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首次战略对话：重估双边关系及共同利益

　　本报记者 刘波

　　北京报道

　　对于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来说，北京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在布什的第一任期内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期间，他多次到访北京，进行关于WTO和其他贸易的谈判。

　　7月31日到达北京的佐利克肩负着新的使命：代表美国，和中国举行两国历史上的首次战略对话。7月31日，佐利克首先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双方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交换了对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的看法。8月1日，中美对话正式在佐利克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的带领下举行。

　　在8月2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佐利克说，“在和中国外交部的会谈中，我们试图把双边的经济关系放在战略框架中考虑，并有机会相互提出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交换意见，这对于更加紧密地在一起工作非常有帮助。”

　　佐利克表示，双方进行了非常开放的讨论，更好地理解了双方的意见，从而可以更好地解决分歧，“我们谈到了亚太和其他地区的问题、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经济发展问题、贸易问题、民主和人权问题”。

　　佐利克说，连续七任美国政府包括现届政府，对中国的态度都是使中国更好地参与到世界安全、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中。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WTO成员、《核不扩散条约》成员。现在的关键是，考虑美中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如何减少在寻求共同利益时候的代价，维持稳定的合作机制。这是这几天大家着手做的，相信在将来的几年里也有意义。

　　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新闻公告称，中美双方将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发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双方商定数月后在美国举行第二次战略对话。

　　机制本身意义胜过内容

　　此次战略对话是去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于智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敲定的。当时胡锦涛向布什提议将两国的高层对话经常化，布什表示赞同。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时进一步确定，由中国副外长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每年举行两次对话，在双方外交实现机制化方面，成为一个重大突破。佐利克表示，通过这样的对话，可以超越日常运作的限制，作更多的观点性的交流，使两国更好地理解相互之间的特殊利益。

　　美国不扩散研究中心东亚不扩散项目研究主任、蒙特雷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策研究所副教授袁劲东在接受本报记者越洋电话采访时表示，中美的首次会谈，不会解决很多特别具体的问题，而是对程序、做法和机制化等制度问题作进一步的确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姆·凯西在佐利克出发前曾表示，会谈“旨在以一种完整的方式进行利益评估，考虑关系双方利益的问题，并讨论如何最好地处理双方的分歧”。

　　袁劲东认为，在“9·１1”以后，两国在反恐和反核扩散问题上有了很好的合作，但另一方面两国经常性的高阶层会晤并不是太多，通常利用相互官员或共同参加国际会议的时机见面，并非定期的双边战略对话，而且还停留在就事论事阶段，而不是概括性的总体对话。例如，中美目前比较成制度的会谈是副外长级的关于安全和军控的磋商，但日期并非确定。国防上曾有过副部长级的高层对话，但从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后一直未能恢复。他认为，可以视本次总体性的战略对话为中美关系发展上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

　　对于双方人员的选择，袁劲东认为，曾做过贸易代表的佐利克风格比较务实，喜欢解决具体问题，美国政界对他的评价也不属于鹰派的新保守主义者，外交上手法成熟，比较能沉得住气。而在中法、中印等近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战略对话中，戴秉国也有积极的参与。可见双方对人员选择非常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认为，中美开始了制度性的战略对话，能够产生一种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在目前中美产生了很多的分歧和疑虑的时刻，而定期沟通渠道的增多和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建立，对两国关系非常有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国庆认为，除了这种政府对话之外，中美对话也应当向更广泛的民间方向发展，如近期举行的中美智囊对话等。以后也可以考虑开展各种社团、社会组织，甚至媒体之间的对话，建立中美的全面互信。

　　中美关系期待明晰定位

　　两国关系现在缺乏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位，这次会谈也可能成为两大国试图重新评估和确定两国关系性质的一个契机。

　　在克林顿第二任的后期，由于出现了南亚核试爆等因素，中美关系更趋接近，在1997-1998年时克林顿曾想在中美之间构筑一种战略伙伴关系，但相继出现了《考克斯报告》、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等事件，克林顿在国内也面临性丑闻的问题，此事遂被搁置。而布什在竞选时，就表示过要完全改变这种提法。

　　在“9·１1”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又得以接近，布什曾将其定性为合作、有建设性和开诚布公的关系。赖斯在今年上任之初的国会听证中曾说要和中国建立坦诚、合作、有建设性的关系。但最近随着中美之间问题的增多，美国高官近来频繁使用的是“复杂”，或者“全面但复杂”这一说法。赖斯在上月访华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使用的就是“复杂”一词。

　　袁劲东认为，必须从战略眼光来定性，以帮助各方判断对方的意图。如优尼科事件中，美国政界就存在着一种对中国意图的猜疑和误解，认为中国在打美国能源安全方面的主意。如果双方能更好地澄清意图，就可以避免误解。

　　袁劲东表示，中国对美国是有定性的判断的，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的“一超”地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动摇，美国势力在亚太的存在也是一个现实。中国承认这一现实，也承认其中的积极因素，因此在对双方有利的地方进行合作，在有分歧的地方加以澄清。

　　与此相反，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还没有定性，所以应当通过战略对话解决这个问题。袁劲东认为，美国对中国政策方向不确定的一个原因，是美国没有摆脱几百年来国际关系中大国盛衰轮回的思维框架。其实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也一直强调和平崛起的路径。

　　在8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佐利克强调，美国对于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应当在未来的几年里问自己，如何使中美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容易，防止出现障碍。我们还有机会确定下次在美国会谈的情况，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可以在今年晚些时候前往华盛顿访问，我们可以进一步加强两国外交部门之间的联系”。