能、生物能和小水电等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作为补充。积极引进CDM项目，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不会破坏气候的能量来源，还将相对减少能源使用可能带来的污染。

　　发展风能发电首当其冲。中国拥有长逾11万公里的连绵海岸线，具有丰富的风力资源。至2003年底，中国风力发电的总装机容量为567兆瓦，是全球第9位。目前，中国风电成本约在0.5元以上，随着中国风力发电装机的国产化和发电的规模化，风电成本可望再降。尽管近几年我国一直保持着50%左右的年增长速度，但无论是装备制造水平还是总装机容量，与欧美一些发达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过去5年间，全球的风能容量平均上升了32%。目前，德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000万千瓦。芬兰政府也十分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预计到2010年将风力发电能力增至500兆瓦。

　　上海在CDM项目方面有3个潜在的合作领域———工业企业的污染防治和循环经济领域，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领域，生态建设领域。

　　大挑战

　　从更长远目光看，CDM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机遇。对中国而言，不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规定只是暂时的。排放豁免权到期后，在排放总量的硬约束下，我国的减排压力肯定很大。市环保局有关专家表示，从发展趋势看，我国最终会成为

　　CDM净买方。我国是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大户。总量上，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预测表明，到2025年前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从排放强度看，我国重化工业发展快，能效低，温室气体排放有增无减，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较高。《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关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承诺期的谈判也即将展开，我国届时很有可能被要求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

　　因此，充分利用现在的豁免期，广泛开展清洁生产，尽快实现经济转型，是经济增长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最优选择。

　　中国在大力推进CDM项目的同时，至少有两方面问题需要考虑：一是价格问题；二是需求和能力问题。资料显示，在发达国家完成二氧化碳排放项目的成本，比在发展中国家高出5倍-20倍。目前工业化国家减排1吨二氧化碳需要上百美元，而其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CDM合作后，购买1吨二氧化碳，价格只需20美元左右。因此，我国在通过CDM进行环保融资时，价格制定应充分考虑未来的环保支出成本。

　　总体来说，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引进外资是弥补资本和技术缺口的重要手段。但如果我国的环境管制宽松，发达国家很可能会把钢铁等碳密集产品和高能耗、高排放项目向中国转移。这些按照现有排放标准生产的企业，在未来会极大地挤压其他企业的空间，制约中国整体经济发展规模。如果这些产业大规模转移进来，50年内不可能搬走。我们在第一个、第二个承诺期可以不履行《京都议定书》，但第三个承诺期到来时，我们就可能被这些投资“锁住”。如果把这些产业再转移出去，对就业、再就业和经济发展将有很大冲击。因此，我国应该主动提高自己的环境指标，引进项目要有选择性，统筹规划需求能力，为未来预留空间。

　　更应该看到，《京都议定书》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环境上的压力，更有未来国际市场竞争上的压力。目前《京都议定书》的签约国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国际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上建立了保护环境的游戏规则。只有节能、低污染的产品，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站住脚，在这方面，我国相关部门和企业，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需付出的努力也很大很大。

　　本报记者 宋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